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愛的讀者，看起來我欺騙了你們——雖然，事實上你們對我而言，並非非常親愛，不管怎麼說，我已經煞費苦心地避免欺騙你們，哪怕是一絲一毫。那就是說，我沒撒謊。至少沒有向你們撒謊。也許這就要看如何解讀了。舉例來說，「我是弗雷德里克·蔡斯」與「讓我來告訴你吧：我的名字叫弗雷德里克·蔡斯」——我記得在第一頁上我是這樣打字的——之間，就有天壤之別。我說過在邁林根躺在石板上的那具屍體就是詹姆斯·莫里亞蒂了嗎？沒有。我只是說，很確切的，那是掛在死者手腕上的標籤所寫的名字。到現在為止，你們應該不會沒注意到，我，你們的講述者，就是詹姆斯·莫里亞蒂教授。弗雷德里克·蔡斯只存在於我的想像中……也許還有你們的想像中。你們應該不會吃驚吧。這兩個名字哪一個出現在封面上？
一直以來，我都謹慎地做到公正，即便只是為了自娛自樂。我從未描寫過自己未感受到的情緒，甚至於我讓你們知曉的我的夢，也都是如此。（弗雷德里克·蔡斯會夢到在萊辛巴赫瀑布溺水嗎？我不這麼認為。）我完全照原樣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見。我的確喜歡埃瑟爾尼·瓊斯，甚至在得知他已婚後，我還試圖阻止他繼續辦理這個案子。我確實覺得他是個能幹的人——雖然很明顯他有他的局限。例如他那次偽裝的嘗試就是可笑的。在我們出發去布萊克沃爾灣的那天，當他打扮成一個海盜或漁夫出現時，我不但認出了他，還得努力不讓自己大笑出來。我用心地記錄下每一句話：我自己的和其他人的。也許我有時會被迫迴避某些細節，但是我沒有添加過任何無關的事情。你們也許會想，這是一場用心策劃的遊戲，但我發現寫作這事真是沉悶乏味——所有那些花在敲擊打字機上的時間，已經被證明不值這八萬零兩百四十六個詞（我有一個特別的本事，就是邊打字邊數數，並且記住打了多少字數的能力）。有幾個鍵卡住了，而且字母「e」字跡太淡，以至於無法辨認。有一天，有人必須把這整篇玩意兒重新打一遍。我的老對手夏洛克·福爾摩斯真是幸運，他有華生做他的冒險事迹的忠實記錄者，但我就負擔不起這樣奢侈的做派了。我知道，即便有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這書也不會出版。這就是我的職業特性。
我必須親自解釋。我們一路如此一起走來，分道揚鑣之前必須達成共識。我累了。我覺得我已經寫得夠多了，但是即便如此，還是有必要回到開頭——真的，甚至還要早些——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起來看。我想起了克里斯蒂安·馮·埃倫菲爾斯在他那本極具吸引力的著作《格式塔的特性》中提出的格式塔理論——我在去邁林根的火車上，碰巧正在讀這本書——它質疑大腦和眼睛之間的關係。有一種很普遍的視覺錯覺。你以為你正看著一個雙燭台。然後，走近細看，你發覺實際上那是兩個面對面的人。在某些方面，這就是一個類似的運用，雖然沒有這麼細微。
為什麼是我在邁林根？為什麼偽裝我自己的死亡是必要的？為什麼我和埃瑟爾尼·瓊斯督察見面，並成為他的旅伴和朋友？嗯，讓我把電燈打開，再倒上一杯白蘭地。好了，我準備好了。
我是犯罪界的拿破崙。夏洛克·福爾摩斯第一個這麼稱呼我，要承認我對這個稱呼非常得意，就太不謙虛了。不幸的是，當1890年接近年底時，我還一點不知道我的「聖赫勒拿島的流放」正要開始。福爾摩斯講述的有關我生活的幾個粗略情節基本上正確，我無意在此對它們詳加擴充。我的確是兩個男孩——雙胞胎——中的一個，出生於戈爾韋的巴利納斯洛鎮上一個體面的家庭里。我的父親是一位大律師，但是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他開始和「愛爾蘭共和兄弟會」有染，他知道這也許會把自己置身於危險中，所以決定把我和我兄弟送去英格蘭完成學業。我來到了沃丁頓的霍爾學院，在那裡我在天文學和數學上的表現出類拔萃。從那裡我去了科克的女王學院，師從偉大的喬治·布爾，在他的指導下，我在二十一歲時，發表了針對二項式定理的論文，我可以自豪地說，這篇論文在整個歐洲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結果我被一所大學任命為數學教授，那裡是一個大丑聞的事發地，這個醜聞將改變我的人生軌跡。我不準備詳細闡述這醜聞的確切性質，但我會承認，我對所發生的事情不感到驕傲。雖然我的兄弟站在我一邊，但是我的父母再也沒有和我說過話。
「可是，這個人具有最惡魔般類型的遺傳傾向。他的血液中流淌著犯罪的氣質……」
