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汀頓車站附近的維多利亞式宅院，外表都粉刷得像豪華郵輪般雪亮，而內部卻都像墳墓般陰暗。在這個星期六的早晨，西河苑也像其他宅院一樣閃閃發亮，但通向瓦拉狄米爾住處的公共信道，一端被整堆爛床墊擋住，另一端則是一根破碎的船桿，像個邊境的郵筒。
「謝謝你，載我到這裡。」史邁利很有禮貌地說，付了計程車費，在床墊前下車。
他直接從漢普斯特德過來，膝蓋都伸不直了。那個希臘司機整路都在談塞普勒斯，出於禮貌，他必須在跳動的座位上屈身向前，才能在嘈雜的發動機聲中，聽見司機所說的話。瓦拉狄米爾，我們應該對你更好一些，他想，也注意到從陽台流下的污水，把人行道弄得臟污不堪。圓場對頂尖的人應該表現出更高的敬意。
這是有關睡魔的事，他想。告訴他，我有兩項證據，而且我會帶來。
他緩緩地走著，知道早晨是一天之中較宜外出，卻不適合進入建築之中的時間。巴士站排了一小隊人。一個送牛奶的人正沿路送貨，還有一個報童也是。一群棲陸的海鷗，在滿溢出來的垃圾箱上優雅地覓食。如果海鷗都飛到了城市裡來，他想，那麼鴿子會飛到海上嗎？穿過公共信道時，他看見一個摩托車騎士，騎著一輛附有挎斗的黑色公務車，在距路邊石約一百碼處停下他的坐騎。那人的一些神態讓他想起送鑰匙到安全公寓的信差——相同的專註穩定，即使隔了這麼遠的距離，充滿敬意的親切態度，幾乎就是軍人的那種模樣。
樹葉落盡的洋栗樹為柱狀的門廊投下陰影，一隻傷痕猶在的貓留神盯著他。門鈴是三十年代的代表作，但史邁利沒按，他只一推，那扇雙扉門就毫不設防地開了。映入眼帘的是同樣蕭條的迴廊，漆上鮮亮的顏色，以掩蓋牆上的塗鴉；同樣鋪著油氈布的樓梯，像醫院推車般嘎嘎作響。他記得這一切。什麼也沒改變，一切都不會改變。沒有燈光開關，隨著他越爬越高，樓梯愈加昏暗。為何謀殺瓦拉狄米爾的人沒偷走鑰匙？他很納悶，每走一步，就覺得鑰匙好像輕刺了他的臀部一下。也許他們不需要鑰匙。也許他們已有了整套的鑰匙。他走上一個樓梯平台，身體擠過一輛豪華的嬰兒車。他聽見狗的嚎叫，德文的早間新聞，共享廁所的沖水聲。他聽見一個孩子對著母親尖叫，然後是一個巴掌聲與父親對孩子的吼叫聲。告訴麥斯，是有關睡魔的事。這兒有著咖喱、便宜油炸食物和消毒水的氣味。這氣味表示有太多口袋不豐的人擠在一起呼吸著太過稀薄的空氣。他也記得這個。什麼也沒改變。
如果我們對他好一些，這一切就不會發生，史邁利想。被忽視的人太容易被殺了，與歐斯特拉柯娃的想法不謀而合。他還記得他們帶他到這裡來的那一天，主教史邁利，郵差托比·伊斯特哈斯。他們開車到希思羅（倫敦的國際機場）去接他：托比這個協調人，滿身江湖色彩，他就是這樣說自己的。儘管托比車開得像風一樣快，但他們還是幾乎遲到。飛機已抵達。他們趕到閘門，他已在那兒：滿頭銀髮，威儀堂堂，一動也不動地矗立在入境區的臨時信道上，無視其他凡夫俗子從身邊呼嘯而過。他記得他們鄭重其事地擁抱——「麥斯，我的老朋友，真的是你嗎？」「是我，瓦拉狄米爾，他們又把我們湊在一起了。」他記得托比帶著他們穿過移民局寬闊的後信道，因為憤怒的法國警方在丟出這位老兄之前，沒收了他的證件。他還記得他們在史考特店裡吃飯的情景，他們三個一起，這位老兄意氣風發，不僅喝了很多酒，也高談闊論他們都知道他不會有的未來。「這次又是莫斯科，麥斯。或許我們對睡魔也還有機會呢。」第二天，他們去找公寓。「只是讓你看看一些可能性，將軍。」托比·伊斯特哈斯解釋說。那時正值聖誕節，年度的再安置預算已用罄。史邁利向圓場的財務處求援。他遊說拉康和財務處，希望追加預算，但徒勞無功。「一劑現實的葯，可以讓他腳踏實地。」拉康宣稱，「運用你對他的影響力，喬治。這是你的任務。」第一劑現實之葯，是位於肯辛頓的一個妓女窩。第二個是靠近滑鐵盧車站，俯瞰鐵道分轍場的房子。西河苑是他們看的第三幢房子。當托比領頭帶他們吱吱嘎嘎走上相同的樓梯時，老頭子突然停住腳步，把他白髮斑駁的大頭往後一靠，誇張地皺起鼻子：
噢，如果我餓了，只消往走廊一站，吸一口氣，肚子就不餓了！他用口音濃厚的法文說。這樣一來，我一整個星期都不必吃東西了！
