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絕對肯定的是，這位警長不是典型形象。從他辦公室那高消費階層的陳設到架在他桌上的煙斗，從牆上戴維·霍克尼 的複製品到輕柔的古典音樂——我能確定那是海頓的——愛德華·布羅德斯基和他的長相毫不相符。他或許是粗壯如牛的人，但是我願意打賭沒人會把這個名字用在他身上。
他那張巨大的辦公桌是優質的黑色楓木做的，而灰白色的地毯看上去則像是羊毛質地的。桌後是他的「榮譽牆」，上面是鏡框框起來的文件和照片，都是他在這些年裡積累起來的。其中吸引我注意力的一個鏡框則含蓄地表明著他生硬的舉止。那是一個木框，背景是深藍色的，上面清晰地凸現著金色的洛杉磯警察局徽章，還有一對鍍鉻的手銬。一塊金黃色的小牌固定在框架底部，上面標著年代：1966-1996。
我回想了片刻近幾年來發生在洛杉磯聯邦調查局和洛杉磯警署之間的衝突，一直推溯到胡佛本人。從黑色大麗花案 一直到1984年奧運會，從羅德尼·金毆打案件到臭名昭著的蘭帕茲分局 腐敗案。這樣的案件，調查局和帕克中心一樣不願意接手，卻又不得不進行調查。老天，怪不得布羅德斯基不喜歡我們。
警長繞過桌子，走到一張高背皮椅子旁坐了下來，朝著前面顏色相稱的黑色皮椅子示意著，於是我們也坐下了。他盯著我們看了一會兒。
「你們到布魯克斯頓來有什麼事？」
我差一點提到他身後牆上的那個徽章和手銬，不過還是決定不這麼做。都是些睡著的狗 ，沒必要把事情攪得更加糟糕。
「我們正在調查總統最近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選，即布倫達·湯普森。她告訴我們說1972年她在布魯克斯頓住了幾個月。我想在你們的檔案科查對一下她的名字。」
「你本來打個電話就行了。當然，你們一路開車到這裡不會就為了核對一下記錄吧？」
我看著他，暗自和自己爭論起來。真是舊習難改——他的態度就證實了這種陳詞濫調——不過我也許可以走捷徑。事實上，也許是不得不這麼做。
無論布倫達·湯普森在布魯克斯頓幹了什麼，沒有布羅德斯基的幫助，我們是沒有機會發現真相的。
我對他說：「事實上，還有別的事。」
「我就猜到是這麼回事。」
「警長，是收養記錄。能讓我們看一下嗎？」這並非新線索，但卻是一個考驗我們新關係的好途徑。
「你有法院指令嗎？」
「沒有，但有一份棄權聲明書，是從湯普森法官本人那裡拿來的。」
「她就是那個母親嗎？」
混賬。這可不是個好開端。現在我礙說些我一直努力迴避的話。
「我擔心我不能再透露得更多了，警長。我沒有不尊重您的意思，但是我真的不能告訴您了。」
他咧嘴笑了，笑容里沒有一絲的友好。
「事情變得越多……」
他沒把話說完。沒有必要。
「沒有法院指令，」他繼續說道，一邊將身子前傾，把粗壯的手臂支在桌子上，「這可是個問題。收養記錄是我們經手的記錄里最受保護的，沒有法院指令，你連封面都別想看。」
他將目光移開了一會兒，然後又看著我們。
「我想，你們還希望看一下墮胎記錄。」
我搖搖頭，「我們正在討論的是1972年……羅伊案的前一年，在此之前不可能有這樣的記錄。」
「不看看你怎麼能確定。」
我點點頭，但沒說什麼。我看看手錶，然後望著警長。
「你能指一下怎麼去縣辦事員辦公室嗎？」
他指著上面說：「就在樓上，正好是我們的頭頂上。」
我們準備上樓，但是他的聲音制止了我們。
「你們打算在這裡呆多久？」
「很難說。我們還有其他一些公事要辦，但是我們會在今天結束前來和你核實一下。」
他聳聳肩，「那就隨你們的便了。如果需要幫助，就打我電話好了。」
這可是你說的，我這樣想著，不過這也是我們進門後他所說的最友好的話了。
「會的，警長，多謝了。」
我們站起身，離開了他的辦公室，他沒有費神再領我們回到接待處，不過我們也不需要這樣的幫助。在通向二樓的樓梯間里，莉薩對我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指的是他這種態度。」
