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來時，黃色的陽光透過坯布窗帘射進屋子裡，我對這陽光非常熟悉。我們二樓的窗戶沒有百葉窗。街上所有房子都沒有百葉窗。我聽到床頭柜上鬧鐘的滴答聲和旁邊妻子均勻的呼吸聲，那呼吸節奏和電影裡面正在做手術的病人一樣。她已經懷孕七個半月了。她和以前懷索菲時一樣，由於肚子太大，只能仰著睡。
我沒有看鬧鐘，一隻腳從床上滑下來。讓娜動了一下，含糊不清地說了一句似乎是從很遙遠的地方傳來的話：「幾點鐘了？」
「五點半。」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特別是我在療養院待過那些年之後，因為在那裡，他們夏天六點鐘就來給我們測體溫。
我妻子仍然迷迷糊糊的，她的一隻手臂橫著放到了我剛剛離開的地方。
我悄無聲息地穿上衣服，按順序地做每天早上都要完成的事情，有時候瞟一眼我女兒。我女兒還跟我們睡一個房間，但是睡在她自己的床上。其實我們給她準備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房間，就在我們對面，與我們的房間相通。
但是她不願意去那裡睡。
我手上拿著拖鞋離開房間，赤腳走到樓梯下面才穿上。這時我聽到輪船的汽笛聲，輪船在離這裡將近兩公里的Uf船閘旁邊。按照規定，船閘從日出起為大駁船打開，因此那裡每天早上都會奏響同樣的汽笛音樂會。
我在廚房點燃煤氣，往爐子里添水。這又將是陽光明媚、炎熱的一天。最近每天都是烈日炎炎，我還能準確地在房子不同的房間里指出太陽光每個小時照射的地方。
我打開院子的大門，我們在院子里蓋了一個玻璃天篷，這樣我妻子任何時候都能在院子里洗衣服，我女兒也能在這裡玩耍。我又看到一輛玩具車和一個布娃娃躺在天篷後面黃色的方磚地上。
我沒有馬上走進修理作坊，因為我得堅持規則，就像堅持時刻表一樣。時刻表是在習慣中慢慢建立起來的，它不是根據需要來定的。
爐子在燒水時，我往藍色舊釉盆里裝滿玉米，盆底已經生鏽，不能作其他用了。我端著盆穿過花園去餵雞。我們有六隻白色母雞，一隻公雞。
露水在蔬菜上，在我們唯一的一棵丁香樹上閃閃發光，丁香樹今年提早開出淡紫色的花來，我一直聽到默茲河船上的喊叫聲，還有柴油機的喘氣聲。
我要說明的是，我不是一個不幸的人，也不是一個悲觀的人。我在三十二歲時，把應該做的事都做了，提前實現了所有期待。
我有妻子、房子、一個四歲的女兒，女兒有點神經過敏，但威廉斯醫生說她以後會好起來的。
我自己一個人干，我的客戶日漸增多，尤其在最近幾個月。因為一些重大新聞，每個人都想擁有一台收音機。我賣新機器，也維修舊機器，因為我們住的地方離碼頭只有幾步之遙，船隻晚上停靠，我有一些客戶是船員。
我聽到左邊鄰居馬特雷家開門的聲音，這對老夫婦很安靜。馬特雷先生在法國銀行當了三十五年到四十年出納，他每天早上也起得很早，因為他每天早上都會去園子里呼吸新鮮空氣。
街道上所有的花園都是一樣的，花園和房子一樣寬，中間被矮牆隔開，圍牆的高度剛剛夠我們看到鄰居的腦袋。
一段時間以來，老馬特雷先生習慣守著我出現，因為我的收音機可以收到短波。
「費龍先生，今天早上沒什麼新聞嗎？」
那天我在他問我之前就回屋了，我把開水倒進咖啡中。眼前熟悉的東西都在它們的位置上，讓娜和我讓它們固定在那兒，或者說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最終把自己黏在那裡了。
我妻子如果沒有懷孕的話，我應該已經聽到她在二樓的腳步聲了，因為通常我起床之後她也會馬上起床。我在去修理作坊之前一般都會泡一杯咖啡，這是我早晨的第一杯咖啡。我們遵循一些慣例，我猜想每個家庭都這樣。
她懷第一胎時很痛苦，分娩時非常困難。讓娜把索菲的神經過敏歸結為她出生時醫生必須用產鉗，產鉗把孩子的頭碰傷了。她再次懷孕以來一直擔心難產，她擔心給世界帶來一個不正常的小孩。
她非常信任的威廉斯醫生都不能讓她安心。她會好幾個小時甚至整晚睡不著覺。我們上床很久後，我還能聽到她輾轉反側，到最後她總會差不多是嘆著氣問我：「馬賽，你睡著了嗎？」
「沒有。」
