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Philip A.Kuhn）的《叫魂》，是一本很多人讀過並且談論過很多的書，似乎即使從節約筆墨和紙張的角度，我也沒有必要再來說三道四。但是讀書人的毛病就是不僅要讀而且要說，有話要說的時候，不說就憋得難受。不然怎麼當年一「引蛇出洞」，就引出了嘴巴發癢的幾十萬右派。在此我想要說的是由《叫魂》引發的一點漫無邊際的聯想，對這本書來說應該算是多餘的話。
孔飛力這本書其實不過是講了一個最平常的故事，1768年中國的浙江德清縣發生一件妄圖取人的毛髮施法來蠱害人的事件，用中國人的說法就是藉此把人的魂攝走（說到這裡，覺得這本書的譯名有點問題，還不如將Soul Stealers直譯，叫「竊魂者」更適宜。因為過去中國人常將孩子因病昏睡或昏迷視為「丟魂」，而招魂的把戲通常就是在門外或者被認為丟魂的地點大聲地叫，所以又被稱為叫魂，這種現象，孔飛力的書中也曾提及，故而將Soul Stealers譯成「叫魂」，似有造成混亂之嫌）。像這樣的事情在過去的中國實在是平平常常，連老太太小孩子都司空見慣。不過，這種把戲大多在背地裡干，即使露了餡，也很少鬧到衙門上去，實在不可開交打上官府，清朝的官雖然多數是緣八股爬上來的，但多數還是有常識的，斷不會對此大驚小怪。這種在中國通常被稱為厭勝之術的巫術，已經由人類學家證實，不僅中國有，世界其他民族也有或者曾經有過，所以，並非只有中國人特別壞或者特別怪。然而，不知道怎麼一來，類似的「妖術」事件在江南地區又冒出了幾件，因而惹動了清朝乾隆皇帝的那根敏感的神經，把它當作「政治事件」來追查。於是舉國上下沸反盈天，最後發現什麼事也沒有，大家原來是在見鬼。
我由此想到的第一點，是說在這個故事裡乾隆之所以大動干戈，本來是因為他老人家發生由剪毛髮（其實充其量不過是一點辮梢）到剪辮子再到反滿叛亂的一連串聯想。在這裡，顯然辮子已經化為了某種政治符號，然而，這種符號自滿人人關以來是有變化的。剃髮本是中國北部若干少數民族的習俗，來自白山黑水的滿族只是其中之一，當滿人入關之前，他們頭頂的毛髮的絕大部分都是要剃掉的。入關之後，強迫漢人遵從滿俗，將剃髮作為順服與否的標誌，那個時候，滿人在乎的是頭頂的毛髮剃了沒有，所謂「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至於剩下的少許頭髮編成的小辮子倒在其次。但是到了乾隆中後期，在漢族文化同化力的潛移默化作用下，不分滿漢，大家的頭髮越留越多，一根又粗又長的大辮子就代替原來的禿頂成了臣服的象徵。自以為聰明過人的乾隆並沒有悟出這身體政治符號的改變其實是暗中著了漢人的道，反而變本加厲地關注臣民頭上一根根的辮子，甚至將之看作政治異動的晴雨表。所以，原本充其量是剪去少許辮梢的巫術恐慌，在「聖明」而又精力過剩的乾隆眼裡，一下子就有了政治反叛的意義。當然，從乾隆之前與之後的叛亂事件來看，他的疑心倒也並非全是空穴來風，但是這次卻只能證明，即使在長期的太平年景，一向自詡「聖明」和能力超群的他，其內心深處依然是其統治的敏感和虛弱。
我想到的第二點，是有關妖術之類的訛言傳播的心理機制是什麼。在中國，這種巫術性的事件（即使根本就是子虛烏有）往往會經過一連串的訛言放大成為普遍的恐慌，中國下層社會總是不乏樂於製造和傳播的好事者，不明白事的和過於明白事的都有。孔飛力所描述的巫術恐慌就是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時有發生，前些年就在浙江省出現過一起所謂彈棉絮的人在棉絮中放東西禍人的事件，一時鬧得城鄉囂然。不過，這種由於巫術鬼道引起的訛言恐慌，一般都有區域性，出了一定的方言區就逐漸消弭了。孔飛力所描述的「竊魂」巫術，在1768年的中國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大恐慌，攪得舉國上下從官到民雞犬不寧。其原因在於當時事件有「上下兩方面的積極性」。一方面民眾普遍地具有相信巫術可以福人禍人的心理而且相當的強固，一方面官方的嚴厲追查極大地拉動了訛言的流播，來自官府的正式行為變成了蜚短流長的佐證，於是，「妖術」的恐慌就異乎尋常地瀰漫開來了。在這場大恐慌中，皇帝、地方官和一般民眾是各有懷抱，乾隆眼睛裡看的是反叛的異動，地方官面臨的是文不對題而且棘手的政務，老百姓則是怕不知從何而來的妖術害到自己。對於下層社會而言，蜚短流長的訛言和普遍的恐慌心理本身就是滋生事端的最好土壤，即使本來什麼事情也沒有的地方，也可能憑空生出事來，隨著官府追查叛黨的行動的展開，越來越多的偷剪人家辮子行妖術的案件冒了出來，所有陌生的外鄉人，游丐、遊方郎中、藝人特別是四處化緣的僧道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居心叵測的妖人。