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沒機會真正安頓下來，」莉薩對我說道。
她給我們兩人倒了伏特加馬提尼酒，開始帶我參觀起這個地處亞歷山大里亞心臟地帶的公寓。
「我還需要從埃爾帕索 水運一些東西過來，」她繼續說，「大部分是藝術品，也有一些傢具。都是些我想自己打包的東西，我可不願信任搬運工。」
「我覺得這樣子看上去已經很不錯了。」
我停在一組有三幅引人注目的畫前，畫掛在客廳里，十分顯眼。我邊仔細看著第一幅畫邊想，是戈雅的作品——那是一幅風中景象，一群十七世紀貴族在河岸邊一棵幾乎是光禿禿的樹下跳舞——不過其他兩張畫面顯得有些神秘。
我把心裡的想法告訴了莉薩。
「你是對的，」她說，「第一幅是戈雅的作品，叫『在馬扎納爾（1）岸邊跳舞』。」
她走到另一幅畫前，上面畫著一個很黑的房間，一個年輕男子坐在一個敞開的窗戶邊，盯著自己傷痕纍纍血跡斑斑的雙腿。
「這是巴托羅美·牟利羅的畫，」她說，「他比戈雅要早，他把作品題為『年輕的乞丐』。原作在盧浮宮，已經保存了三百多年。」她的聲音低沉了一些，「當時周圍很多乞丐，很多像這樣的孩子可以被挑來做模特。我一直疑惑牟利羅哪來的勇氣，真的把他們中的一個展示給那些付錢讓他畫的人。」她朝戈雅的作品一點頭，「我是說，像那裡的人。有人在跳舞，而這個孩子還在設法使自己不挨餓。」
我停在了三幅畫的最後一幅前，它比其他兩幅都大，幾乎有三英尺寬，抽象得要命。上面是一個大大的黑色字母A，一個短短的代數方程式。還有一些不成形狀的潦草塗鴉，它們被一個粗糙的棕色界線包圍著，襯著素雅的淡紫色背景。這肯定不是17世紀的作品，也不是18世紀的。我看了看莉薩。
「這幅畫講完了整個故事，」她說，「是20世紀的作品，安東尼·塔皮斯的，名字叫『致1976的信』。」
「我能冒昧地問一下它是什麼意思嗎？」我朝這三幅畫揮了揮手，「你說這裡面有個故事。」
「對我父親來說，確實有個故事，對於我，也是這樣，儘管我沒有像他那樣經歷過。」她搖搖頭，用西班牙語說了些什麼。
我看著她，「對不起，我恐怕不——」
「富人總是富，窮人總是窮。Siernpre los rico，Siempre los pobres. 」
「這一幅呢？那個大大的A是什麼意思？」
「一個全新的開始，一個新起點。」
她伸手拉我的胳膊，「來吧，我們來添點飲料。」
在去廚房時，我們走過餐廳。餐桌准有八英尺長，又黑又重，椅子也一樣。桌後牆上掛著一幅框起來的織錦畫，上面是中世紀的狩獵場面。這個房間使我想起了卡斯提爾 修道院里的餐廳，我幾乎能聽到人們在就餐前喃喃的祈禱。
惟一不相稱的是莉薩擺在我們面前的餐具。水晶的高腳玻璃酒杯、沉重的銀制器皿、邊上鑲著金色葉片的龐大盤子，銀制的燭台上那綠色的燭芯早已點燃。我敢打賭，連西班牙的修道士都沒有見過這樣的奢華場面。也許修道院院長見過，但那裡干普通活的決沒見過。
我能說的惟一一句話就是「畦」。
她笑了，眼睛在燭光里顯得更有魔力。我意識到，她的穿著也很符合這裡的裝飾。她穿著白色的寬鬆上衣，扣子扣到脖子處，鑲著褶邊，一枚黃玉領針別在脖子旁。下身一條藏青色的裙子，緊緊地裹著臀部，褶皺向下張開，垂在她黑色靴子上方一英寸的地方。這裝束既正式又隨意，兩者兼而有之。她那濃密的黑髮拂過雙肩，看上去讓我驚嘆得說不出話來。我們就這樣站著，有些尷尬，然後她開口了。
「我們回到客廳吧，普勒。我拿些零食來，我們可以坐一會兒，在做飯前好好喝一杯。」
她拿出一個大銀盤，上面放著些餐前小吃，我們在客廳裡面對面地坐在兩把很相稱的布藝椅子里，椅子是黑色的，上面有東方特色的漩渦般盤著的紅色、綠色和黃色的花紋。
當我這麼評價時，她對我說：「是很接近東方風格，但這是摩爾風格的。不過看上去這硬者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我有點弄不清了，」吃過兩個包著某種加香料的肉的烤麵包圈後，我對她說，「你的西班牙語講得和當地人一樣流利，而你的英語又沒有一點口音，你的姓也沒有一點西班牙裔的味道。」
她笑了，喝了一口馬提尼酒，然後把玻璃杯放到我倆間的咖啡桌上，「你沒有看過我的個人履歷，是吧？」
「我顯然是看得不很仔細，不過我認真考慮過要在今晚來這兒前再看一遍。」