這就是福爾摩斯——或者是華生——寫的，但他們錯得離譜，如果我的雙親讀到它，他們會深感羞辱。他們如同我說的，是令人尊敬的人，在我那悠久的家族史中，家族成員從未有過一丁點兒行為不當。我的讀者們也許會覺得這難以置信，一個普普通通的教師會認真考慮改行從事犯罪行當，但我向你保證事情就是這樣的。那個時候我正在伍利奇做私人家庭教師，雖然我確實有幾個學生是附近皇家軍事學院的學員，我可不是有人聲稱的「陸軍教練」。其中有一個可愛的用功學生，名叫羅傑·皮爾格雷姆，他先是因賭博而債台高築，而後交上了一幫時髦人。有一天晚上他極其苦惱地來找我。他害怕的不是警察——而是他自己的那伙人，為了他們認為皮爾格雷姆所欠的一小筆錢，對他翻了臉，皮爾格雷姆真的相信自己會被大卸八塊。我有點猶豫，但還是答應代表他出面調解。
就是在那時，我有了第二次改變自己生活的發現，也就是那些最底層的罪犯——小偷、竊賊、造假者和騙子，他們是倫敦的瘟疫——都愚蠢得不可救藥。我以為我會害怕他們。結果，我感覺到，即便在一群綿羊中走過也要多一些焦慮。我立刻看出來，關鍵是他們缺乏組織，而作為一名數學家，我天然地適合這項任務。如果我能像賦予二項式定理那樣，賦予他們的惡行同樣的規則，我就可以聚集一股能對抗世界的力量。我要承認，雖然一開始我感興趣的是智力的挑戰，我已經開始想到個人的利益了，因為我逐漸厭倦了緊巴巴的日子。
我花了三年多一點的時間去成就我的目標，也許有一天我會描述這個過程，儘管老實說這不太可能。除去其他的顧慮，我從來不是一個自吹自擂的人。隱姓埋名一直是我的格言——畢竟，警察怎麼會去追蹤一個他們連他的存在都不知道的人呢？我只是說，羅傑·皮爾格雷姆和我待在一起，給我提供了實在的支持——就是勸說——那偶爾是有必要的，雖然我們很少訴諸暴力。我們不會用克拉倫斯·德弗羅和他的團伙那種殘暴的手段。我和羅傑成了親近的朋友。我是他婚禮上的伴郎，我仍然記得他的太太生下他們第一個孩子喬納森的那天。就這樣，我們來到故事的開始。
1890年臨近年底時，我非常舒適，並且自信自己的事業將會持續蓬勃發展。倫敦沒有一個罪犯不為我工作。一路走來不可避免地有殺戮流血，但是事情已經解決，所有的一切都已經過去了。哪怕是最卑賤、最膽小怕事的罪犯，也都對能在我的保護之下幹活而富裕起來表示感激。是的，我從他們的收穫中拿走了很大的一部分，但是當情況變得對他們不利時，我總是在那裡，爽快地為他們付保釋金或辯護費用。我也可以非常有用。一個撬門掘洞的盜賊想要銷贓嗎？一個詐騙犯想要一個假的鑒定人嗎？我把他們帶到一起，給他們打開不止一種門路。
當然，還有夏洛克·福爾摩斯。世界上最偉大的諮詢偵探當然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奇怪的是，我從來沒有過多地去想他。難道我和那個荒謬的馬斯格雷夫典禮，或者同樣不可能的「四簽名」一案，有什麼關係嗎？聖西蒙爵士的婚姻，或者微不足道的波西米亞醜聞，我怎麼會在乎呢？我知道華生會讓你們覺得我們是死敵。好吧，這能幫他提高雜誌的銷量。但是事實上，我們在頗為不同的領域裡活動，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件事情，我們也許永遠不會相遇。
這件事情就是克拉倫斯·德弗羅和他的隨從——埃德加·莫特萊克和利蘭·莫特萊克，還有斯科奇·拉韋爾——的到來。我告訴埃瑟爾尼·瓊斯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們是兇惡的罪犯，在美國享受巨大的成功。然而，不真實的部分是，我斷言他們想和我合夥。正好相反，他們到英國來是要消滅我，奪走我的犯罪帝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們行動之迅速，手段之殘暴，讓我大為吃驚。他們用最卑劣的手段策動我的追隨者們反對我。誰膽敢抗議，他們就殺掉誰——手段總是血腥不堪，以此作為對所有其他人的警告。他們還利用警方的線人對付我，向蘇格蘭場和福爾摩斯兩邊提供信息，就這樣，我發現自己在三條戰線作戰。「盜亦有道」就此休矣！也許我變得過於自信了。當然，我毫無準備。但是我會這樣給自己開脫：他們不是紳士。他們是美國人。他們對於我所一直遵從的禮儀和運動員道德規則，一點兒也不當回事。
對，我已經說過，罪犯們是愚蠢的。對此我還要補充說，他們也是只顧自己的。很快，我的下屬們就意識到風在朝哪個方向吹，然後就像俗話說的那樣，「站好了隊」。我最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