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醫學院地下停屍所的檢驗室里，庫茲明教授剛剛做完屍檢前的消毒。他即將面對今天待解剖的第三具屍體，心裡不太高興。
「下一個是幾號？」他一邊用質量低劣的紙巾擦乾手，一邊問他的助手。
「一五八號。」助手說。
「詳細情況？」
「白種男子，中老年人。死因不詳，身份不明。」
庫茲明哼了一聲，心想，我才不在乎呢。他也許是流浪漢、無業游民或無家可歸者。這具遺體在他解剖之後，或許還可以幫助上面三層樓里的醫學院學生理解，暴力毆打會對內臟器官產生什麼傷害，其骨骼甚至還可用來上一堂生動的解剖課。
莫斯科是一座大城市，每月、每周、每天都會出現大批屍體。不過，幸虧只有一小部分需要解剖，不然的話，教授和他的法醫科同事就忙不過來了。
城市裡發生的死亡，大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年老死在家中或醫院裡的，或是因為能夠預測到的原因而死去的，醫院和當地醫生可以為之簽署死亡證明。
接著就是「預料之外的自然原因」死亡，通常是由於致命的心臟病發作。在這種情況下，死者去世的醫院也可以例行公事地開具死亡證明。
此外是意外事故，那些發生在家庭、工廠工地，或者道路車禍導致的意外死亡。近年來，莫斯科還有兩類死亡在大幅增加，即冬天凍死的和自殺身亡的，多達幾千人。
從河裡撈出來的屍體，不管身份是否明確，都可以分為三類：衣著整齊，體內沒有酒精，是投河自殺；衣著整齊，但飲酒過量，是意外落水溺亡；身著泳裝的是游泳時意外淹死的。
然後就是兇殺死亡。這些屍體會交給警方的刑警部門，再送到庫茲明教授這裡來。即使這樣，通常也只是個手續問題。與其他城市一樣，其中的大多數是「家庭內部」事件，百分之八十是家庭兇殺，或者罪犯是家庭成員。警方通常在案子發生的幾個小時後就拿到了屍體。屍檢只是為了證明已經知道的事實，例如伊凡刺死了他老婆，屍檢只是幫助法庭儘快做出判決。
除此之外，還有酒吧鬥毆和黑社會爭鬥導致的死亡，對於後者，他知道警方的偵破率僅為百分之三。查清死亡原因並不難，顱腦中彈就是顱腦中彈，一目了然。警察能否找到兇手（很可能是找不到的）則不是教授關心的問題。
在每年成千上萬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當局知道死者是誰。他們偶爾也會遇到身份不明的人，第一五八號屍體就是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在他助手揭開蓋布的時候，庫茲明教授戴上口罩和乳膠手套，興味索然地走了過去。
哦，他想道，奇怪，頗有意思。那種普通人聞到馬上會感到窒息的惡臭，並沒有對他起到什麼作用。他早就習慣了。他拿著解剖刀，繞著長長的解剖台走了一圈，眼睛盯著這具破損的屍體。很奇怪。
頭部看上去比較完整，只是眼眶內空空如也，不過，他明白，眼睛是被鳥兒叼走的。這屍體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樹林里躺了大約六天才被人發現。骨盆以下，雙腿似乎已經脫色，還因時間過久而開始腐敗，但沒有受損。胸部和生殖器之間有大面積的青腫，幾乎沒有一塊完好的肌膚。
他放下解剖刀，把屍身翻過來，背部也是傷痕纍纍。他又把屍體翻回去，開始動手解剖，並把他的發現口述給一台磁帶錄音機。之後，他要根據錄音內容整理一份屍檢報告，交給彼得羅夫卡大廈的民警局刑警。他的錄音從日期開始：1999年8月2日。
美國，華盛頓
1986年2月
中旬的時候，傑森·蒙克很高興，他的蘇聯東歐處領導則略微吃驚——比奧特爾·索洛明少校與他們聯繫了。他寫了一封信。
他很聰明，沒去接觸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更沒有聯繫美國使館。他按照蒙克給他的東柏林地址寫了一封信。
提供這個地址，風險很大，但也經過了精心安排。如果索洛明向克格勃舉報這個地址，那他就說不清了。審訊官知道，除非他已經同意為中情局效勞，否則是不會得到這個地址的。如果他爭辯說，他只是假裝為中情局效勞，那就更糟糕了。
審訊官會這樣問他：為什麼你沒在第一時間向亞丁的軍情局上校報告？為什麼你讓那個美國人逃走？這種問題是無法回答的。
因此，索洛明只有兩種選擇：要麼保持沉默，對整個事情隻字不提，要麼加入。來信表明，他選擇了後者。
在蘇聯，所有來往國外的郵件都要經過審查，所有電話、電報、傳真和電傳也一樣。但蘇聯內部的信件數量龐大，不可能全部檢查，除非發件人或收件人已被列為可疑分子。這一規則也適用於蘇聯集團內部，包括東德。