「我在想我的身體缺不缺鐵，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
她試圖使自己朦朧入睡，但是她每天都要到凌晨兩點才能睡著。但她還是會經常突然坐起來，驚慌地叫道：「馬賽，我又做噩夢了。」
「做了什麼噩夢？」
「不。我最好還是不要去想它。太恐怖了。很抱歉把你吵醒了，你明天還得工作……」
最近一段時間，她快七點時起床，然後下來準備早餐。
我端著咖啡走進修理作坊，打開通向院子和花園的玻璃門。在那一刻，我享受到了一天之中的第一縷陽光，陽光就照耀在門左邊一點，我很清楚陽光什麼時候會照到我的工作台上。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工作台，而是一張很大很沉的桌子，來自於一個修道院，是我在一個拍賣會上買到的。桌上總是有兩三台收音機要修理。我的工具擺放在牆邊的工具架上，伸手就能拿到。修理作坊四周，帶鏤空格子的白色木質傢具里塞滿收音機，收音機上貼著寫有客人名字的標籤。
我坐下來工作之前總會旋轉收音機按鈕。這是一種類似於撥慢鐘錶的遊戲。我心裡毫無緣由地在想：「也許我能聽到今天的突發新聞。」
那天我真的聽到了突發新聞。我從來沒有聽過播音員的聲音這麼緊張。無論我選擇哪種電波，廣播都斷斷續續，噪音、汽笛聲、德語、荷蘭語、英語、法語混雜到一起，我感覺到一種危險的頻率。
「昨天晚上，德意志帝國的軍隊對……發動了一起大規模襲擊……」
被攻擊的不是法國——不管怎麼樣，還沒說到法國，只說到了荷蘭，荷蘭剛剛被侵佔。我聽到的是比利時電台。我搜索巴黎電台，但是所有巴黎電台一片寂靜。
日光的影子在灰色的地板上微微顫抖，花園盡頭，我們的六隻白色母雞在公雞周圍晃動，索菲把公雞取名為內斯托爾。我為什麼會突然之間想像起我們的小家禽飼養場會變成什麼樣呢？我幾乎同情家禽的命運。
我旋轉其他按鈕，在短波里尋找信息，大家可能正在短波里同時播音。我收到片刻軍樂，隨後信號中斷，我都沒來得及弄清是哪個國家的軍樂。
一個英國人在念新聞，他重複的每個句子我都聽不懂，他似乎在向一個記者口述。隨後我又收到一個我從沒聽過的台，一個鄉下台。
電台應該屬於軍隊，離這裡不遠。十月份假戰開始以來，軍隊就駐紮在這一帶。
兩個對話者的聲音如此清晰，他們好像在跟我打電話一樣。我猜他們在濟韋，他們的對話沒有一點重要內容。
「你的上校在哪兒？」
這個人有很重的南部口音。
「我只知道他不在這裡。」
「他應該在這裡。」
「你想要我做什麼呢？」
「你該去找他。他肯定藏在某個地方睡覺，不是嗎？」
「反正他不在自己的床上。」
「那麼，在哪張床上呢？」
一聲大笑。
「不固定……」
收音機的雜音使我沒能聽到後面的對話。我看到馬特雷先生的白色頭髮和紅色臉蛋出現在牆上方，他放了箇舊箱子在圍牆後面當小梯子用。
「費龍先生，有什麼新聞？」
「德國人侵佔了荷蘭。」
「是官方新聞嗎？」
「比利時人公布的。」
「那麼巴黎呢？」
「巴黎的電台在放音樂。」
我聽到他邊衝進屋子邊喊道：「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好了！他們進攻了！」
我也在想「好了」，但是這句話對我和對馬特雷先生的意義不一樣。我有點羞愧，我感覺鬆了一口氣。我甚至問自己，是不是從十月份開始，甚至從慕尼黑協定開始，我就迫不及待地期待這一刻的到來。每天早上，我轉動收音機按鈕，聽到軍隊沒有戰鬥，而是互相對峙，我是不是有一點失望？
那是五月十日。我肯定是周五。一個月前，在四月初的八號或九號，德國人佔領丹麥和挪威時我還抱有一線希望。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我想有沒有人能夠理解我。大家都說反正我一點都不危險，因為我近視，肯定不能入伍。我有十六度的屈光度，這意味著，如果不戴眼鏡，我就像一個在黑夜中或者濃霧中的人一樣會迷失方向。
我害怕自己在街上摔一跤後把眼鏡打碎，然後會非常恐懼。所以我的口袋裡隨時都有一副備用眼鏡。我還沒說我的身體，我從十四歲到十八歲在療養院待了四年，一直到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