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這裡是英國使館。」有人接起了索菲斯卡亞碼頭的電話總機。
「什麼？」電話另一頭的人用俄語說了一個困惑的詞語。
「晚上好，英國使館。」接總機的人用俄語重複了一遍。
「我找大劇院售票處。」那個聲音說。
「對不起，你打錯電話了。」接線員說完，掛上了電話。
俄羅斯政府通信和信息局的監聽人員聽到這個電話，並把它記錄了下來，但除此之外並沒有多想。打錯電話實在是太常見了。
在使館內，總機值班員沒有理會閃爍著的另外兩個打進來的電話提示燈，他翻閱了一下小筆記本，然後撥了一個內部電話號碼。
「菲爾茲先生？」
「是的。」
「這裡是電話總機交換台，剛才有人打電話找大劇院售票處。」
「知道了，謝謝你。」
格雷西·菲爾茲撥通了喬克·麥克唐納的電話。安全局人員會定期檢查內線號碼，應該是安全的。
「我的莫斯科警官朋友剛剛打來電話。」他說，「他使用的是緊急密碼，要求回電。」
「有情況隨時告訴我。」情報站長說。
菲爾茲看了看手錶。兩次電話間隔的時間應該是一個小時，現在已經過了五分鐘。在民警局總部大廈兩個街區以外，銀行大廳的公用電話機旁邊，諾維科夫警官也看了看錶，他決定去喝杯咖啡來消磨這五十分鐘的間隔。然後，他要用相隔一個街區的另一部公用電話彙報並等待。
十分鐘後，菲爾茲驅車離開使館，慢慢地向位於米拉大街的科西莫斯酒店駛去。1979年按照莫斯科標準建造的科西莫斯酒店，是一座現代化建築，酒店的大堂邊上有一排公用電話亭。
在英國使館接到那個電話一個小時後，他從衣服口袋裡掏出一個記事本，核對之後，開始撥號。公用電話對公用電話的通話，是反間諜機構的噩夢，因為數量很多，所以實際上是無法核查的。
「鮑里斯？」諾維科夫的名字不是鮑里斯，而是葉甫根尼，但在聽到「鮑里斯」時，他知道了對方是菲爾茲。
「是的。你給我的那張圖畫，事情有點眉目了。我認為我們應該見個面。」
「好的。到俄羅斯賓館，一起吃晚飯。」
他們兩人都無意去奢華的俄羅斯賓館，但他們都知道，那是指特維爾大街半路上的一個酒吧，名叫旋轉木馬。那裡涼爽、幽暗、私密。時間間隔又是一個小時。
與英國其他大型駐外使館一樣，莫斯科的英國使館裡，也有一個叫軍情五處的英國國家安全局。安全局是收集對外情報的秘密情報局姐妹機構，秘情局常被錯誤地稱為軍情六處。
軍情五處的任務不是收集所在國家的情報，而是保證使領館及其人員的安全。
使館的工作人員並不認為他們是被關在裡面的囚犯。他們夏天常去的一個地方，是莫斯科郊外一處非常漂亮的可以游泳戲水的地方，莫斯科河在那裡拐了一個彎，露出了一片小沙灘。外交人員喜歡去那裡野餐和游泳。
葉甫根尼·諾維科夫在被提升為警官並調到刑偵處之前，曾經負責那個郊區，包括被稱為銀色林子的這個勝地。
在那裡，他認識了當時英國國家安全局的一個官員，那人又把他介紹給新來的格雷西·菲爾茲。
菲爾茲努力發展這個年輕的警察，後來提出每個月給他一小筆硬通貨，讓這個在通貨膨脹年代靠死工資過日子的人能夠生活得容易一些。諾維科夫警官成了一個提供消息的線人，級別不高，但偶爾也有用處。這個星期，這位刑偵處的偵探打算做出回報。
「我們有一具屍體。」當他們坐在旋轉木馬酒吧里，在昏暗的光線下喝著冰鎮啤酒時，諾維科夫對菲爾茲說，「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你給的圖畫裡面的人。有幾顆鋼牙的老頭……」
他把從同事沃爾斯基那裡聽來的情況講了一遍。
「差不多三個星期了。在這樣的天氣里，死了那麼長時間，面部肯定很嚇人，」菲爾茲說，「或許不是同一個人呢。」
「他只在林子里待了一個星期，然後在冰櫃里待了九天。應該可以辨認出來。」
「我需要照片，鮑里斯。你能去搞一張嗎？」
「我不知道，資料都在沃爾斯基那裡。你認識契爾諾夫警官嗎？」
「認識的，他來過使館。我也給了他一張畫像。」
「這個我是知道的，」諾維科夫說，「現在我們那裡到處都有老頭的畫像。契爾諾夫也快回來了，現在沃爾斯基肯定已經告訴他了。這樣，契爾諾夫就會有屍體面部的照片了。」
「那是給他用的，不會給我們。」
「是有點難度。」
