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耶利內克的個人際遇
沈錫良從標題上看，耶利內克的這部劇本《托特瑙山》（Totenauberg）可以看作是影射所謂德意志「原根性」（Eigentlichkeit，又譯「本真本己性」）的神廟和朝聖地的，即海德格爾的托特瑙山（Totenauberg），它在德國人對自我文化的欣賞中佔據著顯要位置。
女作家在這四幕劇中，闡明了那些在對故鄉的無稽之談中所顯露出來的重要性。一位老年男人，穿著一件感覺很鄉氣的滑雪服，被綁在一隻框架上，一張長著小鬍子的臉證明他就是海德格爾。一位中年女子，穿著都市樣式的旅行服，正準備啟程，她就是他的對手漢娜·阿倫特。在劇中的這兩位主角中，本地性和流亡性，自身的和外來的，這兩種基本立場示範性地針鋒相對。「故鄉」被表現為一種緊張狀態，劇中出現的人物，獵人和客人、男招待和旅遊文體活動組織者、農民和死去的登山愛好者、「戴羚羊毛帽子的男子」和優秀運動員，他們就處在這樣的狀態中。這是一種我群世界和他群世界、天然威力和天然統治、「思」和體育，甚至歸根結底也是疾病和健康的緊張關係。隨著「情節」的發展，這一緊張狀態變成了戰場，在這一戰場中，惟有通過對外來物採取暴力行動方能保住我群世界。這一劇本，是為舞台寫的散文，同時又是隨筆，是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對奧地利乃至歐洲新的政治格局（及其語言上的反映）的有力回答。
馬丁·海德格爾（1889—1976）出生在德國巴登州的一個小鎮。中學時代讀了奧地利天主教思想家布倫塔諾（1838—1917）關於亞里士多德論存在的多重意義的論著後，萌發了對哲學思考的興趣。1909年海德格爾進入弗賴堡大學學習神學和哲學，後來放棄神學而專攻哲學，於1914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擔任過現象學家胡塞爾的助手。1923—1928年，他受聘為馬爾堡大學哲學教授。1928年，胡塞爾退休後，他回到弗賴堡大學接替了其位置擔任哲學講席教授，直至退休。
海德格爾最為著名的著作為《存在與時間》，發表於1927年的《哲學與現象學研究年鑒》第8期，同年出版單行本，為存在主義的代表作。
海德格爾一生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他與德國法西斯勢力有過一段曖昧關係。
1933年1月德國納粹黨上台後，海德格爾公開宣誓支持納粹政權並加入了納粹黨。同年5月，海德格爾出任弗賴堡大學校長。1934年2月，因與當局在人事任命上有分歧，遂辭去校長職務。
在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活動的工作中，給他提供幫助的是另外一位名人，即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荷爾德林（1770—1843）。
海德格爾開始轉向這位詩人的時候，恰值荷爾德林的「重振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格奧爾格團體及其成員發現了荷爾德林的後期著作，並開始編輯出版《荷爾德林全集》。格奧爾格團體從荷爾德林作品中發現了一位「象徵主義」的天才先行者，「好像通向最神聖的幕布已經拉開，為人們的目光提供了不可言傳的東西」。荷爾德林被稱作是「作為領袖的詩人」，可以給人們充實「德意志力量之流」。他是德意志詩人，一位完全被詩的力量所駕馭的詩人，他又是新神的助產士，是越境者和失敗者。這就是荷爾德林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海德格爾亦承繼著這種觀點。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荷爾德林式的神性事物被海德格爾稱為「原根性」。
在海德格爾看來，荷爾德林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在古老的諸神已經消失而新的諸神尚未到來之際，他孤身一人，既是姍姍來遲者，又是提前早到者。他徹底感受著失落的痛苦，還不得不繼續忍受未來的暴力的苦難。
