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有到午飯的時間顧知非就已經喝得大醉了。他搖搖晃晃地走出了小酒館，被冷風一吹，酒勁立刻就涌了上來。好在身邊就有一棵大樹，於是他扶著樹榦把胃裡的東西一股腦地吐了個乾乾淨淨。
他坐進車裡，想了半天才明白自己應該去幹什麼。首先，他要把這輛吉普車還回去，然後乘坐明天早晨開往開縣的長途汽車返回訓練營。
59軍辦事處坐落在北碚區一處環境清幽、景色秀美的風景區內。半路上，顧知非在一個岔路口停了車。他的路線本應是直行，但路牌上的標識又讓他改變了主意。於是他把轎車拐向左側的岔路。這條路的前方通往梅花山。
他把車子停在了山腳下，沿著一道青石鋪就的小路拾級而上。這一天，重慶的上空陰雲密布，梅花山上連一絲風也沒有。空氣似乎已經托不住蘊含其間的越來越沉重的水分，似乎一場暴雨就要從天上潑灑下來。
顧知非記得，他第一次見到軍長也是在這樣一個陰霾瀰漫的日子裡。
自1930年軍校畢業後，他沒有像別的同學被分配到陸軍的某支部隊中，而是秘密地參加了一個由德國教官執教的情報官員訓練班。一年之後，他的畢業成績被當時的藍衣社頭子鄧文儀一眼看中，由此他被編入了由鄧文儀親自領導的調查課，自此他長達十幾年的特工生涯拉開了序幕。
當時，中日兩國的諜報鬥爭在華北地區達到了白熱化。顧知非被分到了鬥爭最激烈的天津站，他們的任務，就是嚴懲那些敢於和日本人合作的賣國賊，除掉遠離日本租界的日本特務。他們化裝成學生、工人，甚至地痞流氓，晝夜出沒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中，用手槍、利斧斬斷了敵人企圖四處伸展的觸角。一時間，日本人在天津的情報網被他們撕扯得支離破碎。
1935年，因為內部出了叛徒，導致了藍衣社在華北的大潰退。而調查課的首腦鄧文儀一年後也因為在西安事變中站錯了隊而遭到政治上的放逐。
作為一個小人物，顧知非度過了他人生最潦倒、最晦澀的兩年，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
雖說中原大戰之後，所有的地方軍閥都站在了南京政府的軍旗之下，但以黃埔學生為主的中央軍還是難以把力量插到地方部隊的內部中去，儘管中央政府千方百計想做到這一點。
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出現在了徐州會戰的前夕。
年底，掌握著山東數十萬兵馬的原西北軍將領韓復榘不戰而退，致使日軍板垣師團輕鬆越過黃河、泰山天險長驅直入。一時間，國軍部隊陷入了來自淞滬和山東的雙重壓力。在輿論的配合下，中央政府的政訓幹部順利地進入各地方部隊。除此之外，中央軍還向各參戰部隊派出了督戰隊。顧知非就是以督戰隊長的身份進駐到了整裝待發的59軍。
報到的那一天，他們軍服筆挺、皮靴鋥亮，手上戴著雪白的手套，肩上挎著先進的德式武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無數衣衫襤褸、足蹬草鞋、身背大刀的將士。無數道充滿敵意的目光射到了他們的身上。人群里有聲音說：滾回去！我們59軍沒有孬種，不要督戰隊！同樣的聲音旋即從四面八方響起，很快就讓他們陷入了憤怒的海洋。
在最初的日子裡，沒有一個人和他們主動說話。但顧知非並不恨他們，他知道，作為一個軍人，督戰隊的存在意味著一種恥辱。他一點都不喜歡這個工作。雖然他曾經在天津親手劈開親日分子的頭顱，但是即使這些軍人們之中有人因為恐懼而退縮，他也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有勇氣開槍。
據說部隊遲遲沒有開拔的原因是在等候即將上任的軍長。在一個陰沉沉的午後，他聽到外面有人喊：「軍長來了。」作為督戰隊隊長的他當然要去露個面。
軍長沒有在司令部的會議室里，而是站在場院里一群士兵的中央訓話。他個子極高，肩膀很寬。
「……國家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大家說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人不團結！善於私鬥、怯於公斗，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所以說，今天的危局都是我們軍人造成的，這是軍人之恥！我今日歸隊，就是帶著大家找一個為國而死的地方。」
十幾天後，為了馳援龐炳勛的40軍，59軍在沂河東岸直撲板垣師團。戰鬥一開始就達到了高潮。部隊傷亡極大，連、排長統統換了一個遍，將士們殺紅了眼，沒有一個人臨陣脫逃，軍長高高的身影，一直佇立在前沿指揮部。
顧知非和他的督戰隊徹底失業了。
到了戰鬥的第四天，顧知非把隊長的職權暫時委任給另一個人，但他卻被隊員們死死拉住。他將兩個人踹翻在地，怒吼著說，一切後果都由他來承擔。大家說，要承擔就一起承擔吧，於是幾十個督戰隊員像出籠的猛虎直撲到了最前線。
第七天的凌晨，最終是號稱「鋼軍」的板垣師團動搖了。他們丟下了數千具屍體倉皇而退。
站在早已被鮮血染成了紅色的沂河水中，顧知非很想抽一支煙。可由於幾番廝殺都是在河水中進行的，他從口袋中掏出的紙煙盒早就成了一團不易辨認的東西。忽然從身後遞過來一支煙捲，顧知非回頭一看卻發現是軍長。
「我也只剩下這一支了，讓給你小子吧。」
周圍響起一片笑聲，許多人都看著這一幕。從那時起，顧知非才真正成了59軍的一員。
即使他後來調到了重慶，也一直保持著和59軍的聯繫。駐重慶辦事處的人有時會給他打電話，說咱們59軍又在哪裡打了勝仗、在哪裡取得了大捷。顧知非得到的消息總比戰報來得更快更詳細，快樂之餘他也始終擔憂著軍長的安危。軍長平日粗衣糙食，但每逢大戰，他總是穿著將校呢的軍服堅守在前沿指揮所。任憑下級僚屬怎樣苦勸都不為所動。人們都知道，因為曾被人誣為漢奸，他心裡一直埋藏著深深的苦痛。他也常常流露出非死不能謝天下的念頭。
1940年五月下旬，他又接到了辦事處的電話。他聽不清，因為對方泣不成聲，幾乎無法說完一個整句。最後他才明白，軍長沒了。他像一個普通的士兵，死在最慘烈的肉搏戰中！
墓地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塊林木環繞的平地上。花崗岩構成的墓丘的前面有一塊同樣材質製作的墓碑，上面是馮玉祥將軍親筆題寫的碑文——「張上將自忠之墓」。
顧知非來過很多回了。這一次，他發現墓碑下面擺放著幾束野花。他仔細看了看，那花分明是採摘了不久，很新鮮的。他向四周望了個遍，可梅花山上似乎只有他一個人。
大雨很適時地落下來，顧知非抬起頭來，讓雨水衝去了他滿面的淚水。
第二天早晨，在登上長途汽車之前，顧知非已經默默地把幾個盯梢的從候車的人群中一一找了出來。這些人似乎並不介意被識破，在開車的一瞬間，他們同時轉身離開了車站。或許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告訴顧知非，他猜對了，乖乖地回開縣是最明智的選擇。
汽車遠遠駛離了重慶的市區，再往前走就要爬上盤山公路了。顧知非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告訴司機他要下車。
他花了兩個小時才走回市區。他找到了一個電話亭，撥通了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的電話。
「哪一位？」項童霄的聲音從話筒里傳了出來。
「是我，我要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