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就是推動力——境遇，個性，像潮汐一樣無法阻擋。我沒辦法去談可能影響過我的書本或者作家，難以多少有把握地確定那種影響，即來自文學的影響。如果我說我讀過的一切都對我產生了影響，那就跟我說我認為任何作家都不曾影響過我一樣並非實情。例如，一直以來我很喜歡海明威的長篇及短篇小說，但是又覺得勞倫斯·達雷爾的作品獨樹一幟，語言上無人能出其右。當然，我寫得不像達雷爾，他當然根本不能算是「影響」。有時，人們說我寫的東西「像是」海明威寫的，可是我不能說他寫的東西影響了我的。我二十幾歲時最早讀到和佩服過許多作家的作品，例如達雷爾，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說不好來自文學的影響，可是關於別的影響，我的確有想法。我有點了解的那些影響，經常是以乍看上去神秘的方式對我產生作用，有時幾乎就是奇蹟般的。但是隨著我的工作進展，我看清楚了這些影響，它們曾經是（現在還是）持續性的。正是這些影響，把我送上這條道路，送到了這塊海岬，而不是別的——比如說這個湖遠處的那一帶。但是如果對我的生活和寫作的主要影響是負面的、壓制性的，經常也是有害的——我認為是這樣——我該怎樣看待這一點？
先說一下，我寫這篇文章，是在一個名叫亞多的地方，就在紐約州薩拉托加溫泉市邊上。現在是8月初的一個周日下午，時不時——每隔25分鐘左右——我能聽到三萬人放開嗓子，集體發出一陣大喊。這種激動人心的喧囂，來自薩拉托加賽馬場，那裡正有一場有名的集會。我在寫作，但是每隔25分鐘，能聽到喇叭里傳出廣播員的聲音，在宣布各匹馬的賽道。觀眾發出的吶喊聲越來越響亮，衝上樹梢，是種來勢兇猛、真正驚心動魄的聲音，越來越大，直到各匹馬跑過終點線。結束時，我感覺精疲力竭，似乎我也參與了。我能想像自己手握投在某匹馬上的馬票，這匹馬最後跑贏了，要麼甚至是匹差點跑贏了的馬。如果需要看終點照片來定勝負，我可以預期一兩分鐘後，在膠捲衝出來並公布最終賽果之後，再次聽到爆發出一陣喊叫。
從我到這兒第一次聽到喇叭里傳來廣播員的聲音和觀眾激動的吶喊聲以來，到現在已經好幾天了，我一直在寫一篇背景在埃爾帕索市的短篇小說，我以前在那裡住過。這個短篇是寫幾個去埃爾帕索市郊一處賽馬場看賽馬的幾個人。我並不是想說這個短篇一直在等著給寫出來，不是的，那樣說會讓這件事聽著像是別的什麼事。可是就具體這一個短篇來說，我需要什麼事誘使我把它寫出來。我到了亞多這裡，第一次聽到觀眾的聲音和喇叭里傳來的廣播員的聲音，之後，我想到了在埃爾帕索那段生活中的幾件事，讓我有了這個短篇的構思。我想起了我在當地去過的那處賽馬場，還有在兩千英里以外那裡發生過、本來會發生、將會發生（反正是在我的短篇里）的幾件事。
所以我就寫起了這個短篇，這方面的「影響」可見於此。當然，每個寫作者都會受到這種影響。這是最普通的一種——這件事讓人想到那件事，那件事又讓人想到別的。這種影響對我們來說，就像雨水一樣普通，一樣正常。
但是在寫到我想談的方面之前，讓我再舉一個影響方面的例子，跟第一個類似。不久前在錫拉丘茲——我在那兒住——我正在寫一個短篇時，電話響了。我接了。電話那頭是個男的聲音，顯然是個黑人，他找一個名叫納爾遜的人。電話打錯了，我這樣說了後就掛了電話。我又去寫我的短篇，但是很快，我不知不覺在短篇里寫了一個黑人角色，一個多少有點邪惡的角色，名叫納爾遜。現在，這個短篇有了個不一樣的轉折，可是對這個短篇來說，是正確的轉折，我現在看出來了，當時不知怎麼也知道。我開始寫那個短篇時，不可能有所準備或者預見到那個短篇里需要出現一位納爾遜。可是現在，這個短篇完成了，即將刊登在一份全國性刊物上，我認為裡面有納爾遜而且帶著邪惡的一面，是正確和適當的，我相信從美學上講，也是恰當的。對我來說這樣做對了，也就是這個角色以一種巧合的正確性，設法進入我的短篇，我判斷正確，相信了那種正確性。
