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好沃爾沃車門，我剛把帆布包拽到肩上，便覺一股濃濃的汽油味兒直衝鼻孔。我一邊向車庫出口的電梯走去，一邊試著撫平坐得皺巴巴的褲子。無奈這趟進城足足開了兩個鐘頭，褲子上的褶皺根本弄不平展。
布拉謝爾斯律師事務所位於聲名顯赫的拉塞爾大街 ，聽上去光鮮氣派，實際門面卻不過爾爾：二十七樓一扇普普通通的黑色鏤花磨砂玻璃門，夾在一家地產公司和一家會計師事務所中間，如此而已。
五點已過，辦公室里卻還亮著燈，門也沒鎖。我推門進去，只見灰暗的接待區里擺了兩把椅子，還有一盆蔫頭耷腦的蕨類植物，像在乞求有人解救它。幾英尺遠之外坐著一個女人，弓身敲著鍵盤。角落裡的複印機不斷往外吐出紙來。房間後面什麼地方忽然有人「砰」地摜上了電話，那女人桌上座機電話上的指示燈一下滅了。
「蓋爾，過來，」一個粗暴的聲音嚷道。
女人嚇了一跳，似乎因為在陌生人面前失態而感到難堪，便縮了一下脖子。
我沖她微笑。「我是艾利·福爾曼，找查克·布拉謝爾斯。預約過的。」
「蓋爾，人呢，死哪兒去了？」
女人朝我勉強擠出一個笑容，拿起電話接通後說：「艾利·福爾曼來訪。」
接著聽見關抽屜和椅子「嘎吱」一扭的聲音。不一會兒從後面走出來一個男人，瘦高瘦高的，禿頂，稀疏的金色小鬍子，一雙冰藍色的眼睛從無框眼鏡後面打量著我。
「福爾曼小姐。」他邁著貓步迎過來，動作有些誇張。我們握了手。「謝謝你專程來市區一趟。」
感覺他比我還小几歲，但一臉疲態讓他略顯老相。
「抱歉遲到了。到處施工，還堵了一長串往返城郊的通勤車，真是急死人。」
話一出口我瑟縮了一下，他卻好像沒注意似的，直接帶我穿過一處短短的走廊。
他的辦公室既不像我前夫的事務所那樣裝飾豪華，也不像我父親以前住的公寓那樣雜亂而充滿生氣：屋子正中央擺張破橡木桌，桌上文件夾摞得老高；桌前放了兩把椅子，後面牆上掛著一張裝在相框里的約翰·馬歇爾法學院 法律學位證書。拉開的百葉窗外面，露出大樓的通風井。
從門口看，這是間再普通不過的辦公室，甚至還有點兒簡陋；不過一走進去站到一旁讓他關門、看到門後那面牆時，我卻一下改變了看法。牆上掛的，不是大家都會掛的家庭照，也不是帶相框的風景照，而全都是布拉謝爾斯本人的照片。有一張是他穿著紅色夾克，戴著名牌墨鏡在滑雪；還有一張是他穿著白襪隊 球衣，拿著球棒；還有一張，穿的是跑步短褲和釘著號牌的汗衫；甚至有一張，是他戴著頭盔，手握船槳，置身於一片激流之中。照片都是寬八英寸、高十英寸，精細地裝裱在黑漆啞光相框里的，一排掛三張，掛了三排。
他看著我研究他的照片牆，說：「我喜歡運動健身。」
他好像在期待我表現出震驚，更有可能是希望我顯出崇拜的神情。
「你怎麼弄到白襪隊球衣的？」我問。
「白襪隊……有一回慈善拍賣，我競拍到了在球員休息區玩兒一天的特權。」他有點不耐煩地說。
我笑了，本壘打 呀。
他指了指那張滑雪的照片。「那是在『雪山』 。那張是波士頓馬拉松 。我全球都跑遍了。」
「哦，還真有你的！」他指指激流漂筏的照片。
「還有那張，是西弗吉尼亞州的新河。」
「我知道那條河。」
他的眉毛倏地聳起。「你也玩漂流？」
我看著他，他移開了視線。「再也不玩了。」
「哦。」他回到桌後，把文件夾推到一邊，坐了下來。「行，那我們現在談談你電話里說的事吧。你說你有我當事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他拿出一個黃色便箋簿。
我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我是一名影視製片人，我手上有姜尼·桑托羅在被控殺害女友的時刻出現在橄欖公園 的錄像帶。我從報上了解到你是他的辯護律師，我覺得，你應該想看一看。」
「橄欖公園？什麼——橄欖公園在哪？」
