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萬語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是上述機構中最後一個簽約的。總經理金浩先生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碩士，曾師從余匡複教授，翻譯和編輯過多種德國圖書。萬語文化把文學出版策劃尤其是外國文學出版策劃確定為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方向。他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合作，籌劃舉辦以 「多元文化——交流與並存」為主題的「世界文學論壇」，屆時將邀請包括大江健三郎、莫言等人在內的海內外著名作家與會並將其作品集結成書。他們已經簽署了11位外國作家的20多本書的版權合同，其中有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弗拉季米爾·馬卡寧（Vladimir Makanin），湯姆·斯托帕（Tom Stoppard），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阿莫斯·奧茲(Amos Oz)，托尼·莫瑞森（Toni Morrison）等世界一流作家，授權南海出版公司出版。金浩先生在得知文化公司也有機會參與代理新科諾獎得主的作品版權之後，來信表示了極大的興趣。近幾年來，文化公司在圖書的選題策劃、版權書的引進、翻譯推介以及發行等環節參與國內的出版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作為版權代理人，我也根據文化公司的具體情況，竭力說服德國出版社與文化公司合作。在此之前，上海萬語已經與我們簽了幾個版權合同，合同執行的情況很好，金浩先生懂德語懂出版，又加上還有一層「校友」和「學弟」的關係，因此，我們也對德國出版社做了一些工作，獲得了德方同意向上海萬語授權的許可。在選目上，我和金浩先生通過電話溝通，很快就確定了向他們授權耶利內克的長篇小說處女作《我們是誘鳥，寶貝！》、哲學散文劇《托特瑙山》和戲劇集《娜拉離開丈夫以後》（Was geschah, nachdem Nora ihren Mann verlassen hatte oder Stützen der Gesellschaften）。金浩先生很看重戲劇集，他認為，上海這座中國最現代的城市，是最有可能把耶利內克的劇作搬上舞台的地方，並且表示在書出來之後，將積極著手聯繫安排演出事宜。他還委託我全權安排譯者，爭取三本書的翻譯工作能夠同時完成。我很高興地請到前輩譯者刁承俊先生翻譯《我們是誘鳥，寶貝！》，我和刁承俊先生雖然至今都未曾謀面，但是在過去的幾年裡，因為翻譯德國作家格拉斯的幾本書，我們多次通電話，彼此的聲音已經很熟悉，刁承俊先生是翻譯格拉斯作品最多的中文譯者，由他翻譯這本書，質量無疑是上乘的。《托特瑙山》的譯者沈錫良先生畢業於南京大學德語系，酷愛哲學，曾經準備以同等學力報考復旦大學的西方哲學博士研究生。以我個人之見，在耶利內克所有翻譯成中文的作品中，《托特瑙山》是最難翻譯的，沈錫良先生兢兢業業，查閱了很多哲學資料，盡了最大的努力。
《魂斷阿爾卑斯山》（In den Alpen）和《娜拉離開丈夫以後》，是我在安排版權之初感到最棘手的兩本書，前者選譯了六個散文劇，後者則彙集了六個傳統劇本。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和上海萬語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同意購買版權之後，我高興地通知了德國出版社。誰知，德國出版社遺憾地答覆我：耶利內克本人不同意我提出的這兩種戲劇選本的方案，要求按照羅沃爾特出版社和柏林出版社的德文版原書的選目分別單獨出版。我頓時傻了眼，的確，德國出版社是有言在先：「合併出版的劇本，需要得到作者本人的許可。」而且，我在最初發給中國出版機構的出版計畫中也重申了這一要求。但是，我自己後來卻忘了這個茬。上海譯文社的《死亡與少女》共五個部分，在德文版中，是分別出現在三本戲劇集里的，《魂斷阿爾卑斯山》等六個散文劇分別選自三本德文版的戲劇集，《娜拉離開丈夫以後》等六個傳統劇本也是出自兩本德文版的戲劇集，而且在這些德文版的集子里還有兩部超過十萬字以上完全可以單獨成書的長劇。我不甘心，絞盡腦汁地給作家本人寫了一封信，通過德國柏林出版社版權編輯奧斯瓦德女士（Sabine Oswald）轉達，我陳述了中國出版社對出版她的作品的熱情、中國出書的特點，介紹了長劇單獨出版、短劇合併成集的理由，另外也強調了三家中方機構的戲劇集選自不同的相互交叉的德文版本，版權歸屬難以協調，希望她能夠考慮中國的國情，同意我的選目方案。11月18日，我收到了奧斯瓦德女士的來信：「您可以按照您提出的劇本選目安排授權，其中也包括施戴德出版社的一個劇本。耶利內克女士給我回信，她認為這樣選編是合適的。」我感到如釋重負，並在當天就辦完了所有合同，發給德方審閱。我也是這時才知道，《雲團·家鄉》這個劇本的版權歸屬出版格拉斯作品的施戴德出版社，好在該社也是由我獨家代理，一個電話就立刻落實了。這一「意外事故」是導致耶利內克中文版權安排一直到11月19日才「塵埃落定」的重要原因。
安排六個傳統劇本的翻譯，可以說是非常順利，幾位譯者都是已經事先約定好了的。丁娜、李鷗、楊麗、徐靜華這四位譯者是北京大學德語專業77級的同班同學，都已經在德國和奧地利生活多年，前三位還獲得了德語文學博士。楊麗女士發表在《歐覽月刊》上的《破譯天書隨筆》一文中寫道：
「我們特地利用春節期間在慕尼黑相聚，討論對作品的理解，體味耶利內克語言的雙關意義，讚歎某些詞語表達的精美和貼切，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學時代，沉浸在純學術討論的喜悅中，這是一種難忘的快樂，一種精神上的超脫，似乎實現了大學時代的夢想，一種成熟的夢想。在這個大年初一的傍晚，我們討論得是那麼激烈，那麼投入，顧不上品嘗其他朋友們精心烹調的春節大餐，只是專註在對耶利內克作品的分析中 …… 在翻譯過程中查閱了大量史料和西方文學理論文獻和哲學文獻。由於耶利內克的作品中用很大篇幅描寫人物的內心活動，思維跳躍大，有時似乎特意迷惑讀者，以達到讓人深思的目的，為了確保翻譯和理解的準確性，我花了很多時間和有關人員對其語言和歷史背景進行核實 …… 翻譯工作結束了，我覺得經受了一場感情上，理智上，語言上和幻想上的洗禮。我學到了很多很多，重溫了很多很多，理解了很多很多。這對我不僅僅是一次翻譯，而且是一次戲劇理論的複習，一次西方哲學史的重溫，一次年輕時代美好幻想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