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恩德比見面之後的幾個星期里，史邁利發現自己在進行諸多準備工作的同時，有著複雜與多變的情緒。他並不平靜；簡單來說，他並不能以單純的一種身份來加以界定，儘管他的決心歷久彌堅。獵人，隱士，愛人，追求完成目標的遺世孤獨者，大賽局機敏的參賽者，復仇者，尋求安心的懷疑者——這些角色輪流交替出現在史邁利身上，有時甚至是多種角色同時出現。在後來記得他的那些人之中——老孟德爾，那個退休的警察，他少數的知己之一；葛瑞太太，那家只提供男士留宿與早餐的樸素旅館的房東太太，為了安全，他選擇位在賓利可的這家旅館當臨時總部，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化名班納堤，傑出的阿拉伯工藝品交易商——他們最記得的是一種山雨欲來的態勢，平靜沉著，少言少語。他們用著不同的方式來加以描述，因著他們對他了解程度的不同，也因著他們自己人生體驗的差異。
孟德爾，這個安適、寡言、觀察力敏銳、以養蜂為嗜好的人。很直率地說，史邁利是在為他的背水一戰調整步伐。孟德爾曾參加業餘的拳擊賽，在分區賽中打中量級，他說他看得出來比賽前夕的徵兆：嚴謹穩健的態度，瞭然於胸的孤寂感覺，還有他稱之為凝視的表情，他認為那是史邁利正在「思考他手上的牌」。孟德爾似乎偶爾收留他，給他飯吃。儘管孟德爾有敏銳的覺察力，卻也沒能注意到他的其他面貌：困惑混亂，常被搪塞解釋為社會約束；常用隨便什麼借口偷偷溜走，彷彿突然之間，安坐不動變得太過冗長難耐，彷彿他需要做些動作，來逃避自己。
對房東葛瑞太太來說，很簡單，史邁利就是個失去親人而悲傷孤獨的人。她對他的背景來歷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姓「羅瑞莫」，是個退休的圖書館員。但她告訴其他的房客說，她可以感覺得出來，他曾承受失去的痛苦，所以他才會不吃他的培根，才會經常獨自外出，才會開著燈睡覺。他讓她想起她父親「在我母親離開之後的樣子」。這就是葛瑞太太的觀察，在兩樁暴力死亡事件緊緊纏繞史邁利之後，有一陣風雨暫歇的平靜，儘管史邁利並未放緩速度，反而更加快腳步。她說他心情煩亂，也說對了，因為他總在許多小事情上不斷改變心意，和歐斯特拉柯娃一樣，史邁利發現生活中越瑣碎的小事越難下定決心。
另一方面，與史邁利交往較深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則採取了較了解內情的觀點；同時對於重返戰場，托比自己也難掩興奮之情。想到要與卡拉「殊死決戰」，他堅持要這麼形容，托比就像變了一個人。班納堤先生成為如假包換的國際人士。整整兩個星期，他穿梭在歐洲寒磣的城鄉鎮巷，尋找各具專長的散兵游勇，組成了一支怪異兵團——有街頭藝術家，有貨真價實的小偷，有司機，有攝影師——而且每一天，無論他身在何處，都會以事先約定的暗號，打電話到離史邁利寄宿處不遠的幾個不同電話亭，報告他的進度。如果托比途經倫敦，史邁利就會開車到機場的旅館，在已然熟悉的房間里，聽取報告。喬治——托比如是說正在做的是「Fluach vorn」，無人能精確加以翻譯。字面上的意思是「向前殺出一條生路」，但當然隱含有奮不顧身的意思，也指背後猶有弱點，即便不是真正背水一戰。但背後的弱點何在，托比就說不出所以然了。「聽著，」他會說，「喬治總是很容易受傷，你了解我的意思嗎？你看得越多，眼睛裡的痛苦也就越深。喬治看得太多了，或許。」他又說——這句話後來已成為圓場的流傳經典——「喬治的帽子底下有太多頭了。」另一方面，對他的領導才能，托比倒是深信不疑。「極度小心謹慎。」他充滿敬意地說，小心謹慎到查核托比的預付款時，連一毛錢的錯誤也不放過，害他平白受罰。喬治很緊張，他說，像大家一樣，而當托比開始三三兩兩地聚集團隊到伯恩這個目標城市時，他的緊張情緒達到了最高點，非常非常謹慎地展開獵狩的第一步。「他太注重細節。」托比抱怨說，「他恨不得能和我們一起站在街頭。身為項目負責人，他發現很難委派別人去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甚至當團隊都已整備，分派好任務，完成演練，身在倫敦基地的史邁利仍堅持要有三天不活動的時間，讓每個人都「適應城市的溫度」，去用當地的服裝和交通工具，並演練通訊系統。「我們必須步步為營，托比。」他一再焦慮地說，「每平安度過一個星期，卡拉就會覺得更安全。但只要一有風吹草動，卡拉就會驚惶，我們也就完了。」在第一次行動結束之後，史邁利召回托比，再次聽取報告。「你確定沒有眼神交會嗎？你試過各種方式了嗎？你需要更多車、更多人手嗎？」然後，托比說，他又從頭演練一遍，利用街道圖和目標房舍的照片，清楚明確地說明，應該在哪裡布置靜態的崗哨，另一組人又應該從哪裡離開編隊，好挪出下一步行動的空間。「一直要等到你摸熟了他的行為模式，」分手時史邁利說，「等你們弄清楚他的行為模式，我就會來。之前不會。」