「就是海軍碼頭 北邊一小塊封閉區域，旁邊有一個自來水過濾廠。從橡樹街湖灘 能看得到。」
「桑托羅那時候在橄欖公園？」
「對啊。」我在椅子上輕輕地轉了一下身。「可你已經知道了呀。」
他一臉茫然。
「你不知道？」
他用手指推了推眼鏡架。「你就跟我具體講講吧。」
「當時我忙著拍水區的片子。那是在出發去抽水房的路上——」
「抽水房？」
「就是湖上那個卡特-哈里森取水裝置。」
他點點頭。
「我們想先拍幾個鏡頭，就從戴弗西港 乘船船出發。到橡樹街湖灘南邊的時候我們開始嘗試不同的曝光效果。你知道夜間拍攝的時候，唔——」我又在椅子上轉了一下。「總之，我們拍了幾組公園的鏡頭，桑托羅就在那兒。昏倒在一張長椅上。」
布拉謝爾斯一直盯著我。
「當時還有兩個人和我在一起，我確信他倆都能作證的。」他沒有回答，我疊起二郎腿。「你不相信？」
「倒也不是。」
我等他說下去。
他清了清嗓子。「問題是——就是姜尼·桑托羅——怎麼說呢——那一晚上並非只在那兒待過。當時他昏頭昏腦的，應該是喝高了或者嗑藥了什麼的，具體我不清楚。他自己都不知道。反正他肯定是斷片兒了。都不記得自己幹些了什麼。」他拿起一支鉛筆。「這樣就很難辯護。」
我想起錄像里他茫然的表情，他想從椅子上起來時那艱難的樣子。「你打算怎麼辦？」
「能怎麼辦？試著找找法子唄。他還能記得自己名字就是萬幸了。」
桌上的電話顫聲叫喚起來，他抓過話筒。「喂？」
如果桑托羅那晚真像布拉謝爾斯說的那樣神志不清，他還能奪人性命嗎？
「等會兒打給你。」布拉謝爾斯掛上電話。「跟你說，這是我目前為止聽到的第一個不在場證明。你為什麼過了這麼久才來找我？」
這問題令我詫異不已；我把二郎腿放了下來。「我也是才弄明白。那天看報上他的照片，覺得眼熟，前幾天才記起來他在我的錄像帶里出現過。」
「為什麼沒去找警方？」
我看了看他。開始當然想過找警方，但我是看報紙的人，我可知道芝加哥警察「遺失」重要證據，或「疏於」將其上報那一套。不過和布拉謝爾斯畢竟是初次見面，不適合爭辯，於是我謹慎地答道：「警方的調查工作都基本完成了；據我所知，接下來該輪到你發揮作用了。」
「你對司法程序有點了解啊？」
「我父親和前夫都是律師。」
「哦，難怪。」
感覺我在他心目中一下子上升了好幾分。
「錄像帶拿來了嗎？」
我把手伸進帆布包里掏著。「你有錄像機嗎？」
「沒有。但是你應該可以把帶子留下來吧？」
我點點頭，拿出麥克在工作室拷好的一份錄像帶副本。「我還帶了我們拍攝日誌的一份複印件。你可以查到記錄，二十三號凌晨前後我們在湖岸線處拍了一些片段鏡頭。」
布拉謝爾斯接過錄像帶和日誌，擺在桌上，兩樣東西都和他的鉛筆之間成一個精確的角度。不知怎麼的，他看上去並沒有一個律師剛拿到突破性證據的那種喜悅。不過，也許他只是處事謹慎處事而已，抑或他思維超前了我幾步，已經在構思法庭對證的策略；又或者他只不過是個敷衍塞責的混混律師罷了。
「帶子有……有一點受損。」我給他解釋了射頻干擾的事。「你會看到中間有些片段缺失，而且時不時會出現雪花點。我們也是幾天前放的時候才看到的。但是拍的那天沒有這些東西，我們其他帶子也沒問題。希望沒什麼影響。」
他拿起那支鉛筆。「我要看了才知道。如果能清楚地顯示桑托羅在那個公園裡，他可能就沒事了。」
「希望如此，」我說。「我就是見不得有人被冤枉。」
他皺起眉頭。「直到現在，我都沒理由相信不是他乾的。」
「是嗎？」
「檢方的證據很有力：他的車，指甲刮痕，他還沒有不在場的證明。老實說，我都想勸他認罪以求輕判了。他是在冒一個極大的風險。」
「冒險？」
「可能會攤上無期徒刑。」
「有可能他混沌記憶的深處還是知道自己確實沒犯罪。據說，即使是健忘症患者都對這種事有直覺的。」
「當然會說自己無罪啦。豈止是他，我那些當事人全都是這樣。」
「但你不信他？」
他聳聳肩。「桑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