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我感覺空虛、沮喪。安娜睡得很不安穩，突然驚醒並吵醒了我，還有幾次流利地自言自語。
我和平常一樣，在同樣的時間起床，準備咖啡，刮鬍子，但是我發現不只有我一個人站在外面。我看到一群群還沒睡醒的難民在看著德國摩托車從旁邊經過。
我彷彿在他們眼中看到了屈服和氣餒，我想我也一樣，這很正常。我們的這種神態持續了幾個星期。
我們翻過這一頁。所有人都確信一個時代結束了，但沒有人知道新的時代是什麼樣子。
但我們的命運將改變，整個世界也將改變。
我們或多或少都對戰爭感到恐懼，但親身經歷其中，發現它與我們想的並不完全一樣。但這只是開始。
我把水放在地上的固體酒精加熱爐里加熱時，那些十分年輕的粉紅色皮膚的德國人像在閱兵一樣呈縱隊行進，一點也沒留意我們。我遠遠地看到兩個法國士兵背著武器在火車站門口站崗。
從前天起就沒有火車進站了。站台、候車廳、餐廳以及站長辦公室都空蕩蕩的。那兩個士兵沒有接收到命令，不知道該怎麼辦，將近九點時他們才把武器靠在牆邊離開了。
我拿著剃鬚用的細毛肥皂刷給臉上抹肥皂液時，聽到錨地傳來柴油發動機發出的聲音，漁船出海打漁了。一艘船上有三四個人。敵人侵佔城市後，漁民們照常拖網出海。沒有人能阻止他們。
安娜和我朝市裡走去，咖啡店、酒吧和商店都開門了，有些商人把店鋪裝飾了一番。我看到一個花店在櫥窗前面的桶子里放置了很多石竹。難道今天會有人買花嗎？
人行道上行人不少，但所有人都有點擔憂和不知所措，德國士兵和法國人混在一起。
一個德國士兵在帕萊街道中間向一個警察打聽信息，應該跟他要做的事情有關，但根據警察的手勢來看，警察知道得並不比他多。
我在城市酒店周圍沒看到一個德國人。說實話，我沒看到一個步行的德國人。我像往日一樣去查看那些名單。然後我到郵局，在留局信件領取處的窗口前排隊，安娜出神地靠在窗戶旁。
我們從早上起就幾乎什麼話都沒講。我們都覺得心情沉重。他們給我遞來一封寫著我名字的電報時，我沒有驚訝。我想這是命中注定的，這封電報就應該在今天到來。
我的四肢軟弱無力，好像裡面的血液被抽空了，走兩三步路都變得很困難。
我已經知道了。表格列印在劣質紙張上，空白處寫著紫色筆跡。
被尋找人的名字：讓娜·瑪麗·克萊芒蒂娜·馮·斯特拉滕，費龍的妻子。
原居住地：菲邁（阿登高原）。
職業：無。
當事人：……
交通方式：火車。
陪同人員：女兒，四歲。
撤退地點：……
我的心臟開始劇烈跳動，我用目光尋找安娜。我看到她仍然背對著外面站在窗戶旁邊，面無表情地看著我。
撤退地點：布雷敘爾婦產院。
我走近她，安靜地把紙遞給她。我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幹什麼，我走到電話窗口。
「我們還可以打電話到布雷敘爾嗎？」
我期待他回答我不可以。我覺得沒有道理啊，電話竟然能正常工作。
「您想要哪裡的號碼？」
「婦產院的。」
「您不知道號碼？也不知道街道名？」
「我猜城裡只有一個婦產院。」
在我小學時代的記憶里，布雷敘爾坐落在我們很少談到的尼奧爾和普瓦捷之間的一個大區的某個地方，在西邊，靠近旺代。
「等十分鐘。」
安娜把電報還給我，我把它塞進口袋裡。她已經知道了，我說了句廢話：「我在等電話。」
她點燃一支煙。我給她買了一個便宜的手提包和一個仿皮小手提箱裝她的內衣和洗漱用品。郵局辦公室的地板上還留著洒掃後留下的水珠。
郵局前小廣場的另一邊，一些顯貴模樣的人在露天咖啡館邊喝白酒邊討論什麼，穿著襯衫和背心、圍著藍色圍裙的咖啡館老闆在他們身邊站著，手裡拿著毛巾。
「給您接布雷敘爾。在二號電話窗口。」
電話那頭是一個不耐煩的聲音。
「喂！拉羅謝勒……請講……」
「是布雷敘爾嗎？」
「是的。我給您接您的號碼。」
