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促使喬治·史邁利先生從他那啟人疑竇的退休生活中重出江湖。第一件事發生在巴黎，溽暑蒸騰的八月，正是巴黎人慣常將他們的城市棄留給熾烈艷陽與一車又一車觀光客的季節。
就在這八月里的一天，八月四日十二點整，教堂的鐘聲剛剛敲響，工廠的鈴聲也緊接著響起。在一度聚居眾多窮苦蘇聯移民的區域，一名年約五十的矮胖婦人，帶著一隻購物袋，從一座老舊倉庫的陰影中現身。她一如往常地精力充沛，目標明確，沿著人行道走向公交車站。這條街道灰暗狹窄，店家門窗緊閉，有幾家過時的小旅館與許多貓。不知為何，此處顯得格外寂靜。處理腐壞物品的倉庫，在假期中仍開工。似有若無的微風吹不散暑氣，加上廢氣的惡臭，彷彿排氣孔的熱氣直衝身上，但她那張斯拉夫人的臉卻毫無怨色。她的衣著與身材都不適合這樣的大熱天。她實在很矮，又胖，必須左搖右擺，才能往前移動。身上樸素的黑洋裝既無腰身又無裝飾，只有領口鑲了一圈白色花邊，胸前垂著一個久經撫弄，但無甚價值的大型金屬十字架。腳上那雙走起路來向外翻斜的鞋子，啪啦作響，在緊閉的門戶之間留下肅然規律的踢踏聲。那隻從清晨就塞滿東西的破舊購物袋讓她身體略向右傾斜，清楚顯示她慣常背負重擔。然而，她也並非完全索然無趣。她的灰發在腦後綰成一個髮髻，但仍留下一絡活潑的劉海，隨著行進的節奏在前額躍動。勇敢無懼的幽默神色，讓她的棕色眼睛閃動光輝。在拳擊手似的下巴上方，她的嘴似乎隨時準備好要綻開微笑，即使毫無緣由。
抵達平常候車的公交車站之後，她放下購物袋，用右手按摩臀部與脊椎接連處。這是她近日常有的動作，略微舒緩了身體的不適。她每天上午在倉庫擔任驗貨員，但工作時坐的高凳子沒有靠背，令她怨氣益增。「惡魔！」她忿忿地低聲咒罵。嘴裡一面咒罵，擺在背後的黑色手肘也開始甩弄，就像一隻振翅待飛的黑色大烏鴉。「惡魔！」她又罵了一聲。此時，她突然察覺到有人看著自己，便一轉身，抬頭仰望矗立在她背後的高壯男子。
除了她之外，這男子是惟一等候公交車的人，事實上，也是此刻街上惟一的人。她從未與他交談，但卻早已熟悉他的臉：如此龐大，如此不安，如此汗水淋漓。昨天她曾看到這張面孔；前天也看到這張面孔，而且，就她記得，大前天也曾看到過——老天哪，她可不是活動日誌！最近的這三四天，這個遲鈍、充滿渴望的巨人，或等候著公交車，或在倉庫外人行道徘徊，對她而言，已成為街道的一景；甚至，已成為某種可供辨識的類型，雖然她尚且無法指認。她覺得，這人看似遭遇了大搜捕，就像近日來的許多巴黎人一樣。她在他們臉上看到許多恐懼，恐懼讓他們走在路上也不敢彼此打招呼。也許在每個地方都是如此，她不知道。而且，不只一次，她感覺到這人對她有興趣。她很好奇，他到底是不是警察。她曾想過要問他，因為她有著都市人的傲慢自信。他鬱鬱寡歡的外型像個警察，汗濕的西裝和掛在手腕上像是舊制服卻毫無用處的雨衣，也像警察。如果她猜對了，這人是個警察，那麼——也該是時候了，這幾個月來的一連串偷竊事件，讓她的存貨查驗工作一片混亂，那些白痴終於採取一些行動了。
然而，陌生人已低頭凝視著她好一會兒了。及至此時，也還直直地盯著她看。
「我背痛得難受，先生。」最後，她還是對他表白。她的法文說得很慢，但發音典雅清晰。「我的背不大，痛得卻很厲害。你是位醫生，也許？骨科醫生？」
然後，她抬頭望著他，心中暗自揣度，他是不是病了，她的玩笑是不是不合時宜。他的臉頰與脖子油光閃爍，黯淡的眼眸中有一絲隱而不見的迷亂。他的目光似乎超越了她，看著自己的某些私密問題。她打算問他——你或許是戀愛了，先生？妻子欺騙你了？——她真的考慮要拉他到咖啡館，喝杯水或草藥茶。但就在此時，他突然將目光移開，看看自己背後，又回過頭來越過她，看著街道的另一邊。她覺得，他真的很害怕，不僅僅是心懷警戒，而且是恐懼萬分。因此，也許他不是個警察，而是個小偷，雖然這兩者的區別——她可清楚得很——常常微乎其微。
「你的名字是瑪麗亞·安德莉雅維娜·歐斯特拉柯娃？」他猛然問道，彷彿這個問題令他害怕。
他說的是法文，但她知道，這不是他的母語，正如她一樣。而他字正腔圓地念出她的名字，完整的姓名，也已讓她知道他的來處。她立即認出他的發音，和念出這些音的舌形，但她卻遲遲辨識不出她之前無法指認的類型，也滿心驚懼。
「如果是，那麼，你又是什麼人？」她昂起下巴，沉著臉反問。
她向前踏進一步。兩人的高矮差距顯得更加突兀。男子的外貌，顯露了他不討喜的個性。抬頭仰望，歐斯特拉柯娃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脆弱，一如他的恐懼。他濡濕的下巴浮起獰笑，雙唇扭曲，讓自己看起來強壯有力，但她知道，他只是為了驅走不可救藥的懦弱。他像是個以英勇行為強化自己的人，她想。也或者，是以犯罪行為。他是個沒有任何自發行為的人，她想。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列寧格勒？」陌生男子問。
