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六日，星期日
我們吃過晚飯，來到客廳喝咖啡。兩個小時後，我站在窗戶旁，離窗玻璃非常近，想體會一下寒冷的潮濕感。這時我聽見妻子在後面問：「你今天下午要出去嗎？」
這幾個字如此簡單而又如此平常，但對我來說卻有沉重的意義，好像這些音節背後掩藏著我跟維維亞娜都不敢表達的想法。我沒有立刻回答，並不是因為我在猶豫出去還是不出去，而是因為有一會兒，我沉浸在那個有點令人苦惱的世界裡沒有回過神來。那個世界要比我們每天都生活其中的這個世界真實，它能夠讓人發現生活被掩蓋的那一面。
我最後結結巴巴地說：「不，今天不出去。」
妻子知道我沒有出去的理由。她猜到了，就像猜到其他事情一樣。也許她已經熟知我所有的行為和動作。比起她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怨恨，我對她的怨恨並不多。
妻子問我是否要出去時，我正在透過下了三天的陰沉冷雨——準確地說，是從萬聖節開始下的——看一個流浪漢。他在瑪麗橋下走來走去，還不時拍打肋部取暖。我的目光落到一堆深暗的舊衣服上，衣服靠在一面石頭牆下。我在想是流浪漢真的在走動，還是因為空氣流動和雨珠下落讓我產生了錯覺。
他是在動，一會兒之後我確定了：一隻胳膊從那堆舊衣服里伸出來，然後是一個女人的頭，看上去浮腫，頭髮亂糟糟的。男人這時停止走動，轉身朝向女伴說了鬼才知道的一段話，然後那女的坐起來時，他去拿了兩塊磚頭過來，給她遞了一個裝滿液體的酒瓶，女人拿過來對著瓶口就開始喝。
我們住在聖路易島的安茹碼頭已經有十年了，這期間我經常觀察流浪漢。我見過各種各樣的流浪漢，其中包括女性，但是看到行為舉止像一對真夫妻的這還是第一次。我想到了藏身森林深處雄性動物和它的雌性伴侶。為什麼想到這個我會很感動呢？
有些人談論起維維亞娜和我時，總是會拿動物夫妻來影射我們，一個勁地向我重複這個比喻，他們還不忘強調：在野獸中，雌性動物更兇狠。
在轉身並走向已經放好咖啡的托盤之前，我還有時間看到窗外另一個畫面。一個高個子男人，臉上塗著顏色，從我們家對面停靠的一艘快艇里出來。他把防水衣舉在頭頂上，馬上就要進入一個潮濕的世界，他的兩隻胳膊末端都拴著一個空瓶子。男人衝上連接船和碼頭的濕滑木板。他和剛才那兩個流浪者，還有拴在一棵枯樹上的一隻黃毛狗，是那時整個窗外風景里唯一的活物。
「你下樓去辦公室嗎？」妻子又問道。這時，我已經站著喝完整杯咖啡。
我說是。我總是對星期天充滿恐懼，尤其是巴黎的星期天，給我一種焦慮甚至於恐慌的感覺。我一想到在某一個電影院前打著雨傘排隊，就直犯噁心。去香榭麗舍大街或是杜伊勒里花園散步以及開著車在楓丹白露大街上排著長隊等候，感覺也是如此。
昨天夜裡，我們回來得很晚。在米齊迪埃劇院看完綵排之後，我們去了馬克西姆斯吃夜宵。最後，凌晨三點左右，我們又去了隆德點附近的一家地下酒吧，在那兒有很多演員和電影界的人。
這幾年來我一直睡眠不足，這一點讓我再也受不了了。但是維維亞娜，好像從來都不覺得累。
我們還能默默地在客廳里待多久？最起碼五分鐘，我敢肯定，但是這沉默的五分鐘貌似很長。我儘可能地不看妻子。幾個星期以來我都避免正面看她而且也縮短了我們面對面交談的時間。或許她想跟我說說話？我想她打算這樣做的，但她一張嘴，我就會轉過身去半背對著她。妻子猶豫著，最後沒有選擇說她原本想對我說的話，而是說：「我一會兒要去科里內家。如果傍晚時你願意，就去那裡找我。」
科里內·德·郎厄爾是大家嘴裡經常談論的一個朋友，她是巴黎地區最漂亮公館其中一家的主人，那所公館就在聖多米尼克路上。她這個人有很多新奇的點子，其中之一就是在星期天下午把整個家都對外開放。
「有人聲稱所有人都出去參加賽馬比賽了，這是錯誤的，」妻子解釋道，「很少有女人陪著丈夫去參加比賽的。為什麼人們都感到無聊呢，因為今天是星期天嗎？」
我還是在客廳里做著剛才的事情，最後小聲嘟噥一句：「一會兒見。」