我記性不好，我這麼說，指的是我所經歷過的許多事情都忘掉了——當然是幸事，可是有那麼一些較長的時間段，我就是無法說清楚或者回想起來。還有我住過的鎮和城市，人們的名字，人們本身。大片空白。可是我能想起一些事，小事情——某個人以特殊方式說了什麼話；某個人瘋狂的或者低沉、緊張的笑聲；一片風景；某個人臉上悲哀或者困惑的表情；我也能想起一些戲劇性的事——有人怒氣沖沖地拿起一把刀子對著我，要麼聽到我自己的聲音威脅別人。看到某個人打破一扇門，要麼摔下一段樓梯。那些記憶中，有些更具戲劇性，我在需要時能夠想起來。可是我沒有那種記性，無法栩栩如生地回想起整場談話，並帶著所有動作和實際說話中的細微之處；我也回憶不起任何一間我在裡面待過一陣子的房間里，有什麼樣的陳設，更不用說能記得整個家裡的陳設。甚至對於一處賽車場，我也回憶不起很多具體事物——我們來看看吧，除了大看台、投注窗口、閉路電視屏幕、人山人海、一片喧囂，等等。我在短篇小說里編出對話，我對短篇中人物的周圍進行陳設，還有具體的東西，因為我需要那些。可能是因為這一點，人們有時候說我的短篇小說不加渲染、樸素，甚至是「極簡主義式」，但也許無非是需要和便宜行事兩者有效的結合，讓我以自己的方式來寫這類短篇小說。
當然，我的短篇小說中所寫的事無一真正發生過——我不是寫自傳——但是無論有多麼不突出，大多數還是跟生活中經歷過的事或者情形有相似之處。可是當我試圖回憶起短篇小說中某個情形的具體周圍環境或者陳設時（如果有花，是什麼花？有什麼氣味？等等），我經常完全糊裡糊塗，所以只能邊寫邊編——除了短篇里的人做什麼，還有他們互相說什麼，這樣來來回回說過話之後，接下來他們又怎麼樣。他們互相說的話是我編出來的，不過在對話中，也許會有某個時候、某個特定場合我聽到過的具體短語或者一兩個句子，那個句子甚至有可能是寫作這個短篇的出發點。
亨利·米勒四十幾歲寫作《北回歸線》（對了，我很喜歡這本書）時，曾談到他在一間借來的房間里努力寫作，隨時可能不得不停筆，因為他坐的椅子有可能被人從他屁股下面抽走。直到最近，這也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常態。因為就我所記得的，從十幾歲起，我就總是得擔心馬上會有人從我屁股下面把椅子抽走。年復一年，我和我妻子不得不東奔西走，努力讓頭上有片瓦遮身，餐桌上有麵包和牛奶。我們沒有錢，沒有看得見的，也就是說可以推銷出去的技能——沒有什麼能讓我們把日子過得比勉強維生更好一點。我們也沒受過什麼教育，不過我們都迫切想得到，我們相信教育會為我們打開大門，有助於找到工作，好讓我們能為自己和孩子創造出自己想要的那種生活。我們有過宏偉的夢想，我和我妻子。我們本來以為可以埋頭苦幹，決心要做的事全都做到。但是我們想錯了。
我得說，對於我的生活以及直接和間接對我的寫作影響最突出的，是我的兩個孩子，他們都是在我二十歲之前出生的，我們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那麼多年——共有十九年左右。自始至終，我的生活中，他們強烈而且經常是負面的影響無處不在。
弗蘭納里·奧康納在一篇隨筆中，說一位作家年滿二十歲後，就不需要經歷很多事。此前能寫成小說的經歷已經很多，遠遠足夠，她說，足以讓他在餘下的創作生涯中使用。但對我來說不是這樣，現在讓我想到可以作為短篇小說素材的事情，多數都是在我二十歲後找上門來的。對於我當上父親以前的生活，我真的沒記住多少。我也真的感覺在到我年滿二十歲、結婚和有了孩子之前的生活中，沒有經歷過什麼事。然後才開始有事情發生。
20世紀60年代中期時，有次我去了愛荷華市一間繁忙的自助洗衣店，想把五六缸衣服洗了，主要是小孩子的衣服，當然還有我們的衣服，我和我妻子的。在那個周六下午，我妻子去了大學的運動俱樂部當服務員。當時我負責家務，也照顧兩個小孩。那天下午他們跟別的小孩在一起，也許是參加一場生日派對什麼的。可是就在那會兒，我在洗衣服。我已經為了我不得不使用的洗衣機數量跟一個老太婆吵了幾句，這時我在跟她或者別的像她一樣的人一起等待下一輪。我也在緊張地留意那間人很多的洗衣店裡幾台正在轉動的乾衣機，哪台乾衣機一停下來，我就準備提著盛濕衣服的購物籃衝過去。要知道，我已經提著這滿滿一籃子衣服在洗衣店裡待了半個鐘頭等待機會。我已經錯過了幾台乾衣機——有人先趕過去了。我快急瘋了。如我所說，我不清楚那天下午我的兩個孩子去了哪兒，沒準我得去哪兒接他們，而且時間越來越晚，也讓我的心情更加糟糕。我的確知道，就算我能把衣服塞進一台乾衣機，卻還是要再等一個鐘頭或者更多時間衣服才能幹，然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