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的崖山之戰是艱苦卓絕和悲壯慘烈的。正如我們在《風流南宋》中所說，臨安政權在杭州投降以後，抵抗運動的領導者們在福州擁立了新皇帝，建立了小朝廷。新皇帝年幼無知，小朝廷命運多舛。他們在泉州跟掌握實權的阿拉伯商人蒲壽庚翻臉，從而失去了藉助海軍優勢和海外貿易站穩腳跟的機會，只能敗退廣東。
崖山，是他們的最後一站。
位於今天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的崖山，是有著兩座小山和一處軍港的海島。因此，流亡政府的軍事長官張世傑決定把這裡建成抗元復國的基地。他將上千條戰艦聯結起來築為水寨，又建造了行宮和軍營，準備死守到底。
沒想到，元軍只用一天就攻破了這壁壘。
攻破並不奇怪。因為崖山基地固然易守難攻，卻同時也是死胡同。因此，當元軍佔據了南端入海口，又切斷了淡水供應之後，張世傑他們就幾乎只能坐以待斃。事實上，連續多日喝不上水的宋軍戰鬥力大為減弱，在元軍兵分四路全面圍剿的凌厲攻勢之下，很快就兵敗如山倒，血流成河。
更糟糕的是，小皇帝的旗艦被護衛艇團團圍住，也動彈不得。此前在逃亡途中，即位於福州的趙昰（讀如夏）已經去世，這時的小皇帝是擁立不久的趙昺。文官領袖陸秀夫對趙昺說：國事至此，唯有一死，不可受辱。於是背負小皇帝跳海自盡。楊太妃聞訊，也跳海自盡。逃離崖山的張世傑得到消息，任憑風浪掀翻艦船，墮水溺死。
至此，南宋徹底滅亡。
崖山之後也被視為一個時代的開始：忽必烈真正成為中華皇帝，中華帝國則進入了蒙古時期。那麼，與之前那些歷史階段相比，最顯著的變化是什麼呢？
那就是「中國」變大了。
毫無疑問，此處的「中國」是指秦漢以後作為領土國家的中華帝國，而非先秦時期作為「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區或城市。但即便如此，跟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元以前的規模其實有限。秦的版圖並不大。漢唐有了西域，後來卻又失聯，帝國政府也不能號令蒙古高原，更不用說版圖更小的兩宋。當然，我們可以也應該把遼、金和西夏都看作「中國」的一部分，正如五胡十六國和北魏都是中華。可惜這些政權至多中型，甚至小型，中華大地也處於分裂狀態。
統一而且超大的，是元。
或者說，蒙古帝國的大元部分，中華帝國的大元時期。
此後就一直統一，也一直很大，明和清都比從前的中華帝國大出了一兩圈。這其實是元代確定的框架和範圍，不但東北和雲貴永久性地成為中國的省份，而且吐蕃和澎湖也納入了中華的版圖。正是由於這些改變，中國疆域的圖形才從兩漢的「啞鈴」變成了後來的「秋海棠」或「雄雞」。
元明清也都是大中華。事實上，儘管明帝國並沒有真正對西藏和遼河以北進行有效的控制，但至少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青藏高原和東北地區已不再是絕域，不再是禮樂教化難以到達之處，而是「中華」的一部分。
如此變化，不可謂不大。
留下的遺產也不少，比如行省。
行省就是「行中書省」。行有「在外」的意思，比如行宮和行轅。中書省則是元帝國的最高行政機關，因此行省便是中央政府派駐地方代行職權的分支機構。這樣的分支機構在忽必烈去世時共有十個，其中某些行省的名字我們聽起來都不會感到陌生，比如陝西、甘肅、四川和雲南。
不過，行省變成省，卻是明代的事。明代的省才跟今天一樣是最高一級地方行政區域，元的行省則不是。而且就算它是大行政區，也跟明清和現在不同，因為除行省之外還有都省。都省就是中書省，卻又有轄區。首都附近的大片土地便由中書省直轄。可以說，元的地方行政管理是一把茶壺十個茶杯。都省分權予行省，就像茶壺倒水給茶杯，但自己同時又充當最大的茶杯。這可是元代特有的制度。要知道，明清沒有中書省，現在的國務院則沒有轄區。
其實，元的行省是從金人那裡學來的，只不過金的行省是非正規的臨時建置，忽必烈則改為常設的大行政區，儘管正式的行政區劃只有路、府、州、縣四等。這裡面的政治考量也不難理解。畢竟，元政權是少數民族君臨天下，帝國的版圖又遠超漢唐，非設立行省而不足以統治。至於明清兩代為什麼要繼承這份遺產，則只能以後再說。現在我們要知道的只是：行省的發明並非心血來潮，而是政治的需要。
定都北京和改修運河，也一樣。
這兩件事是有關聯的。大運河本是隋煬帝所開，將南方的物質財富運往長安和洛陽是其主要目的，運往北端的終點站（今天的北京）則屬次要。但到忽必烈的時代，情況就倒過來了。長安和洛陽已無關緊要，北京才是中心。多快好省地完成北京需要的運輸任務，才是運河的使命。
於是，忽必烈對運河的河道進行了調整，由洛陽連接的通濟渠和永濟渠被廢棄，改由徐州直接北上天津。這就等於是從走三角形的兩條邊，變成只走一條邊，當然大大地節約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蒙古人的算盤打得很精。
實際上，運河改道以後，大元帝國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嚴重脫節的情況便大為改觀，分裂對峙的南方和北方也再次融為一體。這是可以直追隋唐的功業。想當年，正是由於大運河的開鑿，隋煬帝才打通了南北，接下來唐太宗也才融合了胡漢，而忽必烈的帝國則遠遠大於隋唐。
中華變成大中華，這條「京杭大運河」功不可沒。
北京的首都地位也得到了鞏固。我們知道，大蒙古國的首都原本在哈剌和林。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以後，實行的則是上都開平和大都北京並立的兩都制。他這樣做，也許是想在草原游牧傳統和中原農耕文明之間左右逢源。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北京成為帝國唯一的政治中心。
這裡面無疑有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原因。由於蒙古帝國在蒙哥汗去世後只剩下名義，忽必烈對西亞、東歐和俄羅斯草原其實無法實現統治，也不能指望從那裡獲得財富，失去政治意義和經濟來源的哈剌和林與開平只能退居二線。富庶繁榮的杭州雖然令人嚮往，卻很難成為元帝國的首都。那裡距離大本營實在太遠。定都杭州，還是蒙古人嗎？
只有北京，才最合適，也最安全。
忽必烈恐怕不會想到，他的抉擇竟成為定論，此後七百多年北京幾乎一直是首都。當然，幾乎而已，因為還有南京這個選項。實際上，元明之前中國的政治中心就已經表現出東移的趨勢，先是由長安而洛陽，然後又移到了開封。按照這個路線發展下去，定都南京豈非順理成章？
結果卻是北上。
這裡面固然有這樣那樣的原因，最終卻只能視為歷史的選擇。原因之一是中國變大了，變化也主要在北方。北方各民族在歷史進程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重要，此時中國的政治格局當然不同於秦漢唐宋。
定都北京，是中華史上的一大轉折。
元人開通的京杭大運河則保證著帝都需要的漕運，甚至直到民國時期還在使用，省制就更是沿襲至今。看來，我們完全可以將元明清視為同一個時代，即第一帝國秦漢、第二帝國唐宋之後的第三帝國。崖山，也確實是分界點。
但，這還不是元代遺產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