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世寧一從辦公大樓里走出來，就發現正前方有兩道目光直勾勾地盯著他。那是一個憲兵軍官，站在一輛打開了後門的轎車旁邊。那輛車並不是他的車。
他既沒有示弱也沒有表現得過於強勢，而是有禮貌地點了點頭，打算從車尾繞過去。
「先生，請您上車。」憲兵橫跨一步伸手攔住了他。語氣客氣，但不容違抗。
「去哪裡？」
「不知道，這是機關長的指示。」
譚世寧什麼也沒有說，他彎腰鑽進車裡。軍官關好車門後從另一側上了車坐到了他的身邊。車的前排除了司機還坐著一個憲兵軍官，看得出來，他的體格絲毫不比身邊這個差。
譚世寧把公文包平放在膝頭，身子懶懶地向後靠在座位上。車開了沒一會兒，他的眼皮就不由自主地閉上了。
「這是一次試探還是徹底暴露了？」「更夫」默默地思索著。他不止一次想到了暴露之後的結局。能夠確認的就是，一旦這種情況出現，那麼寺尾就會選擇一種悄無聲息的方式將他抹掉。
自從他被寺尾正式接納，他就成了機關長的私人財產。儘管他在重慶軍方的履歷和情報工作不太搭得上邊，按理說更應該在司令部作戰處任職，但寺尾態度非常強硬地將他留在了特務機關里。他給了他一個薪金待遇各方面都不錯的裝備科長的職務，同時還讓他在司令部作戰處掛了一個顧問的頭銜。從那裡他還能領到一筆不菲的額外津貼。
每逢日軍籌備規模大一些的軍事行動時，他都會放下手頭的工作到作戰處幫幾天忙。關於國民革命軍一些軍師級單位的人員組成、武器裝備、部隊長官性格愛好，以及他在作戰部的種種見聞，事無巨細，他都在「投誠」初期，盡其所知地以書面形式寫了報告。但是誰都知道，再怎麼詳細的書面報告也是死的，不會和人的頭腦相提並論。作為顧問，他不會被允許出席會議，但通常要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大部分是報告中提過的，只是當時寫得比較粗略。
比如說，他們突然對曾經發生在重慶軍政部會議上的一次爭吵感興趣，詳細地詢問使余程萬和胡璉這兩位將軍產生矛盾的根源，是於公還是於私？是新仇還是舊恨？
某年某月，34師在大日本皇軍強大的攻擊下，被迫放棄陣地，還記得當時該部隊的傷亡比例嗎？
川軍劉樹成部行動迅速、機動性強。通常他們在夜間的山路上的行軍速度是多少？
……
「更夫」明白，這些問題包含著豐富的潛在的含義：第一，他們在估算攻擊余程萬部時，相鄰的胡璉的增援決心和力度有多大；第二，34師將作為他們的主攻方向，他們在計算使該部隊意志崩潰的傷亡率需要達到多少；第三個問題要複雜些，有可能在考慮對劉樹成部實施合圍，也有可能是要玩弄他們慣用的圍點打援的戰術。
對於不知道的他不會掩飾，但是答得出來的卻都是據實相告。在這些事情上沒有必要隱瞞，因為他知道，這些雜亂繁複、突然性極強的信息是不可能被謊言編織得無懈可擊的。況且他提供的情報難免會和來自其他渠道的情報做交叉比對。稍有疏忽，就可能使自己陷入前後不一、自相矛盾的困境。反正，從軍事會議結束到戰役打響還有相當長的一段準備時間，足夠他將情報傳遞給曲國才了。
日本人不是傻子，他們知道通過這些問題他完全能夠分析出其中的戰略價值，但是他們信任他。這不僅僅是因為「老闆」將他的情報透露給軍方的方式很巧妙，也是被三年前那次摧毀「鐵拳」的完美行動所證明了的。從那時起，寺尾謙一機關長對他的可靠性最終做出了不容置疑的確認。
所以在寺尾的意識里，他絕不能出問題。否則，寺尾本人就會成為軍界的一出悲劇，或者一個笑話，這就是他一直不能放手的原因。從某種程度上講，「更夫」的生命和寺尾的，至少是政治生命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他睜開眼睛看了看窗外，車子已經駛出了城。滿眼是一片蕭瑟的、令人傷感的枯黃，也許他們是在尋找一片人跡罕至的小樹林。他們會把他拖下車，拖到樹林深處，從後腦勺開一槍。有可能使用駁殼槍，但絕不會是「南部十四」手槍。子彈將證明刺殺者是抗日分子，跟日本人毫無關係。
譚世寧扭頭看了看，押車的憲兵軍官表情嚴肅冷漠、一點也沒有要交談的意思，於是他打了一個哈欠，再次閉上眼睛。
