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蒙克特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這位女士回答道，「如果可以的話，我很樂意幫你。」
你幫不了的，我本該原原本本地告訴她，你幫不了，除非我可以讓你確信現在別無選擇。我們還是遵循匡蒂科規則為好。
我告訴她：「這是例行的常規背景調查，因此我需要確認一下你們過去的一個學生的出勤情況。那個女生六十年代後期進入加州大學，她1972年畢的業。」
「行。」
我覺得自己的眼睛睜大了，這不可能那麼簡單。也許這個女人是新手，她不太懂。在她接著說話時，我拿起了筆。
「你只要派一位特工到我辦公室來，帶上證件和棄權聲明，我會很樂意幫助的。」
「恐怕時間上會有困難，我們能現在就進行嗎，就在電話里？」
「你肯定知道加利福尼亞州的隱私法案。若沒有被簽署過的棄權聲明，我對當前和過去的學生情況都無可奉告。」
「但我確實有聲明，女士。我現在手裡就拿著呢。」
這是事實，只是稍微有些改動的事實。我的收件箱里滿是簽過名的棄權聲明，都是從各種各樣的人那裡弄來的。我惟一沒有的就是她要的那一張。
「好，」那女士對我說道，「現在你惟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帶給我，然後我們就來辦理。」
「但我告訴你我的時間限制很急，得有個辦法來加快進程。我過後寄給你如何？可以嗎？」
「抱歉，我們不能這麼做。」
「你能否和你的上司商量一下？」得把過程弄得盡量複雜些，在這樣的事情中，這一點很重要。
「我想……但是我知道她會怎麼回答。」
「我很願意在電話上等你去協商一下。」
我聽著聽筒里無聲的待機聲，心裡暗暗感激大學裡無法提供電梯音樂。她一會兒就回來了。
「我上司說如果我能確認你是誰，你就可以把聲明書傳真過來。」
我暗暗笑了，這還差不多。我已經一條腿跨進門了，他們想要擺脫我就他媽的不容易嘍。
我重複了自己的名字，認真地拼讀著，然後請這個女人通過電話號碼查詢服務在大區分局找到我的號碼，再給我打過來。我解釋說，這麼做她就能完全確信是在和聯邦調查局通話了。
她的聲音變得性急起來，「你為什麼不直接把號碼給我呢？」
我搖搖頭，這樣的要求果然不出所料，然後就告訴了她。蘭分鐘後，我的電話鈴響了。
「好吧，蒙克特工，我準備給你發傳真了，但是你得耐心點。我們的傳真機在辦公室的另一端。我走過去再回來得花點時間。」
當然要花時間了，在一個不講究效率或效益的行政事務辦公室里，傳真機總放在不容易走到的地方。
「我也一樣，」我帶著同情的吃吃笑聲說道，「事實上，我非得上樓才能用傳真。給我五分鐘，我不掛電話。」
我把電話當的一聲放在桌子上，把話筒邊的一堆白紙翻得沙沙響，然後重重地踏著腳步走到門邊，打開門，又把它重重關上，聲音響到足以讓她聽見。然後我回到桌邊，靜靜地坐了四分半鐘，站起身，重複了一遍開門關門的程序，然後走回電話前，把它拿起來，說道：「喂，你還在嗎？」
電話又安靜了一分鐘，這個女人才回到線上。她聽上去有點氣喘。
「這裡什麼也沒幹成，」她說，「我什麼也沒做成。」
「該死的，這裡的機器又不正常了。它經常出故障，什麼人都用。」
「那你就告訴我吧。」
「我再發送一遍。」
我重複了整個過程——翻紙，故意踏出腳步聲，大聲地開關門——這次過了六分鐘。這次她喘得很厲害，走回來時就像患哮喘症的賽馬。
「不行。」她氣喘吁吁。
「你能肯定？我機器上的信息顯示窗里說『收到一頁』。問題可能出在你那邊。讓我再試一次，別掛電話。」我把電話放在桌子上，彎下身子聽著。
「不！老天，別試了！」那個女人叫道，「我不能一上午都耗在上面。至少我知道你是誰了，我會確認你已經知道的內容，但其他的我就不能給你了。」
我看看桌上那堆亂七八糟的紙。已經知道的內容。這他媽的是個伎倆。我就從僅知的兩件事情中的一件說起。