在當時，即使是瓦拉狄米爾都猜想他們會永遠拋棄他。
史邁利回到現在。他繼續往上爬，注意到下一層有樂音流瀉出來。一扇門裡以最大的音量播放著搖滾樂，另一扇門後則傳來西貝流士(Sibelius)的音樂，還有培根的香味。從窗戶外望，他看見兩個人在洋栗樹下閒蕩。他進門時，那兩個人已不在那裡。團隊是會這樣做的，他想。只要有外人進入，團隊就會部署哨站。另一個問題是，這是誰的團隊？莫斯科的？督察長的？索爾·恩德比的？在路較遠的那一頭，那個高個子摩托車騎士抱了一疊畫報，坐在車上讀著。
史邁利身邊的一扇門打開來，一位穿著晨袍的老婦人，肩上抱了只貓，走了出來。在她還沒開口之前，他已從她的呼吸中嗅到昨夜的酒味。
「你是個小偷嗎，親愛的？」
「恐怕不是，」史邁利笑著回答，「只是個訪客。」
「雖然如此，問一問還是好的，對不對啊？親愛的。」她說。
「這倒是真的。」史邁利禮貌地回答。
最後一段樓梯既陡又窄，靠著斜面上射進來的微弱天光照明。頂樓有兩扇門，都關著，也都很窄。其中一扇門，正面貼有一張打字的通告：「V·米勒先生，翻譯」。史邁利還記得當時對瓦拉狄米爾化名的爭論，他已成為倫敦人，必須保持低調。「米勒」沒有問題。出於某些原因，這位老兄覺得「米勒」很氣派。「米勒，很好。」他說，「米勒，我喜歡，麥斯。」但「先生」可就不妙了。他堅持要用「將軍」，然後退而求其次地要求用「上校」。但史邁利以主教的身份，在這個問題上絕不讓步。比起偽稱的邪惡軍隊階級，「先生」所引起的麻煩要小得多，他命令道。
他大膽地敲門，他知道輕聲敲門比用力敲門更惹人猜疑。他聽見迴音，此外什麼都沒有。他沒聽見足球的聲音，沒有聲音突然凍結的跡象。他從投信孔里叫著「瓦拉狄米爾」，彷彿是個來訪的老友。他從那串鑰匙中挑出一把來試開門鎖，轉不動，他又試另一把，轉開了。他走進房裡，關上門，等待著什麼東西從背後襲擊他的頭，但他寧願一槍轟上臉，頭骨迸裂。他覺得頭昏，赫然發現自己屏住呼吸。相同的白色油漆，他注意到，監獄似的空無一物，完全沒變。依舊是寂靜得出奇，像個電話亭；依舊混雜著各種氣味。
這是我們站的地方，史邁利記得——我們三個，在那天下午。托比和我自己就像拖船一樣，拉著我們之間的老戰艦。不動產經紀人的介紹里說這是「閣樓」。
「沒指望。」總是第一個開口的托比·伊斯特哈斯以帶匈牙利腔的法文說，他已轉身開門，準備離開。「我覺得糟透了，我的意思是，我應該先來看上一眼的，我真是個白痴。」瓦拉狄米爾沒有動靜，托比說：「將軍，請接受我的道歉。這真的是太無禮了。」
史邁利也加上自己的擔保。我們可以為你做得更好，瓦拉狄，好得多，只要我們堅待到底。
但老人的眼睛望向窗外，就像史邁利現在一樣，望向欄杆外林立的煙囪頂管，與層層疊疊的瓦砌山形屋頂。突然，他用戴了手套的手掌拍著史邁利的肩膀：「你最好把錢省下來對付莫斯科那些豬玀，麥斯。」他建議說。
淚水淌下雙頰，但臉上的微笑依然堅定，瓦拉狄米爾繼續凝望著莫斯科的煙囪，懷抱著有朝一日再度生活在蘇聯天空下的褪色夢想。
「到此為止。」最後他以法文下令道，彷彿下達堅守最後防線的命令。
一張狹小的睡椅靠牆擺放，一隻烹調鈴放在窗沿上。從油灰的氣味，史邁利猜想老人努力靠自己維持房間的潔白，用油漆去除房間的濕氣填補裂縫。在他用來打字與吃飯的桌上，放了一部老舊的雷明頓打字機與兩本破舊的字典。他的翻譯工作，他想，一些微薄的額外收入，貼補他的養老金。他手肘往後扶背，彷彿脊椎有毛病似的，史邁利儘力克制自己激蕩的心緒，代之以慣常面對死去情報員的固定儀式。一本愛沙尼亞《聖經》放在床邊的松木置物柜上。他仔細地查看置物櫃內部，然後整個翻倒過來，搜尋紙張或照片的蹤跡。從拉出的櫥櫃抽屜里，他找到一瓶提振性功能的回春藥丸，和三個嵌在鉻條上的紅軍英勇獎章。要掩飾的何其多，史邁利想，不禁懷疑，瓦拉狄米爾和他那許多情婦們到底如何能擠在這麼小的一張床上。一張馬丁·路德的畫像掛在床頭。旁邊是一張彩色照片，名為「古老塔林的紅屋頂」，瓦拉狄米爾一定是從什麼東西上撕下來，貼在硬紙板上。第二張照片是「卡薩利海岸」，第三張是「風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