「努力一下，鮑里斯，去試試。你是刑偵處的，對嗎？就說你想讓黑社會的聯繫人去看看，什麼借口都可以。現在這是謀殺案，是你分內的工作，對吧？偵破謀殺案？」
「應該是的。」諾維科夫承認說。他心裡想，這個英國人是否知道，黑幫謀殺案的破案率只有百分之三？
「這事我們會給你獎勵的，」菲爾茲說，「在我們的人員遭襲擊時，我們是不會摳門的。」
「好吧，」諾維科夫說，「我去想辦法搞一張。」
其實他根本不必去想什麼辦法。神秘人物的檔案自然而然地轉到了刑偵處兇殺科。兩天後，他在一疊照片中，抽出了在明斯克公路邊林子里拍攝到的死者面部的一張照片。
美國，蘭利
1986年11月
中情局副局長凱里·喬丹的心情特別好。要知道，在1986年下半年，他是很難高興起來的。伊朗的反政府醜聞當時傳遍了華盛頓，而喬丹比其他人都更清楚中情局在伊朗的滲入深度。
但他剛剛去了局長威廉·凱西的辦公室，受到了最熱烈的表揚。老局長之所以會有這種不同尋常的仁慈，是因為傑森·蒙克從雅爾塔帶來了蘇聯最高層的消息。
八十年代早期，蘇聯制定了一系列高調的反西方政策。這是莫斯科最後的絕望企圖，想通過威脅來搞垮北約聯盟的意志。當時主政白宮和唐寧街的是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兩位西方領導人認為，他們不能被蘇聯嚇倒。
安德羅波夫總書記去世了，契爾年科來了又走了，然後是戈爾巴喬夫上台執政，但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敵意仍在繼續。
1985年3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他生長在紅色的蘇聯時代，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他與幾位前任的區別，在於他講究實效，拒絕接受編造的謊言。他堅持要求了解蘇聯工業和經濟的真實情況和數字，看到結果後，他深受打擊。
等到1986年夏天，克里姆林宮的核心和國防部顯然已經認識到，軍工系統和武器採購計畫的支出，消耗了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十，註定難以為繼，人民也終於因為窮困而變得不安分了。
那年夏天進行了一次大型調查，以測評蘇聯這種節奏究竟還能夠維持多長時間。調查報告的結論壞得不能再壞了。在工業方面，資本主義的西方在各個層面都超過了蘇聯這條恐龍。索洛明帶到雅爾塔植物園來的微型膠捲，正是那份報告。
報告中寫的和索洛明口頭確認的都說，如果西方再堅持兩年，那麼蘇聯的經濟將會崩潰，克里姆林宮將不得不做出讓步，拆除一些戰爭機器。像玩撲克牌遊戲一樣，索洛明把克里姆林宮的整副牌全都亮給了西方。
消息報告給了白宮，並越過大西洋傳到了撒切爾夫人那裡。美英兩位領導人都正為自己內部的敵意和懷疑所苦惱，聽到這個消息後深受鼓舞。中情局局長比爾·凱西受到了白宮的表彰，並把領導的表揚轉達給副局長凱里·喬丹。喬丹召來傑森·蒙克一起分享快樂。談話結束時，喬丹說起了以前提到過的一個話題。
「你的那些檔案，我真的有些不太放心，傑森。你不能總把它們留在你的保險箱里。如果你有什麼意外，我們真不知道該怎麼著手去管理那兩個資產——『來山得』和『獵戶座』。你應該把這些檔案與其他的歸在一起。」
從奧爾德里奇·埃姆斯第一次背叛至今，已經有一年多了，間諜失蹤的災難也已經過去了六個月的時間。陰謀分子當時在羅馬。從技術上來講，追查內鬼的工作仍在推進，但已經不再緊迫。
「如果沒有破損，就不用修理。」蒙克懇求說，「這兩個人冒著生命危險。他們了解我，我也了解他們，我們相互信任。還是就這麼保持下去吧。」
喬丹早就知道，間諜與管理員之間會形成這種奇特的關係。但這種關係不為情報機構正式贊同，其原因有兩個：間諜管理員有可能會被調到另一個崗位，或者，會退休或死亡。個人關係過密有可能意味著，潛伏在蘇聯心臟的間諜，也許會不同意或不願意與新的管理員合作。其次，一旦被招募的間諜出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