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正趕來到我家過夜的盲人，是我妻子的一個老朋友。他的妻子已經死了，這次來康涅狄格州，是看他死去妻子的親戚。在親戚家裡，他給我妻子打了一個電話，商量好了這次來訪。他坐火車來，五個小時的車程，我妻子會去車站接他。十年前，她曾經在西雅圖為這個盲人工作過一個夏天，那以後，她再沒見過他。不過，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繫。他們錄錄音帶，寄來寄去。對於他的來訪，我沒什麼熱情，我又不認識他。而且，他是盲人這點也挺招我煩的。我對失明的印象都來自於電影。在那些影片里，瞎子們行動緩慢，永遠板著臉。有時還得靠導盲犬引路。我可不想讓家裡來個什麼盲人。
在西雅圖的那個夏天，她身無分文，急於找個工作。夏末她要嫁的那個男人，正在軍官培訓學校里上學，也是一分錢都沒有。不過，那時她愛他，他也愛她，如此等等。她在報紙看到了這條廣告：招工——給盲人讀材料，後面有個電話號碼。她打了電話，過去了一趟，當場就被錄用了。整個夏天，她都為這個盲人幹活兒，給他讀案例研究、報告之類的東西。盲人在縣社會公益服務部里有個小辦公室，她也幫著收拾整理。漸漸地，他們成了好朋友。我是怎麼知道這些事兒的？她自己告訴我的。而且她還告訴我一些別的事情。
她聘期的最後一天，在辦公室里，那個盲人問，他能不能摸摸她的臉。她同意了。她告訴我，他的手指觸摸到了她臉頰上的每一個角落，她的鼻子，甚至她的脖子！她永遠也忘不了。她甚至曾經為他的指觸寫過一首詩呢。她總是想寫詩。每年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發生之後，她都會寫上一兩首。
我們剛開始約會的時候，她曾給我看過那首詩。在詩里，她回味他的手指是怎樣滑過她的臉頰。在詩里，她講了她當時的感觸，講了一個盲人觸摸她的鼻子和嘴唇時，她腦子裡一閃而過的念頭。我還記得，那時我覺得詩寫得不怎麼樣。我當然沒跟她說。也可能是我不懂詩。我承認，要是我想讀什麼東西的話，詩歌可不會是首選。
不管怎麼樣吧，當初她最先喜歡的那個人，那個未來的軍官，是她小時候青梅竹馬的戀人。所以，好了，我是在講，那個夏末，她讓一隻盲人的手摸了自己的臉，然後說了聲再見，就嫁給她的青梅竹馬了，那個人現在已經是個二等中尉。
那之後，她離開了西雅圖，但和那個盲人一直保持著聯繫。過了差不多一年，她主動聯繫了盲人。是一天晚上，從阿拉巴馬州的一個空軍基地，她打通了盲人的電話。她想聊聊。他們就聊了。他請她給他寄一盒磁帶，告訴他她日子過得怎麼樣。她照著做了，把自己的話錄進磁帶里，寄給了他。在磁帶里，她跟那個盲人講了自己的丈夫，還有他們一起在軍營里的生活。她告訴盲人，她愛她的丈夫，但不喜歡他們住的地方，也不喜歡他丈夫成了整個軍工業的一部分。她告訴那個盲人，她正在寫一首詩，他丈夫也在其中，是一首關於做空軍軍官妻子是什麼樣的詩。詩還沒寫完，她正在寫。那個盲人也錄了一盒磁帶，寄給了她。她再錄一盒。就這樣堅持了好多年。
我老婆的軍官先生去了一個又一個基地。她從穆迪空軍基地 寄過磁帶，也從麥克吉爾基地 和麥克康奈爾基地 寄過。最後是在特拉維斯，薩克拉門託附近，那晚她開始感到孤獨，她感到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她被隔離開，與人失去了聯繫。她開始覺得，這樣的日子她一步也走不下去了。她進屋，把藥箱里所有的藥片膠囊都吞進嘴裡，就著一瓶杜松子酒把它們都衝進肚子里。她去洗了一個熱水澡，就不省人事了。
但她沒死，她只是噁心得吐了一地。她的軍官——他為什麼要有名字呢？他是她青梅竹馬的戀人，他還想要什麼？——從外面回到家，發現了她，叫來救護車。後來，她把這一切都錄在磁帶里，寄給了那個盲人。這些年來，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錄在磁帶里，然後馬不停蹄地寄出去。除了每年寫一首詩，我想這項活動就是她主要的消遣娛樂了。在一盤磁帶里，她告訴盲人說，她決定離開軍官，自己生活一段日子。在另一盤裡，她告訴他，她離婚了。當然，關於我和她開始一起雙宿雙飛，她也告訴了那個盲人。反正在我看來，她沒有什麼不告訴他的。有一次她問我想不想聽聽那個盲人剛寄來的磁帶。那還是一年以前的事兒。她說，他提到了我。我說好吧，我聽聽。我給我們兩個倒了酒，在客廳里坐下來。她把磁帶插進錄音機，調了兩個轉鈕，然後按下一個按鍵。磁帶先是吱吱地叫，接著一個人聲音很響地說起話來。她調低了音量。幾分鐘無傷大雅的客套之後，我聽見自己的名字從這個陌生人嘴裡蹦出來，這個我根本不認識的盲人！然後是這句話：「根據你所說的他的情況，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就在這時，有人敲門，有什麼事，反正聽磁帶被打斷了，之後我們再沒有接著聽完。可能這樣也好，我已經聽夠了。