「你想……」
「占點優勢，這當然了，雖然除了對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外，我不會對任何人講的。但這是一種優勢，即我了解你，而你卻並不知情。」
「我真的那麼有威脅嗎？」
「我也不明白。我想我真正想問的是，你是誰？我知道最基本的答案，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把握自己的，是怎麼對待作為上司的我的……你出了匡蒂科當聯邦調查局特工才不到一年，可你待人接物的方式卻不像是那樣。」
「真是位奇女子，你是想這麼說嗎？白天是舉止溫和的新手特工，夜晚則……」她笑了，「你可以明天上午再做填空練習。」
我凝視著她，不太肯定自己是否聽真切了。她身體斜靠過來，伸出手臂，越過桌子，來觸摸我。
「好吧，普勒，我乖乖的。」她突然起身，「把你的杯子給我，如果我們準備說真話，最好再喝一杯。」
我把杯子交給她，她拿著兩個杯子走開了。我能聽見她到了廚房，開了冰箱的門，又關上，還有冰塊的丁當聲，和她哼著熟悉的民謠的聲音。我想著她剛才說的話，想著要對她說真話。我搖搖頭，有一天，這個主意會很不錯，不過大概不是今晚。
這時她回來了，坐在椅子上，一條腿交叉著疊在另一條上面。
「我先來，」她說，「我父親從西班牙到這裡來之前的名字叫路易斯·薩恩斯——西班牙內戰時，做一個坦率的知識分子是很危險的事——但是當他到達埃爾帕索後，發現別人把他完全當墨西哥人對待，即使他也是白皮膚藍眼睛。他的第一個衝動就是離開，徹底地離開得克薩斯，但他的堂兄住在埃爾帕索，而且堂兄是他在美國惟一認識的人。所以，他忍氣吞聲地學英語，使自己不帶一點口音，並改名叫劉易斯·桑茲。他在巴塞羅那時是有執照的公共會計師，那是很受尊敬的職業，可在這裡，他在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之前，只能做一個簿記員。」她微笑著，「他和一個英國人結了婚，直到他六十歲時，我才出生。那是在他相當成功，足以在房間里塞滿那些他為改名字不得不放棄的東西之後。他死的那天，身邊擺滿了這些東西。」
「你母親呢？」
「媽媽年輕得多。爸爸也許得放棄一些西班牙的東西，但是他決不會放棄西班牙人的特點。他和一個比他小了二十五歲的年輕女人結婚，而我從沒有聽媽媽抱怨過這一點。」
「我記得在你檔案里，首先是得克薩斯大學埃爾帕索分校，然後是法學院，接著是在埃爾帕索的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我是在奧斯汀讀的法學院，但我真的喜歡埃爾帕索，而且當我真正進入社會時，父親年紀已經很大了。當時埃爾帕索的地區檢查院正在聘用檢查官，所以我回來了，並成為了公訴人。」
「你離開那樣的工作一定不容易。你我的生活圈是公訴人和法官的世界，你為什麼轉到我們這行來？」
「因為厭倦了。作為新手，我接手的都是一些輕罪，大堆大堆的輕罪案。從頭到尾滿滿一長串的輕罪犯。我覺得自己更像是收垃圾的，而不是一位公訴人。連猴子都能幹我的活。一天，我總算換了次口味，接手了一個真正的案子，和幾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打了交道，我意識到自己要成為他們那樣的人。」
「這情況也在我身上發生過，只不過我是個持證會計，整天坐在桌子後面等著時鐘走到五點，讓人厭煩透頂。」我搖搖頭。「現在，瞧瞧我，還是整天坐在桌子後面，盯的不是同一個鍾，但是除此之外，幾乎一模一樣。」
「難道你把剛過去的幾天也叫作坐在桌子後面？」
「那當然不是了，不過我沒幾周是像這樣過的，能回到我本該去的大街上。可這就更難使我再回到冗長乏味的工作中了。」
「那這次你幹嗎要和那些傢伙攪到一起去呢？你本來可以派別人和我一起去布魯克斯頓的，不必親自和我一同調查。」
我瞥了一下她的眼睛。她和我在一起真的很開心嗎？現在伏特加酒在我大腦里起作用了，我差點站起來，把真話告訴她。
「我還非得和你一起工作，」我只能這樣對她說，「最高法院的被提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