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瞞著妻子和所有人在筆記本上寫回憶錄，有人到我辦公室來我就把筆記本鎖上。這不僅是為了整理回憶，也不僅是為了理解那些一直困擾著我的事。
我現在有了辦公室，在沙托街有一個兩扇櫥窗的商店。我比我以前的老闆蓬碩先生的兒子僱傭的人還多。他不知道現代化，所以他的店依然和我以前在那裡工作時一樣灰暗莊嚴。
我有三個正在成長的孩子，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男孩叫讓-弗朗索瓦，他出生在布雷敘爾，那時索菲被寄養在鄰村的農場主那兒。我的妻子下火車後，農場是她能找到的最好的避難所。
索菲看到我似乎很高興，但並不驚訝。一個月之後，我們仨還有小弟弟坐上回菲邁的火車時，她已經很堅強了。
分娩非常順利。讓-弗朗索瓦是三個孩子中最強壯的。我們四個人經歷了很多困難。讓娜比以前更加緊張，會為一點小事擔驚受怕，確信厄運會隨時降臨。
我們的第三個小孩伊莎貝爾出生在戰爭的轉折階段，那時他們正等著登陸。有人說這將會和德國入侵時一樣引發災難和混亂。有人預測所有身體強壯的男人都會被送到德國去，道路上已經做好箭頭標識，這樣我們就不會堵塞軍用道路。
那時候仍然缺吃少穿。糧食供給下降到最低水平，我非常小心地去黑市買點吃的。
讓娜一直都是早產，嬰兒放在暖箱里，而讓娜從來都沒有完全恢複過來。我說的「恢複」更多指的是精神方面而不是生理方面。她還是惶恐、消極，我們定居沙托街之後，她很長一段時間裡都確信我們要經歷一場災難，我們會比以前更窮。
我恢複了以前的生活，好像那是我的職責、命運和唯一的選擇，我從來沒想過生活可以是其他樣子。
我辛勤工作。我打算稍有成就後把孩子們送進最好的學校。
我不知道他們會變成什麼樣。現在他們和我們那裡其他所有小孩差不多，他們接受別人灌輸給他們的所有思想。
我看著兒子長大，聽著他提出的那些問題，看到他瞥我，我有一些想法。
讓-弗朗索瓦將來可能會像他媽媽那樣生活，學校的教育也正在把他塑造成那樣的人，我自己也差不多是那樣的人。
但他可能有一天會反抗我們的想法，我們這種生活，他想嘗試做自己。
兩個女兒非常有可能和她們的媽媽一樣，但是我想像長大後的讓-弗朗索瓦時，並不知道他終究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額頭上的頭髮開始脫落。我需要越來越厚的鏡片。我是一個謙讓、平庸且還算幸福的人。從某種角度看，讓娜和我就像漫畫里的模範夫妻。
於是，我想到給我兒子留下另一種印象。我問自己，這樣對他好不好：他某一天忽然發現父親並不是以前那個樣子，那個靦腆的丈夫，除了儘力撫養孩子、稍微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外沒有任何念頭。
我兒子，也許還有我女兒，會知道我身上曾經有另外一個人。有好幾個星期，這個念頭讓我激動不已。
但我還是不能確定。我尚未決定將這個回憶錄給別人看，我希望再多思考一段時間。
不管怎麼樣，我將在這裡揭露內心的想法，我將誠實地面對自己和他人，直至最後一個字。
從一九四〇年冬天開始，生活幾乎恢複正常，除了要面對德國人，面對早就變得十分困難的糧食供給。我開始工作。收音機沒有被禁止，銷路比以前更好。公雞內斯托爾和母雞（少了一隻）回到花園盡頭的窩。與我所料相反，我家什麼也沒有被偷，沒有一台收音機或一件工具被偷。我的工作間和我走時一模一樣，只是有些積塵。
一九四一年春夏秋三季平安無事地過去了，關於那段時間，我只留下了些微記憶，好像威廉斯醫生經常來我們家。他非常擔心讓娜，他後來坦白告訴我，他擔心讓娜患上了憂鬱症。
也許永遠不會有人在我妻子和我面前提起安娜，但我肯定她已經知道了。像我們一樣返回家鄉的難民傳播的流言沒有傳到她耳朵里去嗎？我覺得這不可能，雖然我自己並未聽到什麼特別的流言。
