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名叫克萊維·雷蒙德·卡佛，他的父母叫他雷蒙德，朋友們叫他C.R.。我給起名叫小雷蒙德·克萊維·卡佛，我討厭裡面的「小」這個字。小時候，我爸爸叫我「青蛙」，那還行。但是後來，和家裡別的人一樣，他開始叫我「小」。他一直這樣叫我，直到我十三四歲時，宣布再叫那個名字我就不答應，他就開始叫我「博士」。從那時到他1967年6月17日去世，他叫我「博士」，要麼是「兒子」。
他去世後，我媽媽打電話通知我的妻子。當時我沒跟自己家裡人在一起，正準備換一種生活，想報考愛荷華大學的圖書館系。我妻子拿起電話時，我媽媽張口就說：「雷蒙德死了！」有一會兒，我妻子還以為我媽媽在跟她說我死了。後來我媽媽說清楚了她說的是哪個雷蒙德，我妻子說：「感謝上帝，我還以為你說的是我的雷蒙德呢。」
我爸爸1934年從阿肯色州去華盛頓州找工作時，走過路，搭過便車，也搭過鐵路上的空貨車。我不知道他去華盛頓州時，是否在追尋夢想。我懷疑沒有，我想他並沒有很多夢想，相信他只是去找一份薪水過得去的穩定工作。穩定的工作，就是有意義的工作。有段時間，他摘過蘋果，然後在大河谷水壩當建築工人。他攢了點錢後買了輛小汽車，開車回了阿肯色州去幫助他的家裡人（也就是我的祖父母）收拾東西搬到西部。我爸爸後來說他們在那裡快餓死了，這樣說並不是修辭說法。就是在阿肯色州短暫停留的那一次，在一個名叫萊奧拉的鎮上，我媽媽在人行道上遇到了我爸爸，他正從一間小酒館出來。
「當時他喝醉了，」她說，「我不知道我幹嗎讓他跟我說話。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我真希望當時我能看到未來。」他們大約一年前在一場舞會上見過面。在她之前，他有過女朋友，我媽媽告訴我：「你爸爸總是有女朋友，甚至在我們結婚後還是。他是我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我從來沒有過別的男的，不過我也沒感到有什麼遺憾。」
他們出發去華盛頓州的當天，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結了婚，一個是高高大大的鄉村姑娘，一個是以前的農夫，現在的建築工人。我媽媽的新婚之夜，是跟我爸爸和他的家裡人一起度過的，他們都在阿肯色州內的路邊搭帳篷住。
在華盛頓州奧馬克，我爸爸和我媽媽住的地方比一間小木屋大不了多少，我的祖父母住隔壁。我爸爸當時還在壩上工作，後來，隨著巨大的渦輪發電機發電，蓄水蓄到了深入加拿大境內一百英里的地方，他站在人群中聽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大壩工地上講話。「從頭到尾，他都沒提建壩中死的那些人。」我爸爸說。他的幾個朋友死在那裡，從阿肯色、俄克拉荷馬和密蘇里州來的。
後來他在俄勒岡州的克勒茨卡尼鎮鋸木廠找到了活干，那是哥倫比亞河邊的一個小鎮，我就出生在那裡。我媽媽有一張照片，上面我爸爸站在鋸木廠的大門口，自豪地把我抱起來面對鏡頭，我戴的童帽歪著，系帶快要鬆開了，他的帽子往後推到了額頭上，臉上笑逐顏開。他是要去上班還是剛下班？沒關係，不管怎樣，他都是有工作的，還有一個家庭。這段時間，是他順風順水的時候。
1941年，我們搬到了華盛頓州雅基馬，我爸爸在那裡當銼鋸工，這活他已經在克勒茨卡尼鎮學得拿手了。戰爭爆發後，他被批准可以推遲入伍，因為他的工作被認為對打仗有用，軍隊需要鋸好的原木，他讓他銼的鋸一直銳利得能刮掉胳膊上的汗毛。
我爸爸把我們搬到雅基馬後，把他的家裡人也搬到了附近地方。到了40年代中期，我爸爸另外的家人——除了他的叔叔、堂兄弟、侄兒侄女，還有他的弟弟、妹妹、妹夫以及他們大家族裡的大多數人和朋友——都從阿肯色州過來了，都是因為我爸爸先過來。那些男的去了博伊西·卡斯凱德公司工作，我爸爸也在那裡工作，女的在罐頭廠包裝蘋果。沒過多久，據我媽媽說，好像誰都比我爸爸有錢。「你爸爸存不住錢，」我媽媽說，「錢在他的口袋裡燒了個洞，他總是在給別人辦事。」