真到了那一步，他相信自己是能夠做到從容赴死的。在這個世界上，他沒有什麼牽掛也沒有什麼留戀的了。有時，當他被緊張情緒壓迫到極限的時候，他甚至渴望死亡的來臨。至少，那樣他就可以見到父母和妹妹了。說起來有點可笑，當初他從軍的原因，是想讓家裡人不受欺負。
他出生在江蘇宿遷附近的一個鎮子上，家境也還是不錯的，但是他的童年過得並不快樂。因為總是被同族的孩子們欺辱、追打，他甚至不敢跨出家門。稍大一些，他才知道，當年父親因為田產的事情與大堂伯一度鬧到對簿公堂的地步。
後來，大堂伯當了族長。
他是一個懂事、早熟的孩子。當他看到參加完宗族會議的父親滿面鐵青渾身發抖地躺在床上，看到在嬸子大娘們指桑罵槐聲中母親拉扯著小妹驚慌失措地跑回家中掩上大門的情景……他就發誓，一定要發奮讀書、要出人頭地。
十八歲的時候，他考上國立東南大學，還特意選擇了法學院。然而，隨著眼界的開闊他後悔不迭。在這個軍閥混戰、綱紀無存的年代裡哪有法律的容身之地。毫無背景的他，畢業之後除了做教師就是做律師，二者皆與出人頭地相差甚遠！
1927年，北伐軍擊潰了盤踞在江浙地區的直系軍閥孫傳芳。由於軍中急缺文職人員，因此南京城的主要大街上都張貼了招收文化青年參加革命的告示。他對薪金的數目毫無興趣，令他動心的條款是：「中學以上學歷者，入伍之後，即為軍官待遇。」連一絲猶豫都沒有，他脫下了長衫換上了軍裝。
三年之後，他一身戎裝地回了一趟家。不但腰裡別著手槍，身後還跟著一個提箱子的勤務兵。後來，父親在來信中要他放心，因為再也無人敢於隨意欺負他們一家人了。族長的態度是敬而遠之，而昔日那些見風使舵、欺軟怕硬之徒更是主動搭訕、曲意迎奉。
接到信，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們哪裡知道，他此時不過是團部一個少尉書記官。身後的勤務兵也是他花了兩塊大洋僱傭的一個省親的同路士兵。像他這種出身，在軍界也就只能做到參謀。帶兵打仗、殺伐決斷的都是保定、雲南、黃埔的正規軍校畢業生。北伐結束後，很多黃埔後期的畢業生都因無法分配而失業。他能夠保住飯碗，完全得益於自幼養成的踏實肯干、寡言少語的良好習慣。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開始暗暗擴充軍力。他的職位也慢慢升到了上尉參謀。由於部隊調防頻繁，他也一直沒有機會結婚成家。其實他長得還是蠻不錯的，挺拔的身材，俊朗的面容，只是稍顯瘦弱，書生氣也太濃厚了一些。
事情發生在他二十九歲那年，那時他已經是團長的副官。在一次軍官聚餐會上，突然來了幾位穿西裝的人。經驗告訴他，中間那個人應該是個大人物。果然，他看到團長殷勤地走上前去，主動問候人家。作為副官，他當然要跟在團長的身後。那個大人物只是禮貌性地和團長寒暄了幾句，目光卻一直在他臉上打轉。更沒想到的是，隨後這個人卻問起了他這個小副官的姓名、學歷和籍貫。分別時還主動和他握了握手。這一幕讓在場的很多人都很驚訝，也讓團長的臉色有些難看。
但是沒過幾天，團長的態度突然好得出奇，好像他成了團長，而團長變成了副官。又經過幾天的鋪墊和醞釀，團長終於在一個晚上單獨向他交了底——他要為自己的副官做媒人。
女方他見過，人漂亮，讀過洋學堂，最合他們這些喝飽了洋墨水的文化人的心意。
「知道她的哥哥是誰嗎？」團長的臉上洋溢著興奮的紅光，「就是上次在軍官宴會上的那位長官啊！」
他聽到這裡才恍然大悟，早在宴會結束前他就知道那個人是誰了。這個人直到今天依然聲名顯赫，只不過，現在一想到他的名字就覺得堵心。老實說，當時他的心境也是茫然遠多於興奮的。
就這樣，他懵懵懂懂的，在同僚們嫉妒得發紅的目光中訂了婚。父親回了一封信，說這一定是祖宗修下的德，簡直就是攀龍附鳳。他要求兒子萬不能讓媳婦受一點委屈，要對人家溫良恭儉讓……而他也的確是這樣做的。他的本性就是一個恬淡、安靜的人，本性使然多於對她家族的敬畏。
她的容貌也算得上是上等了，站在一起也的確讓人們覺得他倆很般配。在喜宴上他喝多了，在氣氛的烘托下他一度興高采烈。
記得每次探家時，母親嘮叨完他的婚事後，總是囑咐說，一旦將來在外面成了親，第二天早上一定要檢查一下床單。落了紅才能證明新娘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