托比說他可清楚得很，還有得等。
在這段部署期間，史邁利到圓場的探訪當然沒有官方記錄可循。他像個幽靈似的進入那個地方，隱形地飄過熟悉的迴廊。在恩德比的建議下，他在傍晚六點十五分抵達，就在日班剛交接，夜班人員還沒就緒的空當。他預期會有關卡；會碰到那些他已認識二十年之久、不時被電召到五樓打掃的清潔工。但在恩德比的安排下，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沒有證件的史邁利到了那裡，一個從未見過的男孩滿不在乎地點了點頭，示意他走進開著的電梯。搭乘電梯，他一路暢行無阻地到了地下室。出了電梯，他首先看見的是福利委員會的告示板，上面張貼的告示，與他那個時代的一模一樣，隻字未改：免費貓咪徵求善心家庭；戲劇社周五於福利會朗誦《頑皮的奎奇頓》，還拼錯字了。相同的回力球競賽，基於安全理由，參賽者都以化名參加。相同的抽風機發出惱人的噪音。因此，當他推開登記處的嵌絲玻璃門，聞到油墨與圖書館灰塵的氣味時，他幾乎期望會在角落書桌那個缺損的綠色閱讀燈下，看見自己圓滾滾的身影伏案閱讀，就像當年他埋首分析比爾·海頓的叛變事件，並逆向思維地指出莫斯科中央的防禦弱點時一樣。
「噢，我聽說現在，你正在編寫我們過去輝煌的歷史。」夜班登記員寬容地說。她個兒很高，走路的神態與希蕾莉頗相似，即使坐著的時候都有點兒搖搖欲墜。她砰的一聲把一個裝文件的舊錫盒放在桌上。「五樓送給你這個，裝滿了他們的愛。」她說，「如果你需要到其他地方，就叫一聲，好嗎？」
握柄上的卷標寫著「大事記」。打開盒蓋，史邁利看見一沓用綠色繩子捆在一起的發黃舊檔案。他小心翼翼地解開繩子，翻開第一個卷檔，看見卡拉模糊的照片，彷彿棺木里的屍體，從黑暗中瞪著他。他徹夜詳讀，幾乎一動也不動。他探索著卡拉的過往，也追索著自己的往事，有時，他甚至覺得兩人的生命互補，也覺得他們是同一種不治之症的起因。他一如既往地質疑，倘若他擁有卡拉的童年，倘若他置身相同的革命烈焰，將會如何。他努力嘗試，卻一如既往地無法抗拒自己的感同身受。蘇聯人民所承受的痛苦，蘇聯政府毫不在意的殘暴蠻行，蘇聯英雄的流離失所，處處令他怵目驚心。這一切都讓他自慚形穢，相較之下自己是如此輕鬆自在，儘管自己的生活也不乏痛苦。夜班結束時，他還在那裡，瞪著發黃的冊頁，「像馬兒站著睡覺似的」，曾參加騎術競賽的夜班登記員說。甚至當她把檔案從他面前拿走歸還五樓時，他還一直瞪著前方，直到她輕輕碰了他的手肘。
隔天晚上他又來了，再隔天也一樣；他銷聲匿跡，隔了一周又再度出現，卻沒有說明任何理由。讀完卡拉的資料之後，他抽出基洛夫的資料，還有米凱爾、偉林和所有關於集團的資料，希望能為他所聽到、所記得的萊比錫——基洛夫的故事找到具體的佐證文件。史邁利還有另外一面，可以說他是拘泥於形式的，或者是學者性格。對他來說，惟一真實可信的就是檔案，其他的一切除非符合或切中記錄，否則都只是浪費時間的東西。他也抽出奧圖·萊比錫和將軍的檔案，即使不為其他的目的，也是為了對他們的紀念，他在兩份檔案中都加進了備忘錄，平實記載他們死亡時的現場狀況。他最後抽出的一份檔案是比爾·海頓的檔案。最初他們對於這份檔案的解密還有疑慮。五樓的執行官，無論這晚是誰當班，還把恩德比從部長級官員的私人晚宴中叫出來，請示這件事。恩德比，他這次倒是頗值得稱道，憤怒地說：「老天在上，最開始寫這些該死的東西的人就是他，不是嗎？如果喬治不能讀他自己的報告，還有哪一個該死的人可以看？」然而，史邁利並沒有真的讀這份報告，據那位暗中登錄他所閱取的所有檔案的登記員報告說，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瀏覽。據她的形容，他若有所思地緩緩翻閱，「彷彿在找一張曾看過卻遍尋不著的照片」。他只把檔案留在手中約莫一個小時，然後很有禮貌地歸還。「非常謝謝你。」自此而後，他未再現身，但清潔工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