我清楚記得，住過的第一座房子（在雅基馬市南15大街 1515號）的廁所在外面。萬聖節之夜，要麼隨便哪天夜裡，無緣無故，鄰居十二三歲的小孩會把我們家廁所抬走擱到路邊，我爸爸就得叫誰幫他把廁所抬回來。要麼那些孩子會把廁所抬走放到別人家後院。有一次，他們居然把它點著了火。可是並非只有我們家的廁所在外面。我長大到知道自己在幹嗎後，看到別人家廁所有人進去時，我往裡面扔過石頭，那叫轟炸廁所。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大家開始安裝室內管道，後來一下子，附近一帶只剩下我們家的廁所還在外面。我記得我的三年級老師懷斯先生有一天開車從學校送我回家，我不好意思，讓他在我們家房子前面那座停下來，說我住那兒。
我還記得有天晚上我爸爸回家晚了，發現我媽媽從裡面把門鎖上不讓他進來之後發生了什麼事。他喝醉了，把門弄得嘎嘎響時，我們能感到整座房子在抖動。他硬是弄開一扇窗戶時，她抄起一口濾鍋打在他的鼻樑上，把他打暈了，我們能看到他躺在草地上。後來有好多年，我一拿起那口濾鍋——它像根擀麵杖一樣重——就會想像被那種東西打到頭上會是什麼感覺。
就是在這段期間，我記得有次我爸爸把我領進睡房，讓我坐在床上，跟我說我可能得去拉弗恩姑媽家住段時間。我當時想不通我做了什麼，會導致自己要離開家生活。可是不管怎樣，這件事——無論是什麼引起的——多少說來還是取消了，因為我們還是在一起住，我不用去跟我姑媽或者別的任何人一起住。
我記得我媽媽把他的威士忌倒進水池。有時候她會全倒出來，有時如果她害怕給抓到，會只倒一半，然後往剩下的酒里摻水。有一次，我自己嘗了點他的威士忌，很難喝的玩意兒，我現在還不明白怎麼竟有人喝。
我們家很久都沒有汽車開，最後終於有了一輛，在1949年或者1950年，是一輛1938年出廠的福特車。可是買後不到一星期就斷了根活塞桿，我爸爸不得不讓人把發動機大修了一次。
「我們開的是市裡最舊的汽車。」我媽媽說，「他花那麼多錢去修車，我們本來可以用那錢買輛卡迪拉克。」有一次，她在車內的地上發現了一支唇膏，還有一塊花邊手帕。「看見了嗎？」她跟我說，「是哪個騷貨忘在車上的。」
有次我看到她端著一平底鍋溫水進了睡房，我爸爸在裡面睡覺，她把他的手從被子里拉出來按在水裡。我站在門口看，納悶她是在幹嗎。那樣會讓他說夢話，她告訴我，她需要知道一些事情，她覺得我爸爸肯定有事情瞞著她。
我小時候，每隔一年左右，我們會搭乘北岸有限公司的火車穿過喀斯喀特山，從雅基馬到西雅圖，住在一家名叫萬斯旅館的地方，我記得吃飯是去一家名叫「就餐鈴」的小餐館。有一次我們去了伊瓦爾多畝蛤蜊餐館，喝杯裝的蛤蜊溫湯。
1956年，也就是我即將高中畢業的那一年，我爸爸辭了雅基馬那家鋸木廠的工作，跳槽去了切斯特鎮，那是加利福尼亞北部的一個鋸木廠鎮。他給出的跳槽理由是在這家新的鋸木廠每小時工資更高，另外還有個不太明確的承諾，即再過幾年，他有可能接任銼工的頭兒。可是我想主要是我爸爸心裡不踏實了，只是想換個地方試試運氣。在他眼裡，在雅基馬的生活有點太平淡。另外，之前一年，在半年時間裡，我的祖父母都去世了。
但是就在我畢業後沒幾天，我和我媽媽收拾好東西搬到了切斯特，我爸爸用鉛筆寫了封信，說他已經病了一段時間。他不想讓我們擔心，他說，可是他在鋸上把自己弄傷了，也許有一小片鋼屑進到了他的血液里。反正是出了什麼事，他不得不誤工，他說。就在同一封信里，那邊的一個人附了張沒署名的明信片，跟我媽媽說他快死了，他在喝「劣質威士忌」。
我們到了切斯特時，我爸爸住在公司的一座拖車式活動房屋裡。我一下子沒能認出他，我想有一陣子，是我不想認出他。他皮包骨頭，臉色蒼白，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他的褲子老是往下掉，他看上去不像我爸爸。我媽媽哭了起來，我爸爸摟著她，茫然地拍著她的肩膀，好像不明白這都是怎麼回事。我們三個人都住在那座拖車式房屋裡，我們盡量照顧他。可是我爸爸病了，也完全沒有好轉。那年夏天還有秋天的一段時間裡，我跟他一起在那家鋸木廠工作。我們會早上起床，一邊聽收音機一邊吃雞蛋和吐司，然後帶著午餐桶出門。我們會一起在早上八點鐘走進大門，直到下班時，我才會再次見到他。11月時，我回到雅基馬，好跟我女朋友離得更近，當時我決心要娶這個女孩。
他在切斯特鎮那家鋸木廠一直干到來年2月，最後他干著干著就垮掉了，他們把他送進醫院。我媽媽問我能不能過去幫忙，我坐上一輛從雅基馬開往切斯特鎮的公共汽車，打算開車把他們拉回雅基馬。可是這時，除了身體有病，他還神經衰弱，不過當時我們都不知道那個名詞。回雅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