可以說，正是荷爾德林的思想影響了海德格爾一生，他始終不斷追問著「存在的意義」。在逝世前不久總結其著述時，他曾經意味深長地說它們是「道路而非著作」。也就是說，這些著述正是他的人生軌跡的印證。
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的漢娜·阿倫特（1906—1975）是德國猶太人，與海德格爾相識於馬爾堡大學。那是1924年秋天，阿倫特剛進入大學不久。那一年她十八歲，作為學生在他的班上聽課。而海德格爾，這年三十五歲，已有家室。他們的秘密戀情維持了四年，然後是二十年的分道揚鑣。其間，海德格爾因支持納粹曾一度被剝奪教席，阿倫特移民美國，專註於政治理論和哲學的研究。1950年，兩人的關係再度恢複，在極為複雜和尷尬的局面下維持著親密友情。1975年12月4日，阿倫特先他而去。數月之後，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爾也駕鶴西去。
阿倫特和海德格爾這兩個後來生活道路和哲學觀點迥然不同的人如何又能相聚相容？要回答這一問題確實很難。
1950年2月，阿倫特作為猶太文化復興委員會的代表前往歐洲，她利用這次機會與海德格爾在弗賴堡會面，自此他們開始保持接觸和通信來往，這為他們後來延續二十五年的關係打開了新的一頁。這關係中有他們活躍而生動地通信的一面，有長時間的緘默，也有精心安排的會面和阿倫特極為珍視的單獨和他相守的短暫時光。
阿倫特竟然還成了海德格爾在美國不拿薪水的代理人。她為他尋找出版商，談判出版協議，選擇最好的譯者等等。不僅如此，她還盡己所能，為他洗刷納粹罪名。連海德格爾的太太也對阿倫特在美國的積極活動表示了敬意。要知道，在1955年以前，海德格爾這個名字在德國學術界甚至別的圈子裡，差不多已變成罵人的話了。在這時候，阿倫特所作的任何有利於海德格爾的事，確實讓後者不能不有所感動。他需要她聽他傾訴，替他開脫，幫他恢複名譽。
到了1955年，海德格爾已重新獲得他往日的權威。他顯然是想忘記1950年他們的那次見面（他們後來在1952年也見過面），因為那時他可是一個坐在懺悔席上的人。兩人之間從此開始漸漸疏遠。這一疏遠竟長達十二年，直至他們再度相逢時已是1967年，其時她六十一歲，而他已是七十八歲高齡。到了人生的黃昏，他們彷彿更懂得了珍惜，之後他們再沒有中斷過聯繫。晚年的海德格爾越來越經常地處於情緒低落狀態，這或許正是他需要她的時候。但在過去的那麼些年裡，他既沒有離開過她的腦際，也沒有離開過她的工作。他不想再見到阿倫特了，這是為了他太太的關係，為了阿倫特的出名，為了阿倫特與另外一位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友情，或者為了剛剛發生的以及很久以前發生的什麼。他倆要想見面其實很簡單，因為阿倫特經常到德國去。但在內心深處，她並沒有改變。海德格爾讓她快樂也罷，痛苦也罷，她始終緊抓住他們的友情不放①。
① 以上三段部分資料摘自《阿倫特與海德格爾》，［美］愛丁格著，戴晴譯，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3月版。擁有猶太血統的本書作者耶利內克生於二戰後第二年，她的五十一名親戚在納粹的集中營里失去生命。有一個問題始終縈繞在她的心頭：為何海德格爾能夠深深地影響了一大批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左派哲學家，他們中除後現代的思想家（如解構主義者德里達）、馬爾庫塞和薩特之外，還有漢娜·阿倫特。這位猶太女人、海德格爾的學生和情人，1933年被迫離開德國。她在美國發展了自己的哲學理論（出版有《積極生活》、《極權主義的根源》、《論精神生活》等論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們恢複接觸，包括兩人1967年再度重逢在托特瑙山。
這就是耶利內克這部劇本的出發點：海德格爾（「老年男人」）和阿倫特（「那個女人」）相遇在托特瑙山上的田園風光中，那裡有許多滑雪遊客。這絕不是一部傳統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教育劇——沒完沒了的帶有譏諷性的獨白，部分運用了海德格爾獨特的語言，常常又是令人難以忍受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