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雷爾神甫在紙板搭成的簡易棚里度過了1999年的最後一夜，接著被一個居無定所的可愛的遊民叫醒，和他一起分享了他的紅葡萄酒。後來，多虧了一個推著裝著她的全部家當的小車的流浪女人的幫助，又臟又冷的科雷爾找到了往伊西一勒一穆里內的方向。一個司機最後同意讓這個奇怪的迷路的外國人搭了便車，神甫才得以回到旅館，他要求老闆允許他先暫住幾天，那天老闆正好在，而且還算好說話。他解釋說，他的所有證件、旅遊支票和現金都被人搶了，但他的行李箱里有足以證明他說的是實話和他在悉尼所從事的職業以及他的神職的見證：一本《聖經》。因為他從前一天就失蹤了，所謂的行李也已經被搬到一間儲藏室里有很長時間了。
他走進房間，打開行李箱，取出《聖經》——這個版本他還親自修訂過一部分，增加了幾張手寫的內容為了照顧信徒的情感——他把手按在燙金的書名上，說：「我發誓我會付錢給你們的。我發誓！」
老闆安排他住在一個邊上的小房間里，允許他一直住到澳大利亞大使館辦事處開始辦公。科雷爾能沖個澡，重新穿上他隨便帶來的衣服，這讓他想起他的職業服裝：黑褲子、黑上衣、小小的自領子。這身打扮他會受到人們普遍的尊重。老闆借給他一個電動剃鬚刀。他重新回到大廳，鬍子颳得很乾凈，手上拿著《聖經》，穿得就像神的僕人一樣。
「您應該餓了。」老闆說。
「很餓。」科雷爾回答，「如果您能這樣提供我食物，一直到星期二，我保證上帝會對您施與的每一片麵包都加倍償還的。」
「和您在一起的有一位女士，我想問，在另一個房間里的。她怎麼樣了？您知道嗎？」
「唉，我們被人群衝散了。那是一個難以慰藉的寡婦。她應該在什麼地方住下了吧。法國人都是如此好客……」
老闆忍住不笑。
「您覺得好笑？她的不幸？」
「不。我只想證明您是否在撒謊。您的寡婦恐怕已經擦乾了淚水。一個法國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好客吧，送她回來取行李。他們看起來很相配。」
科雷爾露出一絲不屑。不過分，就必要的那麼一點。
「她是絕望的，我向您擔保！我相信她會回這裡來的，不然會打電話給我讓我和她會合。陪她一起來的男人肯定是她丈夫的老朋友。」
「她欠我的錢，您的寡婦，法國人已經替她付清了，用支票付的，支票上有地址。您想知道地址嗎？」
「儘管我天生謹慎，但我不反對您告訴我地址。她問了我的消息嗎？」
「她沒有太堅持。當我告訴她我不知道您在哪兒的時候，她好像鬆了口氣。」
老闆走了，接著拿著支票回來。
科雷爾辨認著丹尼爾·加斯帕的名字和地址。
「離這兒遠嗎？」
「要乘地鐵，換三次車。您每次只要問一問，別人會告訴您的。如果您餓了，您在走廊盡頭的廚房能找到麵包、香腸、乳酪。您還可以煮杯咖啡。」
「其他客人呢？」科雷爾問，「他們在哪兒？」
「大多數客人都在睡覺。夜裡都累壞了……」
「幾乎沒有聲音。」
「但我們全在這裡。告訴我：在澳大利亞，人們也相信世界末日？」
「所有個人災難都被看成是世界末日。」科雷爾說。
「您的回答很高明。隨便怎麼理解都可以。您期待什麼？」
「一個星球爆炸。」
「一個星球？」
「一個吞滅一切的巨大火球。」
「您搞錯了！」
「幸好。」科雷爾回答。
「那麼，現在就積蓄一點力氣吧，也有黃油。蘋果也有。有一整箱。」
一個男人，神情黯淡，走進旅館，經過總台時要了鑰匙，接著慢慢地上了台階。
「這是個很好的顧客。」老闆低聲說，「他每個月來一趟巴黎。他也說一大堆關於世界末日的故事。他害怕別人嘲笑他失敗的預言，但我什麼也不說。這就是外交！」
科雷爾向廚房走去，坐在一張擺滿食物的桌子前面。吃飽後，他睡了一個下午，晚上他就出發去找雪莉。
他在熱鬧的街上走著，愛玩的人又恢複了玩的熱情。他白色的領子，儘管白色有點臟，讓他看上去與眾不同。他換了兩次地鐵，重新回到地面，接著走路。他的口袋裡只剩下兩百法郎。他走進一家酒吧，要了一杯甜烈酒。一杯下肚，他又要了一杯朗姆酒，一片檸檬和更多的糖。他美美地呷著杯中之物。支著吧台，從高高的凳子上，他注視著顧客。他希望有人請他坐到哪張桌上去，和一些淳樸的人一起喝酒說話，他們可能能聽懂幾句他的澳大利亞英語。他自己也會幾個法語單詞，像「仁慈」、「節日」、「2000年」、「地獄」和「上天」。他會讓別人開心幾分鐘的。
但儘管他笑得很燦爛，沒人注意到他。
他失望地走出酒吧。他遇到三個在一個大飯店的垃圾箱旁邊安頓下來的流浪漢。他們很快地合計了一下，隨後請求科雷爾拿一塊牌子，牌子上寫著大大的字是募捐。一個現在淪為「無固定住所」的前公司職員用他會的幾個英語單詞告訴他牌子上寫的句子是為了喚起上帝的存在。事實上，瓣板上寫著：「我餓！」
他猶豫了一下就接受了，他很快發現巴黎人心腸不錯：一個簡單的召喚上帝的存在就讓他們打開了錢袋，他想。
他把募到的錢交給流浪漢，問他們這些錢是交給哪個教堂的。那個能說—點英語的人向他解釋說所謂的教堂離這兒不太遠。神甫本可以做他們的搖錢樹，但很快想到他所從事的行業：最好放了他。他們這樣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