我穿過門廊，跨過辦公室的門。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是有一種通過長廊進到辦公室里的奇特感覺。最初的想法來源於維維亞娜。我們樓下的公寓準備出售時，她建議我買下，建成工作室，因為我們的地方不大，尤其是在接待客戶時。我們把最大的那個房間的樓板拆除，然後用一段通向最高層的長廊取而代之。
我們就這樣製造了一個很高的房間，上下兩排窗戶，下面跟上面都擺滿了書，看上去真像一個公共圖書館。我花了很長時間適應在這裡辦公並接待客戶。
但我還是搬到原來的一個房間里，那兒有個隱秘的小角落，我可以躲在裡面準備辯護詞。還有一張無靠背無扶手皮質長沙發，中午可以在上面合衣睡個午覺。
我今天中午午休了。真的睡著了嗎？我不是很確定。我躺在半明半暗處，閉著雙眼，檐槽中的水滴聲沒中斷過。我猜想維維亞娜也休息了，在她那滿是紅色絲綢的小客廳里，那是她在我們卧室旁邊布置的一個小房間。
現在四點多一點。妻子應該在化妝，一會兒她去科里內家之前可能會過來親吻我的臉頰。
我覺得眼睛很脹。很長時間以來，我的臉色都不太好，佩馬爾醫生給我開的葯不是太管用。但是我還是很認真地持續吞咽那些滴劑和藥片，這些葯儼然就是我餐具前面的一個小兵工廠。
我的眼睛一直都很大，頭也很大，在巴黎只能找到兩三家符合我腦袋大小的帽子專賣店。我念書時同學們稱我癩蛤蟆。
有時候，家裡會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那是長廊里的木頭受潮的緣故。每一次，我都會抬起頭，想到可能會看見薇薇安下樓。
我從來沒有對她隱瞞過什麼，但是我要向她隱瞞這個東西，我會把它鎖在儲藏室那個文藝復興風格的衣櫃里。在開始寫東西之前，我要先確認我們從來不用的這把鑰匙沒有丟掉，而且鎖還好用。我還要找一個地方存放這把鑰匙，比如說，放在我這個圖書館的幾本書後面。鑰匙太大了，我的口袋裡放不下。
我從辦公桌抽屜里拿出一個帶著米黃色名片的文件夾，名片上印著我的名字和地址。
呂西安·高畢羅
巴黎上訴法院律師
巴黎，安茹碼頭，十七號
辦公室里還有很多這樣的文件夾，它們多多少少都跟悲慘故事沾點邊，都是客戶的文件。它們統統被放在一個金屬文件櫃里，由博德納韋小姐管理。我在猶豫要不要寫上自己的姓名，在其他文件夾的這個位置上都標著客戶的名字。最後，帶著一絲嘲諷的笑容，我用紅色鉛筆寫下一個字：我。
這是我自己的文件資料，不管怎麼樣，我開了頭，而且有一天它也許會派上用場。開始寫第一個句子之前，我猶豫了十多分鐘，挖掘自己的內心深處，試圖像寫一份遺言一樣開始：「我，署名者，身體和思想都健全……」
這樣寫的確跟寫遺言很像。不過我不在乎它像什麼。我在想要不要在兩邊的空白處標註一些難懂的符號，我平時將這些符號用在客戶身上。
事實上，我習慣在他們講話時當著他們的面記錄，通過一些只對我來說有意義的符號，記下他們說的主要內容，無論他們說的是真是假，半真半假，誇張還是謊話連篇。同時，我還會記下自己當時的感受。其中有些符號讓人匪夷所思，很怪異，像是小人畫像，或是像有些法官在聽一段很長的辯護詞時創作的繪畫草圖。
我試著不要太把自己當回事，不要把自己當成悲劇來描述。但是，通過記日記來表達自己的想法，這難道不已經是一個徵兆了嗎？為誰而記？記什麼？我不知道。總的來說，就像攢錢的老實人說的那樣，為了預防不幸時刻。是為了預防事情朝壞的方向發展。
事情會變壞嗎？我在維維亞娜身上發現了一種她自己還沒有意識到的情緒：同情的水滴。她不知道，當然她也不知道我們之間會怎樣。但是她清楚地知道我們這種局面持續不了很長時間，而且一定會發生點什麼事情，不管發生什麼。
佩馬爾治療了我十五年，也在這樣懷疑。他在給我開藥，但我也很確信他沒有十足的把握把我治好。他來拜訪我時，總是裝出很從容很瀟洒的樣子，醫生進入重症患者家裡都這樣。
「今天感覺哪裡不舒服？」
沒有。沒有地方或所有的地方。然後，他跟我談論了我這四十五年的生活，談論我一直都在拚命、而且還會繼續拚命下去的繁重的工作。他開玩笑說：「最強悍最完美的機器也需要進行小修補，現在就是修補時期……」
他聽說過伊薇特嗎？佩馬爾生活的圈子跟我們的不同，在我們的圈子內，我的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