東柏林的地址屬於一個地鐵司機。他為中情局當郵遞員，獲得了不菲的報酬。他的公寓位於腓特烈斯海因區一棟破敗的樓房裡，寄給他的信件總是以法蘭茨·韋伯作為收信人。
韋伯以前確實是這套公寓的房客，但已經過世了。如果地鐵司機受到盤問，那麼他會辯解說，是來過兩封信，他一點俄語都不懂，信是寄給韋伯的，韋伯已經死了，所以他把那兩封信都扔掉了。他是清白無辜的。
來信從來沒有回信的地址或姓氏。信的內容是一些陳腔濫調：希望你過得不錯，我這裡一切都很好，你的俄語學習進展如何，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重逢敘舊。祝一切順利，你的筆友伊凡。
即使是東德的秘密警察——即國家安全局，也只能根據信的內容推測，韋伯在某次文化交流活動時遇到一個蘇聯人，他們成了筆友。不管怎麼樣，這種事情還是受鼓勵的。
即使國安局破譯了在字裡行間用顯影墨水寫下的信息，那也只能表明，死去了的韋伯曾經是間諜，他逃過了懲罰。
在莫斯科那邊，信件一旦投進郵筒，寄信人就消失得無蹤無影了。
收到蘇聯的來信後，地鐵司機海因里希便將它送到柏林牆對面的西德。他傳遞信件的方法很奇特，不過，冷戰期間，在被分隔的柏林市發生過許多更為奇特的事情。實際上，他的方法很簡單，也從來沒被抓到過。冷戰結束後，德國統一了，海因里希退休後過上了舒適的晚年生活。
1961年，為阻止東德人外逃而建立柏林牆之前，柏林有一個全城的地鐵系統。柏林牆建起後，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許多隧道被堵住了。但東德地鐵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線路，地鐵列車隆隆響著穿過西柏林的一小塊地面。
這條線路從東柏林出來，駛過一小片西柏林地面後又返回東柏林。列車行駛到這裡時，所有的門窗都會被封閉起來。東柏林的乘客可以坐在車廂里俯視很小的一片西柏林土地，但是他們無法踏上那片土地。
海因里希在高架鐵軌上的列車司機室里獨自駕駛著。他會打開車窗，在列車經過某一地點時，用彈射器把一個高爾夫球大小的物體，拋到外面一個廢棄的炸彈坑裡。那裡總有一個中年男子在遛狗，他知道海因里希的工作班次時間。當列車哐當哐當響著從視線里消失後，他會撿起這個高爾夫球，帶回去交給中情局陣容強大的西柏林情報站。球體擰開後，裡面放著一封卷得很緊的蔥皮紙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都是好消息。他回國後，先是詳細地彙報了工作，接著是一周的假期。他已經返回國防部報到，等待新的工作分配。在大樓的門廳里，國防部副部長發現了他，就是三年前曾要索洛明幫助修建夏季度假別墅的那位副部長，現在已晉陞為第一副部長。
儘管他穿著上將的制服，佩戴的勳章重得足以沉沒一艘炮艦，但他其實是通過政治手段爬上來的。他很高興地看到，他的隨從人員中，有一位來自西伯利亞的經驗豐富的戰士。對於那棟夏季度假別墅能按計畫完工，他也很滿意。他的副官由於健康原因（飲伏特加）剛剛退休，於是，他把索洛明提升為中校，並讓他擔任了副官的職務。
最後，索洛明冒著相當大的風險，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並請求指示。假如克格勃截獲並破譯了這封信，那他肯定完蛋。但由於他無法接近美國使館，所以他告知了蘭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因為葉門內戰的阻礙，在離開亞丁之前，他沒能領到更為先進的通訊用具包。
十天後，他接到一份關於交通違章的處罰通知，信封上印有交通總局的徽標。信是從莫斯科郵寄的，不會受到檢審。信件和信封偽造得相當逼真，他差一點要給交通局打電話提出異議：他從未闖過紅燈。然後，他看到了從信封里漏出的沙子。
他與要送孩子去上學的妻子吻別，等到獨自一人時，找到從亞丁帶回來的洗漱用具包，取出偷偷放在裡面的一瓶增強液，塗在通知上面。信息的內容很簡單：下星期天半晌午時，在列寧大街的一家咖啡館。
在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時候，一個陌生人從他旁邊經過，邊走邊穿上大衣，以抵禦外面的寒冷。那人空蕩蕩的袖管裡面掉出一包蘇聯產的萬寶路香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