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那幾頁我寫了整整一個下午，因為每周有兩天，周二和周四，我只有上午有課。多虧了我的大伯安托萬，我才在法國美術院謀到一個職位，那裡的教室寬敞而又寒冷，巨大的窗戶上沒有窗帘，正對著院子和屋頂。這就是所謂的美術博物館。
這棟建築物是和省立高等音樂學院以及大劇院同時期建立起來的，大概是在上世紀中期，那時本市的工業已經蓬勃發展了。
雖然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從這裡出去，但這裡沒有出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畫家。某些人在當地出了點小名，而我們只能在像我大伯這樣的房子里才能看到那些古老的畫。還有一些人去了巴黎，只在秋季藝術沙龍舉辦過一兩次展覽後便默默無聞了。
今天上午我給四十多個男女學生上了課，主要是女生，十六到十八歲，都穿著白色的工作服。今天的課程按照專業語言來說是石膏素描課。我的學生們一年到頭用手裡的木炭棒畫著古代的石膏素描，要麼是一隻腳，要麼是一隻手，然後是半身像，最後是一個古羅馬皇帝的瞎眼頭像。
今天下午，艾琳出去購物了，而且我還知道她會去一趟理髮店，於是我就利用這一下午的時間寫了好長一段。
尼古拉斯·馬謝蘭很早就過來跟我們一起吃了晚飯，我覺得他長胖了。他五十八歲，卻有九十公斤，已經開始挺著肚子叉著雙腿走路了。
他的醫生建議他節食，要求他持續鍛煉身體，但他不怎麼關注體型，也不怎麼在乎健康。他似乎很樂意變胖，變得難看。他吃的是我的三倍多。吃對於他來說是人生一大樂事。
他經常來我們家吃晚飯，一般每周至少來三次，經常是四五次。他總是會提前給我妻子打個電話，商量晚上吃什麼。
在狩獵季，也就是現在，他每天早上上班路上都會經過雷阿爾菜市場，給我們帶些山雞、山鷸、一隻狍子或者野豬腿。
也是他選葡萄酒，給我們裝了一整窖。
他在做生意時冷酷無情。他的合作者、辦公室員工以及工人在他面前謹小慎微。我想，這也許是因為他的那張大臉表情易變。但他從來沒有在我們面前發過火。他是個開朗的很孩子氣的男人，你會吃驚地發現，一些幼稚粗野的小故事就能把他逗得哈哈大笑。
但是我想起有幾次我們邀請客人來玩時，他都會提前親自挑選客人，因為他不喜歡煩人的人。如果有客人辜負他的好意，或者嘗試著向他套取商業信息，或者想在聚會裡得到什麼利益，他就會突然沉默，然後直直地盯著那個討厭的傢伙，一動不動，好像死了一樣。這樣那個討厭的傢伙就會覺得自己成了一個靶子。
我知道，人們都以為我在外面裝出一副了不起的樣子，其實在家裡低聲下氣，這就是我享受舒適和奢侈應該付出的代價。
但他們如果看到我們三個人坐在桌子上，或者，吃完飯坐在起居室里喝著咖啡和飲料，肯定會大吃一驚。不管他們相不相信，我們三個人之間一點嫌隙也沒有。
今晚，也許是因為正好是我大伯安托萬頭七，我們的話題就扯到他的身上。尼古拉斯·馬謝蘭對他很了解。他們生活在同一個階層，經常在一些高級的地方碰過面，那些地方是我沒法進去的，我只能在心裡想想。
「我幾次有求於他，」尼古拉斯說，「有一次，他幫我挽回了上千萬的生意。他的死肯定會造成巨大的損失，因為我看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替代他的位置。」
我大伯從來沒有打過刑事官司，不為大眾所熟悉，但他在某個領域是個響噹噹的人物，這個領域涉及諸多事務和金融活動，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他的專業是國際法，有人多次推薦他去海牙國際法庭工作。
與其說他是個律師，還不如說他是個法學家，他所打的官司很少涉及民事。每個月兩三次，他會飛去巴爾、米蘭、倫敦或者阿姆斯特丹，當然還有巴黎。在巴黎，他總是秘密地住在塞納河左岸的一家賓館裡。
家族裡的人並不關注他的這部分生活。我們只是把他當作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我們每次有困難，就會覥著臉去找他。