現在，就是這個盲人要來我家，還要睡在我的房子里。
「我也許可以帶他去打打保齡球。」我成心這樣對我妻子說。她正在水池旁邊的檯子上切土豆，土豆片飛出一片一片的扇面。她放下手裡的刀，轉過身。
「要是你愛我，」她說，「你就會為我做這件事。要是你不愛我，好，那你就甭廢話了。但要是你有朋友，任何朋友，來咱家做客的話，我都會讓他感到很舒適的。」她用擦碗布擦了擦手。
「我可沒什麼盲人朋友。」我說。
「你根本就什麼朋友都沒有。」她說，「就是這麼回事。再說，該死的，他的妻子剛死了！你就不明白嗎？那個人剛剛失去了他的愛人！」
我沒回話。她跟我講過一點兒那個盲人老婆的事兒。她名叫比尤拉。比尤拉！那是一個有色人種女人的名字。
「他老婆是個黑人？」我問。
「你抽什麼瘋呀？」我妻子說，「你是瘋了還是怎麼的？」她拿起一塊土豆。我看見它砸在地上，滾到爐灶底下。「你犯什麼病呢？」她說，「你喝醉了嗎？」
「我就是隨便問問。」我說。
就在這之後，我妻子給我補充了更多的細節，遠遠超過了我所關心的範圍。我倒上酒，坐在餐桌旁聽著。故事的碎片一點點地就座。
那年夏天，我妻子離開西雅圖以後，比尤拉開始為那個盲人工作。沒過多久，比尤拉和盲人就在教堂舉辦了婚禮。是一個小型的婚禮——誰會想去參加那樣一個婚禮？就他們兩個人，再加上牧師和牧師的妻子。但那是個正經八百的教堂婚禮，他說過，那正是比尤拉想要的。那時，比尤拉肯定已經得了乳腺癌。他們兩個難分難捨地生活了八年以後——我妻子用的詞：「難分難捨」——比尤拉的健康狀況急速下滑。她死在了西雅圖的一間病房裡，盲人坐在病床邊，一直拉著她的手。他們結了婚，一起生活過工作過，一起睡覺，當然肯定也性交過，然後這個盲人不得不自己把她下葬。而經歷過這一切以後，他都還沒有看過這他媽的女人到底長什麼樣子！我是理解不了。聽了這些，我先是有點替那個盲人難過，但又發現自己琢磨著這個女人的一輩子是多麼可憐。想想吧，一個女人永遠無法讓自己出現在愛人的眼裡；一個女人可以日復一日地生活，卻從沒得到過愛人對自己面容的哪怕最輕描淡寫的恭維；一個女人，不管是痛苦還是喜悅，丈夫都永遠無法讀出自己臉上的表情。可以化妝，也可以素麵朝天——他能看出區別嗎？要是她願意，她可以一隻眼塗上綠色的眼圈，鼻孔里釘根向外齜出來的大頭針，穿黃色的休閑褲配紫色的鞋，無所謂。我想像著：就在她滑向死亡，那個盲人手拉著她的手，失明的眼睛裡淌著淚的時候，她最後可能會想：她坐在通向死亡的快車上，而盲人連她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她給羅伯特留下了一筆微不足道的保險賠償和半塊二十比索的墨西哥硬幣。硬幣的另一半跟著比尤拉進了棺材。可憐哪！
時間流逝，妻子已經去火車站接他去了。都是這個瞎子鬧的，除了乾等著，我無事可做。聽見車開進家門前車道的時候，我正喝著酒看電視。我拿著酒杯，從沙發上站起來，跑到窗邊，向外看。
我看見妻子笑著停下車。我看見她下了車，關上門，嘴上仍掛著一絲微笑。真是好極了！她走到車的另一邊，那個盲人正準備下車。設想一下：這個盲人竟然長著絡腮鬍子。盲人加鬍子！有點兒過了，我對自己說。盲人摸到后座上，拉出一個手提箱。我妻子挽著他的胳膊，關了車門，一路聊天，帶他走下車道，又走上前面門廊的樓梯。我把電視關上，喝光了酒，涮了涮杯子，擦乾手，走到門口。
妻子說：「來，見見羅伯特。羅伯特，這是我丈夫。我跟你聊過好多他的事兒。」她笑容滿面，拉著盲人的大衣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了手。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緊緊握著我的手，攥了一會兒，才鬆開。
「我覺得就像我們已經見過面似的。」他說話轟隆隆地響。
「我也是。」我回答。我不知道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