「喂！婦產院嗎？」
「是誰？」
「馬賽·費龍。我想知道我的妻子是否還在你們那兒。」
「您說的是哪個姓？」
「費龍。」
我應該拼讀：Fernand中的F，像Emile中的E……
「是產婦嗎？」
「我想是的。她已經懷孕……」
「她是在付費病房還是免費大廳？」
「我不知道。我們是菲邁的難民，我在路上和她以及我們的女兒失散了。」
「不要掛。我去看看。」
我透過電話亭的窗玻璃，看到安娜回到窗戶那兒，手撐在窗戶上，看著自己的黑色裙子。我產生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我覺得她的肩膀和髖部似乎很陌生。
「是的，她在這裡。她前天晚上分娩了。」
「我能跟她說話嗎？」
「大廳沒有電話，但是我可以把您說的話轉告給她。」
「請您告訴她……」
我考慮該說些什麼，突然聽到電話里傳來雜音。
「喂！喂！小姐，請不要掛……」
「請說話啊！請您快點……」
「告訴她，她丈夫在拉羅謝勒，一切都好，他將儘快趕去布雷敘爾……我不知道怎麼去，但是……」
電話那頭已經沒有人了，我不知道她是否聽到了我最後說的話。我沒想到問生的是男孩還是女孩，一切是否順利這些問題。
我去窗口付錢。然後我下意識地說：「過來。」
我最近常說這句話，但這句話其實完全沒必要，因為安娜一直跟著我。
我們到了街上之後，她問道：「你打算怎麼過去？」
「我不知道。」
「可能幾天之內還不會恢複通車。」
我沒有想這個問題。我甚至可以步行去布雷敘爾。我知道讓娜在哪裡了，我得去和她會合。這並不是一項義務。這是很自然的事，我沒有絲毫猶豫。
我看上去應該很鎮定，對自己很肯定，因為安娜用一種驚訝的表情觀察著我。我在碼頭的一家商店買了一個酒精爐。那裡也有粗布水手袋賣，我想買一個代替手提箱，那個手提箱沒裝東西時就有點分量，我不想在路上拖著它走。
德國士兵還是沒有和路人混在一起。之前駐紮在城市邊緣的一支軍隊清早走了，那支軍隊就在舊城牆上，圍在一輛隨軍炊事車周圍。
我最後一次走進營地，走進綠色的馬戲團帳篷。我把手提箱里的東西塞到水手包里。我看到那箇舊的酒精爐，把它遞給安娜。
「我把這個留給你。我不再需要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地方裝了。」
她沒有拒絕，而是把它放進她自己的小手提箱。我在擔心，不知道該在哪裡，該怎樣告別。
有幾個女人已經睡了，還在照看孩子的女人好奇地觀察著我們。
「我來幫你。」
安娜把包放在我的肩上，我彎下腰去拿起手提箱。她跟著我，手裡提著她的小手提箱。在兩個木板屋之間，我笨拙地說：「我的整個人生，我……」
她臉上浮現出一種讓我不知所措的微笑。
「我要和你一起去。」
「去布雷敘爾？」
我很擔心。
「我想儘可能和你多待一段時間。不要害怕。我到了那裡之後會消失的。」
我得知永別這一幕將要往後推，感到如釋重負。我們沒有去見博歇夫人，而是像許多其他人一樣，沒有和她告別和致謝就走了。我們在中心待得最久，老朱爾在震顫性譫妄發作後被送到醫院去了。
我們穿過越來越高低不平的街道朝阿梅斯廣場走去。和平露天咖啡館裡全是客人。一些民用車往來在路上。在廣場的盡頭靠近公園的地方，我們辨認出用花花綠綠的顏色偽裝的德國車輛。
我沒打算坐汽車。但是汽車站還有車，沒有人下過停止服務的命令。我問是否有去布雷敘爾或尼奧爾的車。他回答說沒有，去尼奧爾的路已經塞滿車輛和步行的難民，德國人很難開闢一條通道出來。
「有一輛去豐特奈-勒孔特的客車。」
「經過布雷敘爾嗎？」
「它會讓您在最近的地方下車。」
「它什麼時候出發？」
「等司機裝滿油就走。」
我們在烈日下等，剛開始只有我們兩個人坐在車裡的整排座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