他總是友善地接待我們。他從來沒有想過不認我們當中的任何人。他對愛德華比對家族裡其他人更寬容。
他參加於埃家族所有人的婚禮，但每次都是一個人坐著，因為我們的不自在和對他的尊重。
我現在想，他可能才是最不自在的那個人，因為他要表現得和我們一樣。但我敢肯定，他應該很高興看到我們當中的任何人出現在他的面前。他的小眼睛裡神采奕奕，就好像跟我們保持聯繫，他又彷彿找回了童年時光。
「孩子，最近過得好嗎？艾琳怎麼樣？」
他記得每個人的名字，從來不會弄混任何人的身份。我弟弟呂西安有一次居然聽到大伯問起他最小的兒子的情況，大伯從來沒見過他，只是在一張很普通的請柬上知道他出生了。
「跟我說說吧，孩子。」
他管我們幾個都叫孩子。他知道我們並不是偶然去了他家，肯定不會是因為經過聖母碼頭，順便進了這個大得驚人的房子。
我剛結婚的時候，過得不是很順利。我跟他提過法國美術院有個教師職位空缺。他問了我幾個簡單的問題：「誰負責這些事？」
「應該是校長吧。」
他搖了搖頭。
「不是。校長只是低級職位。我想美術院應該是歸市裡管吧？」
「應該是的。」
「既然如此，那就是市長負責了。他是個激進的社會主義人士。我認識他們黨派的主席。」
他打了通電話。事情解決了。正如大家所想，我個人是謀不到這個職位的。
安托萬大伯和我們不是同一類人。他屬於那個我們不知道的世界，在那裡我們的基本觀念是愚蠢而可笑的。我二伯法比安去世後，不知道是哪個政府部門搞的鬼，說我嬸嬸索菲沒有撫恤金，然後安托萬大伯給人事部長通了電話，三天之後嬸嬸就拿到了撫恤金。
「尼克，您也認為他是自殺的嗎？」
馬謝蘭跟我妻子單獨在一起時以「你」相稱，有幾次碰巧被我聽到了。在公共場合，在我面前，他們互稱「您」，從來不會弄出一點差錯。然而，尼古拉要求我們倆以「你」相稱，但我一直都不習慣，一方面是因為年齡差距，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是個比我重要得多的大人物。
「應該是沒錯的，大家都是這樣認為的。」
「是因為他妻子的事情嗎？」
「有可能。但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那還有什麼原因會讓他選擇自殺呢？他的醫生說他既沒有癌症也沒有其他不可治癒的毛病。他的身體還不賴。我想他應該不會有金錢方面的麻煩吧？」
尼古拉慢慢把頭轉向我的妻子，帶著某種憐憫的微笑看著她。這讓我想起，在諸聖瞻禮節的早上，我在安托萬大伯的嘴唇上看到了類似的微笑。我估計我妻子對此一定很惱火。
「您為什麼像盯著一個說了蠢話的白痴小女孩一樣看著我？」
「沒什麼。艾琳，您很迷人，但是什麼都不明白。」
「有什麼不明白的？沒人會無緣無故自殺，不是嗎？」
「人類有無數種理由自殺。」
「比如呢？」
他大手一揮，又甩開膀子吃起來。和往常一樣，艾琳是不可能閉口的。她沒佔上風之前，不會輕易就讓一個話題結束。
「大伯真的愛她嗎？」
「他以他的方式愛著她。」
「怎麼說呢？」
「他曾經說過一定要讓她幸福。他需要找個人一起過日子，需要讓那個人過得幸福。」
「可他為什麼選擇她？她可是個一點都不省心的女人。要麼關上窗戶在床上躺個三四天，還不讓他進房，要麼就像個瘋婆子一樣大喊大叫，她就是個神經病，不是嗎？」
尼古拉好像不知情一樣，帶著我妻子最反感的那種寬容的微笑，削著梨子回答說：「我不知道。」
「您經常在他家吃晚飯呀。您見過他們在一起的。我聽說科萊特有幾次當著十幾個客人的面，一言不發地來離開桌子，回到自己的房間，然後再也沒在晚會上露個面。是真的嗎？」
「我碰到過一次這樣的情況。」
「當時大伯說什麼了？」
「他臉色變得有點蒼白，但不是生氣，我們覺得更多是因為擔心。然後，他就隨便找個說得過去的理由，結束了晚宴，上去在門外問她的情況。」
「然後，她就挖苦他？」
「我可不這麼認為。」
「她可沒有少背叛他。我聽說她離家出走後的第三天還是第四天，他就在一個髒兮兮的賓館房間發現了病怏怏的她么？她之前是跟一個陌生男人一起去那裡的，有這回事么？人家還說，就在第二個晚上，那個男人就帶著她的包、首飾還有皮大衣一起消失了。」
「我聽說過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