她很可能回答是。但事後她卻不確定。她看見他疑懼的目光望向逐漸接近的公交車。她看見優柔寡斷近乎驚慌失措的情緒攫獲了他，令她想到——就後來的發展來看，這不啻為洞燭先機——他可能要迫她就範。他沒有，但提出了下一個問題，用的是俄文，而且還是莫斯科官僚那種令人生厭的腔調。
「一九五六年，你獲准離開蘇聯，為了照顧你生病的丈夫，叛國賊歐斯特拉柯夫？同時還負有另一個任務？」
「歐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她打斷他的話，回道，「他很愛國。」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購物袋，緊緊抓住提把。
為了蓋過公交車駛近的聲響，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會她的辯駁：「歐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兒亞莉珊卓托我問候你，還有幾個官方機構也要問候你。我想和你談談亞莉珊卓的事，別搭這班公交車！」
公交車停了下來。司機認識她，伸手要幫她提購物袋。陌生男子壓低聲音，又說了一句更駭人的話：「亞莉珊卓有很嚴重的問題，需要母親的幫助。」
公交車司機喚她上車，好繼續上路。他以平日相互開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魯地說：「來吧，媽媽。這種大熱天不適合談情說愛。把你的袋子拿過來，我們走吧！」司機吼道。
公交車裡響起笑聲，接著有人咆哮——老女人，讓全世界都等你好了！她感覺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專業地抓住她的臂膀，彷彿笨手笨腳的裁縫師摸索著紐扣一般。她掙脫開來。她想告訴司機一些事，但卻沒有辦法；她張開了嘴，卻忘記該如何說話。她惟一能做的，是搖搖頭。司機又對她吼叫一聲，然後揮揮手，聳聳肩。咒罵聲此起彼落一—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個妓女！歐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著公交車逐漸駛出視線，等待自己的視野恢複清澄，心不再瘋狂跳動。現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我夠堅強，可以保護我自己。上帝保佑我遠離懦弱。
她隨他走進咖啡館，步履蹣跚。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勞改營里，她從煤堆上跌下來，腿摔斷了三處。就在八月四日——她永誌不忘的日子——讓她重新想起塵封已久的跛足感覺。
這家咖啡館即使不是全巴黎絕無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這條街上惟一一家既無點唱機，也無霓虹燈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里還開門營業——但屋裡幾張撞球檯倒是從清晨直到夜深都廝殺不斷。至於其他人，就只是尋常的日間喧鬧，討論著政治、賽馬和其他巴黎人愛談論的話題，幾個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竊竊低語；襯衫臟污、滿臉不快的年輕侍者，領著他們到角落的一張桌子。髒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標，標示著這是保留訂位的桌子。接著，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戲碼。陌生男子點了兩杯咖啡，但侍者抗議說，白天保留屋裡最好的位子，不能只來喝咖啡，老闆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陌生男子聽不懂他連珠炮似的方言，歐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譯。陌生男子漲紅了臉，點了兩份火腿蛋卷加薯條，兩瓶亞爾薩斯啤酒，完全沒問歐斯特拉柯娃的意見。然後，起身到洗手間重振自己的勇氣——非常有自信，竟認定她不會逃開——回到座位時，他臉上的汗水已干，姜色的頭髮也已梳理整齊，但他們現在身處室內，他身上的臭氣讓歐斯特拉柯娃想起莫斯科的地鐵、莫斯科的電車和莫斯科的審訊室。他從洗手間走回座位的這段短短路程，比起他所曾告訴她的任何一句話，更加讓她確信自己心中早已存在的恐懼。他是他們之間的一員。那壓抑的得意闊步，臉上精心掩飾的殘暴獸性，他這會兒把手腕筆直擺在桌上的沉重神態，還有假裝不情願地從籃中捻起麵包，彷彿以筆蘸墨般的作態——無處不勾起她最醜惡的回憶，一個飽受屈辱的女人在莫斯科狠毒官僚體系重壓下生活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