「莉薩，他是退役警察，是從洛杉磯警察局退下來的。」
「當然，我也看到了徽章和手銬。可是天哪……」
「搭檔，你得習慣它。」我走上樓梯，「一會兒你就不會在意了。」
樓上科布縣辦事員辦公室里的客戶服務台剛被油漆過，那味道甚至比警長那裡的都濃烈。一個穿著白襯衫、打著黑色斜紋領帶的年輕男子起身走過來招呼我們。我翻開證件，他點點頭。
「我們要核實一個死亡記錄，」我對他說，「名字是薩拉·肯德爾，死於1972年，是1972年6月。」
他往放在肘邊的一個便箋簿上潦草地寫了幾個字說道：「稍等。」說著就抓起便箋簿，匆匆走到一個橡木文件櫃那裡，拉出一個狹窄的抽屜，抽出一張小小的白色卡片，帶回了服務台。
「薩拉·肯德爾，是的，就在這裡。」他看著卡片，皺了皺眉頭，然後又看看便箋簿，「不過，請等一下，」
他說，「你是說1972年？」
「1972年6月……也許是6月下旬。」
他把卡片遞了過來，我接過卡片，仔細看看那退了色的列印字體，然後對1991年這個年份點點頭，莉薩在電話中被告知的信息得到了確認，這使我十分滿意。不能太信任通過電話得來的消息。現在這信息就可以進入我們的報告了。
「我要一份複印件，」我對他說，「需要鑒定並蓋章確認。」
「當然。」他走開了，然後回來說，「這得需要幾分鐘，還有其他什麼想查的嗎？」
我點點頭，「請給我看一下婚姻記錄，1971年和1972年的。」
辦事員走到另一個橡木文件櫃前，這個柜子離他的辦公桌更近了些，他打開中間的抽屜，拖出一卷微縮膠片，遞給我們。
「你們得用閱讀器來看這些資料，」他說著指指角落裡的一架用舊了的機器，「只要轉動這個手柄，」
他剛開口我就打斷了他。
「我是老手了，」我對他說，「如果需要你的話，我們會喊你的。」
等到他離開後，我開始轉動手柄。
我感到莉薩走了過來，湊在我肩頭往下看著。
她頭髮的氣味甚至比那天的還好聞，那野花香味在這鄉間地方更加具有吸引力。她的肩膀挨著我的左手臂，我感到了它的溫暖，我得強迫自己把精力集中在手中的任務上。
我從1971年6月到12月的婚姻記錄開始，但幾乎立刻就意識到這樣做沒什麼意義。光在6月中旬前就有二十個相關的名字，即二十個黑人女性在科布縣結婚。照這樣的比例我們至少要查一百個名字，我們查不了這麼多名字，反正目前不行。
「查不了。」莉薩說，她的思維也和身體一樣和我靠得很近。
我走回到那位辦事員正在查死亡記錄的地方。見我走過去，他看看我。莉薩留在後面，不過我知道她在聽著。
「薩拉·肯德爾，」我說道，「你還有關於她的其他資料嗎？她是誰，她和誰結的婚？或者說她是以什麼為生的。」
他咬了一會兒自己的下嘴唇，說道：「如果她在這裡有過任何工作的話，那她用的就是假名。」
「能幫我查一下嗎？」
這位辦事員走到第二個文件櫃旁，然後空手回來了。
「什麼也沒有。」他說。
我看看莉薩，她走到我們這裡。「教堂呢？」她問，「如果她定期去教堂的話，我們該從哪裡查起呢？」
「我是說，我們的記錄里不會有……教堂資料。」他停了下來，「想想看，我們也許應該有的，假如她是在教堂結的婚，她的結婚證會告訴我們是哪個教堂。」他走開了，然後又轉回來，給我們看了結婚證。「浸禮會，」他說著，聲音很驕傲，「和我一樣，她是在我那個教堂里結婚的，我剛開始去那個教堂。在以馬利浸禮會，福爾斯巷。」
我仔細看了看結婚證，把日期抄在筆記本里，「我們怎麼去教堂？」我問他。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打電話給約翰遜會友，省得你們跑一趟了。」
我想，這是會省時間，不過電話還是不可靠。我們要問的問題需要面對面接觸，需要身體語言，所以我還是問了路，得到回答後，和莉薩一起回到了停車場。
在開往教堂的半途，我的腦袋又開始沉重起來。
我從沒見過以馬利浸禮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