不言而喻，這些人幾乎百分之一百都是被冤枉的，而冤案的造成，多數恰恰不是我們今天想像的是由官府威逼的結果，而是先在平頭百姓眼裡成了妖人，然後才有了官府的屈打成招。在鄉村社會，凡是遇到危機，無論危機來自於天災還是人禍，外來人往往會成為被懷疑的對象，即把他們視為危機的源頭，尤其那些從事與神秘事項有關的職業的人，如遊方的和尚與道士們嫌疑就更大。而那些真正以巫術為職業或者半職業的鄉村巫婆神漢們，反倒被輕易放過，當然，一方面固然由於他們是本鄉人，但也不排除危機還不夠大，不足以讓鄉村社會拋出自身的邊緣人的理由。
實際上到了後來的晚清時節，幾十年不脛而走的關於基督教的訛言和綿延不絕的打教風波，其發生機理其實與1768年的妖術恐慌差不多。首先，如果沒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導向，訛言不會傳得如此之廣，其中絕大部分關於基督教挖心剖肝、取睛煉銀以及教士教民亂淫奇淫的訛言，是紳士們炮製出來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官方的默認。其次，老百姓的確存在著對外來人尤其是從事與神秘事項有關的外來人根深蒂固的懷疑和歧見。我們已經看到了，在1768年的妖術大恐慌中，連中國固有的遊方僧道都大觸霉頭，更何況是那些藍眼高鼻的洋人呢？至於洋教淫亂的訛言特別多，其實中國民間關於僧人的這方面傳說就不少，而兩者恰恰都與讀書人有關，可以說，大多是讀書人發揮他們的性想像力編派出來的。前者，我們只消看看湖南著名鄉紳周漢的打教揭帖就可以，後者自有那些描繪和尚怎樣在廟裡藏女人（而且多是美女）的小說在，也許有人還會記得那個有名的嘲罵和尚的疊字謠：一個字是僧，兩個字是和尚，三個字是優婆塞，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越是崇尚禁慾的人，我們那些讀聖賢書的人就越是愛編派他們的淫亂故事，自然，我們的下層百姓也不是吃素的，他們特別善於將之發揚光大到離奇的地步。
當然，我們不懷疑下層社會的文化創造力，但是，下層文化畢竟存在著導向的問題。老百姓推許的人是紳士，嚮往的文化自然也是上流文化，這就是為什麼經常老百姓會將上層文化的觀念演繹發揮得讓人啼笑皆非，但幾千年來整個文化的方向還是皇帝認可的儒家的。
其三，我認為孔飛力此書最精闢的論述之一就是指出了在這次妖術恐慌事件中，暴露了官僚體系與皇權的緊張關係，而這種緊張恰恰由於「官僚責任制度的運作是圍繞著對信息的控制而展開的」。通俗一點說，就是皇帝與官僚體系，以及各級官僚之間，存在著對信息控制的爭奪，誰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誰就在行政過程中佔據較為有利的地位。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要「矇騙上級」，一個要「了解下情」。
這種對信息控制的爭奪，在前現代國度里是一種通病，並非屬於中國特有的國情。由於沒有大眾傳媒的存在，行政官員對於信息的控制成為可能，所以才會使得行政運作朝著這個方向走。在中國，雖然某些報刊史的專家把京報和塘報也看作是報刊的前驅，但實際上那個東西跟現代意義上的傳媒毫無共同之處，所以傳統王朝里信息控制就總是好戲連台。做皇帝的總是沒完沒了地抱怨下面欺君罔上，他們最擔心的也確實是臣子們的矇騙，封鎖消息，使得他們無法了解下面發生的真實情況。做臣子的則或多或少總是要瞞點什麼，儘可能不讓皇帝將自己治下發生的所有情況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魯迅說的那樣，中國歷史只存在「猛人」和猛人的包圍者，猛人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衝破包圍不可。皇帝的反包圍術其實也相當豐富的，有監察系統和特務系統，清朝還有密折制度，有時甚至加上微服私訪。皇帝身邊的太監，常常是皇帝用來「突圍」的「親衛軍」，所以無論大家怎樣深惡痛絕，宦官之禍卻總是躲不掉。
官僚對於皇帝的態度自然不可能都一個樣子，不是所有的官都對皇帝藏著掖著，就像明清實行薄俸制，絕大多數官僚都會吃得肥肥的，至少不會受窮，但也確實有那麼幾個就吃那點干俸，甚至變賣了自家原有的家產來供養自己的「官身」的，但是對官僚體系整體而言，不控制信息是不可想像的。對皇帝的「欺」與「瞞」，並不只是要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