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十二月三日，天一直在下雨。漆黑而巨大的數字「3」挺著肥碩的肚子出現在櫃檯右邊慘白的日曆上，一個黑橡木隔斷將貨架和櫃檯分離開來。整整二十天前，也就是十一月十三日——那天也有個陰沉的「3」出現在日曆上——一位老婦人被殺，就在聖主教堂附近，離運河幾步遠的地方。
從十一月十三日起一直在下雨。可以說，二十天來，雨就沒有停過。
最常見的是淅淅瀝瀝的雨。人們在城裡沿著房子旁邊走時，就可以聽到水沿著檐槽流落的聲音。人們喜歡沿著那些帶拱廊的街道走，可以避會兒雨；回到家裡就得馬上換鞋；家家戶戶的大衣和帽子都晾在爐台邊上，而那些缺衣少穿的人則終日生活在永恆的陰冷潮濕之中。
不到四點，天早已黑了，一些窗子里的燈從早到晚一直亮著。
四點鐘，如同往常的每個下午，拉貝先生從商店後間出來，裡面各個型號的木質腦袋模具都已經收在擱物架上。他來到帽子店最裡頭，走上一個旋轉樓梯。他來到樓面之後，停了片刻，從口袋裡摸出一把鑰匙，打開卧室門，點亮電燈。
他在開燈之前是不是先走到了窗邊？那厚重的、落滿灰的鏤花紗簾似乎常年拉上。有可能，因為他總是先將窗帘放下來，再開燈。
這時候，他可以看見對面離他沒幾步遠的地方，裁縫卡舒達斯在他自己的工作室里。街道狹窄得讓他產生和對方同住在一間屋裡的錯覺。
卡舒達斯的工作室在二樓，在店鋪上面，工作室沒有窗帘。工作室裡面最小的細節也彷彿在版畫上似的一一展現，地毯上的花朵，玻璃窗上的蒼蠅，一截系在細線上的平滑而黏稠的粉筆，掛滿牆壁的褐色紙樣。還有坐在工作台前的卡舒達斯，腿盤在身體下面，手邊是一隻沒有罩子的燈泡，被他用一根鐵絲拉到這個位置，可以照亮他手頭的活計。裡面的那扇門開向廚房，總是虛掩著，所以大部分時候無法看清廚房內部。然而人們可以猜到卡舒達斯太太就在裡面，因為她丈夫的嘴唇時不時會翕動一兩下。他倆一邊幹活，一邊隔著房間說話。
拉貝先生也說話，給他看店的夥計瓦倫丁能聽到自己頭頂上有私語聲和腳步聲。接著他便看見老闆走下樓來，一雙穿著考究的腳，褲子，上衣，最後是一張略顯疲憊的臉。這張臉一直是嚴肅的，但並不十分苛刻，它屬於一個不尋求外向拓展、但求內心自足而自在的男人。
拉貝先生那天出門前還熨了兩頂帽子，其中那頂灰色帽子是市長的。在此期間，街上又下起了雨，可以聽見雨點滴落的聲音，還有店鋪里燃氣爐輕微的嘶嘶聲。
店裡面總是太熱。店員瓦倫丁早上一到這兒就覺得血直往腦袋上涌，下午他的頭就昏昏沉沉了。他有時會從貨架之間的鏡子里看見自己炯炯閃亮的眼睛，彷彿他發燒了。
拉貝先生和往常的每個日子一樣，話依然不多。他和僱員待在一起時，可以幾個小時不說一句話。
在他們周圍，當然有鐘擺的聲音，還有每刻鐘一次的咔嗒聲。整點和半點時，機械裝置就會啟動，經過一陣虛弱的努力，又戛然而止。或許掛鐘最初是能報時的，只不過後來壞了。
對面的小裁縫無法看到帽子店二樓房間的內部——白天是由於紗幔，晚上是因為窗帘——但他只需低下頭，就可以看到一樓的帽子店。
他在窺視，肯定的。拉貝先生無需求證就知道。他絲毫沒有為此而改變自己的作息。他的動作依舊緩慢、細緻。他有一雙極美的手，略胖，但白得出奇。
五點差五分，他離開店後間，也就是人們所謂的工作間，然後關燈，說出那句儀式性的話：「我去看看拉貝太太是否有什麼需要。」
他又一次爬上旋轉樓梯。瓦倫丁聽見頭頂上有腳步聲，沙啞的低語聲，然後又看見一雙腳、一雙腿，最後是全身。
拉貝先生打開裡面的廚房門，對露易絲說：「我今天很早就會回來。瓦倫丁會把店門關上的。」
他每天都說同樣的幾個字，女僕回答：「好的，先生。」
接著，他穿上黑色厚大衣，對瓦倫丁又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而後者其實早就聽到了：「您一會兒把店門關上。」
「是，先生。晚上愉快，先生。」
「晚上愉快，瓦倫丁。」
他拿上櫃檯抽屜里的錢，遲疑地看了看對門的窗戶。他敢肯定，卡舒達斯剛才已經在二樓窗前看見了他的影子，並且這會兒已經離開了工作台。