「戴利亞·赫爾南德茲是加州大學的學生，1972年畢業，然後去了法學院。計算機確認了她的畢業嗎？」
「我來查一下。」我聽到了敲擊鍵盤的聲音，「是的，在這裡，1972年6月14日。」
「有沒有要求法學院出具成績單的申請？有嗎？」
「蒙克特工，我說過我不能告訴你這樣的內容。除非你已經知道了。」
上帝呵，我想，一邊用起了第22條軍規 。好像是這女人創造了那些該死的記錄。
「我桌子上有法學院的資料，」我說，「給我一點時間讓我找一下我需要的內容。」
我在聽筒邊翻著紙張，「抱歉，」我學著科倫波警長 的腔調咕噥著。
「今天也不知是怎麼了……應該把準備工作做得好一些的。是在費城，我想……費城的什麼地方呢……坦普爾大學，是嗎？……不，不對……」我又晃了晃紙，「我放哪裡了呢？」
我停下來，等著她插話，不過她可不好對付。我突然有種衝動，想把紙猛地塞進電話的話筒，然後想著我從哪裡可以真的把它們塞進去。
「啊，對了……對了，在這裡……不出所料……不是坦普爾……根本不是費城，它是……是……」
「哈佛！」她咆哮著，「老天，哎——！」
「哈佛！」我叫得比她更響。「太對了，哈佛法學院。」
我身體向後一靠，對自己的混亂再三道歉，一遍遍地致謝，掛了電話，然後用手一捋頭髮，看著我桌上的錢。走了一半了，我對那兩個本傑明頭像 說道，過一半了。
我又抓起電話，哈佛的事就好辦多了。那裡的法學院更熱衷於將其畢業生的成就張揚出去，而不是把他們在警察面前藏起來。而且，當我接通了劍橋市 的研究生院檔案室電話時，我發現情況簡單多了。這次是一個男子接的電話，他很高興地告訴我，戴利亞·赫爾南德茲完成了法學院的學業，並在1975年拿到了法理學博士。
「你願意和校友會辦公室談談嗎？」這個人問道，「他們也許有關於她最近狀況的信息，也許會有電話號碼。」
我告訴他我很願意，他便把我的電話轉了過去。這次是個女的，但當我告訴她我要找的人的名字時，她的聲音出奇的冷淡。
「蒙克特工，你可一點不愛惜我的錢。」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波士頓辦公室的特工已經給我打過電話了，關於賈巴拉·阿巴德，向我問了同樣的問題。難道你們互不通氣？」
「阿巴德？不，不是這個名字，」我說，「我要找的女人叫戴利亞·赫爾南德茲。」
「我對你們的特工貝內特說了，她們是同一個人。戴利亞從我們的法學院畢業一年後，取了個穆斯林名字。賈巴拉·阿巴德的辦公室在哥倫比亞特區，她做公益辯護工作。」
她拼了一下那個不尋常的名字，說出了地址和電話號碼。
我問她：「你能確定那另一個特工是我們的人？」
「講話腔調就像你們這幫人。我沒看到他的證件。我說了，我們只是電話交談，但是我沒有理由認為他不是。」聽上去有翻紙張的聲音。「我在文件上做了筆記，」她說道，「是貝內特，羅伯特·貝內特。在波士頓工作；他這樣告訴我。」
我盯著正對著我書桌的牆壁，當然，她弄錯了。如果她沒錯的話，貝內特特工的報告早就應該在莉薩的資料里了。但是再細想下去也沒用。
「你說得對，」我告訴她，「我們是應該彼此多溝通。」
我謝了她，掛起電話，安靜地坐了一會兒。羅伯特·貝內特，我把這個名字寫在記事本上，還有那個城市波士頓。我拿起電話，打給莉薩，讓她帶著湯普森的文件到我辦公室來，然後走到門邊，開了門。在走回座位時，我伸手抓起桌上的錢，把公文包拉近了些，把鈔票塞進暗層。我這麼做的時候感到一陣失望的悸動，並馬上意識到原因何在了。
我一直在期盼著賭博，但是贏錢太容易，太容易了，無法讓我熱血奔涌。隨便哪個特工都能完成這樣的事，這是實情，毫無疑問，但是這不能說明什麼。
這他媽的肯定不表示我走運了，還沒有。但是當莉薩走進門來時，我依然禁不住地笑了。
我告訴她我剛從哈佛法學院校友會辦公室的女人那裡聽說的事，她也笑了。雖然她確信湯普森的資料中沒有提到賈巴拉·阿巴德或者是羅伯特·貝內特，我們還是複查了一遍。當我們還是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