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一個涼爽的早晨，400名伊朗學生衝進美國大使館，挾持了近百名職員。大使館外，幾百名學生焚燒了美國國旗，呼喊著「美國必亡」。學生們要求美國把沙阿遣回伊朗接受審判。沙阿，即巴列維國王，目前因患癌症住進了紐約一家醫院。
起初，人人都以為這場人質危機就是一場作秀，不會持續太久，就連霍梅尼也要求學生們撤退。可學生們一意孤行，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察覺到這是打敗美國的大好時機，霍梅尼改變主意，對綁架人質者予以默許。這場人質事件震驚了全世界——簡直是美國的奇恥大辱！
安娜一直粘在電視機前，這個事件跟自己也有利害關係。看到學生們拉著被蒙上雙眼的人質在電視鏡頭前遊街，她驚得打了個趔趄：她確信夏洛——也就是她在伊美協會的上司及朋友——就在其中。她立刻給夏洛的丈夫伊布拉姆打了電話——果然如此。
「她去大使館做什麼？」安娜問。
「她常去那裡，」伊布拉姆說道，語氣平靜，「跟人見面。」
夏洛不僅從未提過跟使館官員會面的事情，而且連大使館也隻字未提過。安娜也曾聽說，中情局或軍方的特工常常以不引人注目的工作掩護其卧底身份，以為那是謠言。哈桑聲稱這是撒旦意圖阻止革命的手段。如今，安娜不禁懷疑那些謠言或許並非空穴來風。夏洛是個間諜嗎？她一直在耍弄我嗎？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作為一個深諳伊朗情況的美國人，她只是向本國政府彙報自己所了解的情況；但不管怎樣，顯而易見，她與大使館的關係都將她置於極大的危險之中。
那麼，我是否也有麻煩呢？同樣身為在伊美協會工作的美國人，我自己會不會也成為特嫌呢？想到這兒，安娜的心裡一緊。這一切壓得她喘不過氣來，既無法靜心工作，也無法外出；努里不願和她說話，她在伊朗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被一群學生暴徒抓去當了人質，如今她自己可能也被人懷疑了。曾一度給予她慰藉和支持的婆家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她的人生正在變成一場噩夢。
努里回家後，安娜試圖跟他談論此事：「你看我們能做些什麼把夏洛弄出來嗎？」
「你想替一個美國人說情？」努里輕蔑地說。
「我支持綁架人質者；使館人員，還有那些去使館提供情報的，就是一窩間諜。」
安娜雙唇緊閉。努里最近總愛說類似的話，安娜疑心是哈桑在引導他，但猶豫再三還是沒說什麼。努里變得太喜怒無常了。儘管安娜並不是十分信任夏洛，但她依然覺得要為夏洛辯解幾句，於是便說：「她是我們家的客人，是我的朋友。」
「她是人民的敵人。」
安娜換了一種方式：「那爸爸呢？或許他能幫忙？」
「爸爸？」努里的笑聲里充滿了諷刺，「未必。」
安娜不安地問：「為什麼？」
「爸爸也得斬斷與大惡魔撒旦的聯繫！我們都必須斬斷。」
安娜憂心忡忡地捋了捋頭髮：「努里，你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嗎？你娶了一個美國人，如果你斬斷與美國人的聯繫，就會毀掉我們的婚姻。」她停頓了一下，「你明白嗎？」
有那麼一瞬，努里的表情稍有變化，彷彿他也知道自己太過分了一樣，擺出了一副懊悔的樣子。那一瞬間，安娜心裡重新燃起了希望。她想衝過去，躲進他寬厚的懷抱里。她知道努里愛自己，他只需表現出來，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動作也行。她一動不動地等著，生怕自己稍稍動一下就會打破魔咒，甚至連大氣都不敢出一聲。
可努里又換上了最近常擺出的陰沉面容，站起身，眯著眼：「住口！安娜；你懂個屁！」
並非只有安娜關心這場人質危機。當晚，安娜的媽媽第一次從巴黎打來電話。安娜在廚房裡接起電話後一聽到媽媽的聲音，此前被封存的渴望就一股腦兒地涌了上來。
「我好擔心你，寶貝女兒！你來巴黎吧！我覺得現在的伊朗對美國人很不利。」
眼淚一下子就涌了上來，原來還真有人關心著我！「我……我不能走，媽媽。」她輕聲說。
「有什麼不能的啊？別告訴我你……」
「我得有努里的書面許可才能離開，可他不肯寫。」
「哎呀，天哪！叫他一起來！他還沒來過巴黎吧？可以……」
「他不會離開這兒的。」
「為什麼？他瘋了嗎？」
安娜沒說話。
「那你就自個兒走。」媽媽堅決地說。
「我做不到，跟你說過了。」
「安娜，你必須離開那個是非之地。你是個聰明人，在許可證上偽造他的名字。」
「媽媽，我也想這樣，可我……」她突然轉過身，努里就站在廚房門口。她的聲音小了下去，背脊一陣發涼。他聽到了多少？
「安娜，你還在嗎？怎麼回事？」媽媽在電話那端焦急地問道。
努里顯然聽到了不少，他從安娜手中奪過電話。
「你沒來參加我們的婚禮，」他對著聽筒吼道，「你好幾年都沒來看你女兒，你沒權利干涉我們的生活！安娜是我老婆，她在這裡很開心！別再來煩我們！別再打來了！」他掛斷電話，又把它從牆裡扯出來，咄咄逼人地盯著安娜：「從現在起，我要把電話藏起來。你以後不準接打電話，我不在家的時候也不行。如果被我發現你擅自使用了，後果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