他對太太說了幾句話。他對太太說了什麼呢？他需要一個借口？太太什麼也沒問。她大概不允許自己對他做什麼評論吧。幾年來，差不多從他在這裡開店開始，每到下午五點，他就去圓柱咖啡館喝一兩杯白葡萄酒。拉貝先生也去那裡，當然還有其他人，只是兩杯白葡萄酒滿足不了那些人。對於大部分人而言，這已經是一天的結尾了。而卡舒達斯回去在一群孩子中間匆匆吃完晚飯後，還有要再次回到工作台，通常要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點。
「我出去透透氣。」
他很怕錯過拉貝先生。這一點拉貝懂。這不是從第一個老婦人被殺開始的，而是在第三個被殺之後，那時整座城市已經開始陷入恐慌。
布雷街在這個時間點幾乎總是荒無一人，尤其此刻還下著傾盆大雨。很多人最近不願在雨夜出門，所以此刻這條街史無前例的空曠。商人是恐慌的第一波受害者，所以他們最早組織了巡邏隊。但是這未能阻止若弗魯瓦—朗貝爾太太和費提耶的助產士雷奧尼德·普魯太太的死亡。
小裁縫心裡是害怕的，拉貝先生暗暗享受著這種默默等對方卻不露痕迹的快感。這是不是一種有點邪惡的快感？
他終於推開門，門鈴立刻便響了。他來到自己店鋪的招牌——那頂巨大的鐵質紅色高帽子下，將大衣領子豎起，雙手插進口袋。卡舒達斯的門上也有鈴鐺，他自己在人行道上走了幾步後，一定能聽見鈴聲響起。
這是一條帶拱廊的街，和拉羅謝爾大部分老街一樣。所以在步道上是淋不到雨的。步道就像一條條陰冷潮濕的隧道，裡面的燈光越來越少，一扇扇大門開向無邊的黑暗。
卡舒達斯緊跟著帽匠的步伐，往軍隊廣場而去。但總的來說，他更害怕遭遇埋伏而不是跟不上帽匠，所以他寧可走在大路中央的雨中。
一直到街道轉角，他們沒有遇到一個人。迎面而來的是各色櫥窗，香水店、藥店、襯衣店，最後就是咖啡店的大窗子。讓泰是一位年輕的記者，留一頭長髮，瘦削的臉上有一雙灼熱的眼睛。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就是靠窗的第一張桌子），正在寫一篇文章，面前放著一杯咖啡。
拉貝先生並沒有對記者微笑致意，彷彿壓根沒看見他。他聽見小裁縫趕上來的腳步，便轉動門把手，鑽進這個溫暖的環境，徑直走向中間那幾張靠近爐子、圍著柱子的桌子，站到那些打牌的人身後，等著侍者加布里埃爾為他脫去大衣和帽子。
「怎麼樣，萊昂？」
「還行。」
他和這些人認識得太久——大部分是他從上學時開始認識的——以至於都懶得寒暄了。手裡握牌的幾個略微點個頭，或者隨意地碰一下新來者的手。加布里埃爾依舊習慣性地問：「老樣子？」
帽匠坐下來，舒服地嘆了口氣，坐在其中一個橋牌玩家尚特羅醫生身後，他叫這個人的名字保羅。他只消一眼，就明白牌局進行到哪兒了。這裡的牌局已經持續了一年又一年，每天都在進行。同一時刻，同一張桌，同樣的玩家，面前放著同樣的酒水，抽著同樣的煙斗和雪茄。
中央供暖系統大概力度不夠，因為老闆奧斯卡還保留著大爐子，大爐子閃耀著漂亮的黑色光芒。拉貝先生向爐子伸出雙腿，想把自己的鞋子和褲管烘乾。小裁縫這時候已經進來，也走向中間那幾張桌子，但沒有那麼自信。他過來後向所有人一一致意，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於是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他不是這個圈子裡的人。他沒有和他們讀同樣的學校，在同一支軍隊里。在這些人早已以你相稱的年代，他還不知道在哪生活呢，或許在近東，那裡的人像牲口一樣從亞美尼亞遷徙到士麥那，再從士麥那到敘利亞、希臘或其他地方。
幾年前，他坐得更遠一些，喝著白葡萄酒，看著他應該不懂的紙牌遊戲，卻帶著強烈的專註，並且不時皺眉。後來他不知不覺地靠近了，開始是移動椅子，後來索性換了座位，最後換到玩家們身後的桌子旁。
沒有人說起那幾位老婦，以及籠罩全城的恐怖。可能別的桌上在討論，這一桌沒有。議員洛德從嘴裡抽出煙斗，向帽匠這邊微微轉了轉身，問：「你太太怎麼樣？」
「還是那樣子。」
這是一個他們已經保持了十五年的習慣。加布里埃爾給他上了石榴畢康，這是一種深桃花心木色的雞尾酒，他就那麼慢慢地喝上一小口，順便瞥一眼正在給《夏朗特回聲報》撰文的小讓泰。一隻銅鐘掛在嚴格意義上的咖啡館和裡面的撞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