從阿利斯斯普林斯到阿得雷德，縱貫澳洲的鐵路就算走完了。從這裡折往東南，下一站就是墨爾本。實際上，在阿得雷德就能夠看見印度洋蔚藍色的波濤了。阿得雷德是澳洲南海岸屈指可數的大城市，它自詡為澳大利亞最貴族化的城市。在這裡，鐘擺的節奏不像阿利斯那麼緩慢，而是同紐約、倫敦一樣又快又有力。萬綠叢中的港口城市，加上它大街上的名媛淑女，光是她們那些薔薇花瓣帽、粉紅網罩帽、頭巾式無邊帽就使外來人眼花繚亂了。這一切，小個子莫里斯都告訴了「將軍」，而且還告訴他，全澳洲和美洲的記者都將在這個以英王威廉六世的王后命名的城市裡採訪他。
他當然得有—次講演。他知道會有人拍下他的形像，記下他的語言，然後，把這些都印到歷史書中。演員在舞台上演戲，軍人和政治家在生活中演戲。他麥克阿瑟應該在這個戲劇性的時間和戲劇性的地點，說出一句震撼山嶽的台詞。
果不其然，車剛進站，黑壓壓的人群就包圍了列車，沖在前面的全是記者。麥克阿瑟從車門中擠出來，所有的目光和相機鏡頭部對準了他。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上將擺好了他慣用的姿態。儘管此刻羅馬的墨索里尼稱他為「懦夫」，東京的報紙管他叫「逃兵」，柏林的戈培爾說他是「腳底下抹油的將軍」，而科雷吉多爾的美國大兵為他編了一首順口溜——《戰壕中的道格》：「戰壕中的道格躺在岩石上，不怕飛機轟來炮彈炸。道格嘴裡塞滿了肥腸，他的士兵餓得貼脊樑。」他仍然把自己當成偉人，當成格蘭特將軍，當成威靈頓，甚至當成尤里烏斯·愷撒。「美國總統命令我突破日本人的封鎖線……我為了組織美軍發動反攻，暫時離開了菲律賓。」他講述了巴丹的苦戰，講述了守軍急切需要援助，講述了美國的價值觀點和偉大傳統。關於結尾的話，他曾經用很長時間思索過，早在穿越辛普森大沙漠的時候就細細地推敲。他要有一句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話，一種歷史性的演說結尾，一句能鐫刻在花崗石紀念碑上的詞語。他早把它想好了。他的目光透過人群，停留在遠方天邊的一點上，那是他想像中的巴丹。
他揮動手臂，大聲說：「I Came through，and I shall return。」
「我脫險了，我將要回來。」這句話就這樣載入了史冊，並且變成了千千萬萬人熟悉的語言。並不是每個人的豪言壯語都有書可載的。偉人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是一個行動者。他不屈不撓的行動使他的權力變成了動量，這動量又影響了歷史。這種動量無論朝那個方向，都影響了千百萬人的命運。
偉人又總是自我的。麥克阿瑟用心良苦地使用了I（我），而沒有使用We（我們），一字之差，用記者亞瑟·小施萊辛格的話來講，是「體現了愷撒式的語言」。而麥克阿瑟的反對者弗蘭克·肯萊的評論是：「愚蠢，華而不實，實在是句蠢話。」
「將軍」的部下們則解釋：將軍的「我」代表了「我們」。
真正的解釋權還是留給演說者本人吧。麥克阿瑟堅信，從今天——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五起，美軍在太平洋上的潰退開始減緩，從迴旋，等待，進而聚集，試探，最後將鋪天蓋地地向日本帝國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