但這與她的身體和時時驚恐的心理狀態沒有任何關係。她從來都不熱情，也不嫉妒。她姐姐貝爾塔認為她的丈夫，那個糕點商，在外面尋花問柳。但讓娜能容忍我有艷遇，只要我能秘密進行，並不危及我們的家庭就好。
我沒有在推卸責任。我只是客觀地說出自己的想法。也許她知道她在布雷敘爾那段時間我不是原來那個我，但她也知道我後來又變回去了。
她那時有沒有想過永遠也見不到我了？但不管怎樣，我找到她了。我們的家庭平安無虞，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否認自己行為的危險性。
德國人尤其讓她感到害怕，一種生理上的本能的害怕。他們在街道上的腳步聲，他們的音樂，他們貼在牆上的布告，那些布告公布的都是壞消息。
因為我的職業，他們兩次到我的工作間和我家裡搜查，尋找秘密發報機，他們甚至在院子里挖了好幾個洞。
那個時候，我們還住在原來靠近碼頭的街道，在老馬特雷先生家和捲髮小女孩家之間。他們兩家人沒有回來，解放後我們才看到他們。整個戰爭期間他們都住在在卡爾卡松附近，捲髮小女孩的爸爸，那個小學教師在那裡參與抵抗運動。
在我的記憶中，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之交的那個冬天非常寒冷。聖誕節前不久下了場雪，威廉斯醫生一天早上來我家看讓娜的流感是否好了。我們都已經好了，就剩她尚未康復，而且比平常更加焦慮。
醫生在離開前在走廊里對我說：「有時間的話來幫我看看收音機吧。我猜有一個小燈不亮了。」
下午四點天就黑了，路燈早就被刷成了藍色，櫥窗灰濛濛的。我剛完成一項工作，這時想到了威廉斯醫生。我想我可以在晚飯之前到他家去一趟。
我和讓娜說了一聲，然後披上羊皮大衣，提著工具箱，離開了溫暖的家，向寒冷黑暗的街道走去。
我剛走出幾米，一個人影突然從一堵牆後面朝我走過來。然後我耳邊響起一個聲音，那個聲音叫了我的名字：「馬賽。」
我立馬聽出來了。她身穿一件深色大衣，頭戴一頂貝雷帽。我覺得她的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蒼白。她走到我身邊，因為我就像以前那樣對她說：「過來。」
她似乎凍僵了，很激動，我卻鎮定而清醒。
「馬賽，我得告訴你。這是我能見到你的最後一個機會。我和一個英國飛行員在菲邁，我得護送他到自由地區。」
我轉過頭，我覺得我看到一個男人的身影躲在馬特雷家門口。
「有人告發了我們，蓋世太保在追捕我們。我們必須去一個安全的地方躲幾天，直到他們忘記我們。」
她走路時氣喘吁吁，她以前並不如此。她有黑眼圈，面容憔悴。
我一直大步地走著，快要繞過碼頭的拐角時，我說：「聽著……」
「我知道。」
她從來都是在我開口之前就知道我要說什麼。但這次我說出了我想說的話：「德國人在監視我。他們兩次……」
「馬賽，我知道，」她重複道，「我不恨你。很抱歉。」
我想追她時，她已經跑向那個在黑暗中等她的男人。
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這事。我把醫生的收音機修好，回到家裡。讓娜在廚房裡擺好飯菜，讓-弗朗索瓦已經在他的兒童座椅上吃完飯了。
「你沒有著涼吧？」讓娜看著我問道。
所有的一切，傢具、物品，都和我們離開菲邁時擺放的位置一模一樣，家裡只是多了個小孩。
一個月以後，我在市政府的牆上看到一張還很新的布告。我讀到五個名字，其中有一個英國人的名字，還有安娜·庫普弗的名字。前天晚上，這五個人都在梅齊埃監獄的院子里被當作間諜槍斃了。
我再也沒有去過拉羅謝勒。我永遠都不會去那裡了。
我有一個妻子、三個孩子，在沙托街上有個商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