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正醇走出那道電網密布的高牆時，顯得很老，皺紋滿臉，背佝僂，歲月帶給他的禮物不僅是蒼老，還有病痛纏身。曾經矯健的身姿、輕盈的步伐，都成了昨日的記憶，今日的他，迎風顫巍、步履蹣跚——老了。
不僅身體老了，記憶中的世界也老了，視野內的世界卻是新的、陌生的，甚至還有很多難以名狀的危險：
過馬路，他有被車撞到的危險；上公車，他有被擠到的危險；爬樓梯，他有摔倒的危險；進澡堂，他有滑倒的危險；進戲院，他有隨時暈厥過去的危險……
真老了。
若哪一天，一覺就睡了過天，那對他而言，是再好不過的結局了。
說真的，對於一個在高牆大院內生活了整整27年的人來說，外面這個嶄新的世界，他真的很不適應，何況是住在遠離故鄉的北京。
人老了，活動範圍少了，閑得沒事，就愛回憶，時而是年輕時的事情，時而近年的經歷，東一塊，西一塊，雜亂無章：
入監那年是在1949年初，那時淮海戰役剛剛結束，作為國軍中將情報參謀，他無可避免地成為了戰俘，也是在那一年，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中國大陸存在了22年的國民黨政權，在人民解放軍摧枯拉朽的攻勢下，轟然倒台，一個新的國家成立了。
再往後，外面的變化，他就只能通過廣播和報紙來了解，那口頭上的東西和字面上的東西，都沒有他在外間看到的、聽到的來得真切。
對自由的渴望，伴隨了他整整27年，妻離子散，天倫永隔，那是一種無盡的心痛。這一切都是緣於他那段當過軍統特務的歷史，讓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避不開衝擊，反覆地寫交代材料，反覆地坦白罪惡：舉凡他做過的他都認了。唯有一件事，那是在1967年，一個專案組進駐撫順戰犯管理所，要他交代向日偽特務出賣幾名中共地下黨的罪行，他就堅持不認了。
沒做過！就是沒做過！
下場是可想而知的，戴卨帽子、剃陰陽頭、坐噴氣式飛機……種種精神上及肉體上的折磨都受過了，他都始終未改口。
他真的感覺很冤！
一次尋思不開，他上了吊，被人發現得及時，還沒到閻王爺跟前簽到，就被拉了回來。諷刺的是，救他的人不是醫生，而是那幾名專案組成員……說真的，剛張開眼那會兒，他真的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對他的審查結束了；悲的是，他還得繼續待在監獄裡。
用九年的時間來想一件事，會是什麼滋味，沈正醇最清楚。
這還不算完，出了監，他還得繼續想。
帶著傷痛的冥思苦想，註定會撕裂一道道傷疤，與沈正醇所想要的真相，距離是越來越遠，唯有當年的知情者，才知道實情。
沈正醇去找了第一個知情者錢蘊盛，運氣還不壞，一找就見到了。但情況卻不樂觀，十年政治運動，讓這位起義將軍，變得十分沉默寡言，問十句能答一言半句，就已經很好了。
為此，沈正醇一針見血指出：那是你的親表弟，不是我的表弟，你願意他就那樣離奇地……失蹤還是死亡？哪個詞，他還真不知道，專案組成員沒跟他提到過夏正帆的名字……
夏正帆不是我表弟！
錢蘊盛的這句話，讓沈正醇窒息，讓他眼前一黑，讓他腿一軟就跌坐在地上——
等他找回自己的聲音，決然說，「這不可能！」
錢蘊盛坦然說，「是真的，他不是我的表弟，名義上是，血緣上沒一點關係。當年，我把他從戴笠手裡救出來，是受人之託。」
沈正醇追問，「誰？」
「這還重要嗎？你已經知道得夠多了，或許，你該問你的記憶，要不就是你那些特務處北平站同事，藉助一下他的記憶。」錢蘊盛暗示道。
「我該問誰？」
特務處北平站的老人還在世的，除了趙行曼，就是成理君，一個留在大陸，一個去了台灣。
「我什麼都沒說！」錢蘊盛眼中閃爍著狡黠的光芒，指了指牆上的地圖上那個地名，「塵歸塵，土歸土，事情的本源，該有個結果了。」
第二個知情者是趙行曼，沈正醇找起來就費力了。趙行曼的遭遇，比之他就差得遠了，建國初期，捲入一樁冤案，幾進幾齣監獄，至今都還不是自由身——上海郊外修地球的農民中，有這麼一號人。兩人見面，都有種恍若隔世的感覺，發生在幾十年前的事情，不是變得清晰了起來，而是更混亂了——互相一問才知，都不知道夏正帆的下落。
「錢蘊盛說，他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才認識了夏正帆，這件事，你怎麼看？」
「你都知道了？」趙行曼愣怔了一會，方才緩緩說道，「你還記得，那個晚上嗎？你和我一起去見夏正帆的那個晚上？」
「記得……」
沈正醇埋頭深思，他需要整理一下思路，從那個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的事說起：
1934年，杭訓班的部分學員，參加過四·一大會後，發生了一次叛逃事件。起因則是，這些學員突然間明白向己加入了什麼樣的組織，並知道自己即將成為特務後一下子都不幹了。都是些曾在街頭鬧過學生運動的健將，有文化，有見識，有膽量。特別是膽量，促使了他們集體叛逃。那是一次失敗的叛逃，一開始就有人告密，一個都沒跑掉，多數人受到了嚴懲，蹲監，乃至失去生命；只有幾個人僥倖無事。這種事，在之前的各期訓練班都存在，並不是個案，我作為當時的教導處處長，也就未把這事放在心上。但突然有一天，我和夏正帆有了聯繫，夏正帆是叛逃事件的參與者之一，更是領頭者，奇怪的是，他不但沒丟性命，也未被關監，只是被軟禁了。原因是因錢蘊盛而起，錢蘊盛出一個全駁殼槍窪隊的人馬，與戴笠作交易，說要他的表弟，戴笠欣然同意了交易。放人，是我親自去放的，夏正帆可以獲得自由了，卻不走了……
夏正帆態度的轉變，就與趙行曼有關了：
早在夏正帆歸國之前，他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受共產國際情報機構的派遣，打入岩井公館。也許是造化作弄人，他又受岩井的指派，打入了國民黨特務處杭州訓練班二期。也許是那個時候夏正帆年輕氣盛，遇事不冷靜，頭腦一發熱，就參與到了叛逃事件中了，我當時任杭訓班外文教員，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獲悉夏正帆的真實身份，就趕緊與組織上聯繫，設法營救，這就有了後來錢蘊盛出面一事……
沈正醇的年紀雖大，思維卻依舊敏捷，「請等一等，你說是偶然的機會，才得知夏正帆的真實身份，那你能不能告訴我這個偶然，是不是另有他人……」
「這個，恐怕我就不能再說了，你知道我們的紀律，不該說的不說，請原諒。」趙行曼閃爍其詞。
聽是婉轉的拒絕，值得人玩味，沈正醇是干過特務的人，怎會聽不出弦外之音，瞭然道，「我想我知道得夠多了！」他覺得自己該猜到那個導致偶然的人是誰了，也是他打算找的第三位知情者雷琬。
最不容易找到，且可能性最小的，便是這第三位知情者，她是失蹤者。
失蹤意味著什麼，是生死未卜。
就算是活著，茫茫人海中，又該上何處去找這麼一個人，在大陸肯定不好找，以沈正醇的身份，別人肯定拿有色眼光看他，別到時候被誤解成有不軌之心，他這剩下不多的時日期就全完了，若再要他回到那四方之地，他情願去死。在呢？不好找，原因如上。若是死了，就只有一個結果，夏正帆的去向就永遠是一個謎了……
或許，他一開始就不該將雷琬視作知情者。
帶著失望的心情，他回到了北京，做起了任何一個老年人都會做的事——回憶。
冬去春來，一年又一年。
窗外的槐樹葉綠了又黃，黃了又綠，時間車輪帶著沈正醇走進了1986年，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頭，一部名叫《血戰台兒庄》的電影，第一次將國民黨軍正面抗戰的事迹搬上了銀幕，也讓沈正醇自1949年以後，頭一次走進了電影院。
他激動、他顫抖、他笑、他哭、悲中有喜，喜中有悲。以至於他走齣電影院，逢人就講：共產黨胸襟博大，了不起！能公正地看待歷史，了不起！
這樣的話，他一直說到回家，也引發了號啕大哭，哭他死去的親人，也哭他自己，哭得比聽到抗戰勝利還高興且傷心……
哭過一場，心底的那個疑問再次被勾起了，夏正帆在何處？
帶著這個疑問，他去找了錢蘊盛，冀望對方能給一個解答，這次錢蘊盛爽快地說——他不知道！還是這句不著調的話，他可不答應了，轟著錢蘊盛拄著拐杖和他一起去了電影院，再看了一次同樣的電影。
出了電影院，淚流滿面的錢蘊盛，對同樣淚眼婆娑的沈正醇說：想知道他的下落，你其實可以去他的老家問問。
「我去過了，那裡沒人知道。」沈正醇答。
「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