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們上午要巡查病房；十點多鐘他們簇擁著主任醫師來到我們這裡，在他們之前大約一個半小時，我們的住院醫生到病房來過。那時我們的住院醫生是一位年輕的醫士，他懂業務，和藹可親，囚犯們都很喜歡他，認為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太溫順」。確實，他不大愛說話，在我們面前好像還有些靦腆，幾乎會臉紅，只要病人一提出要求，他往往就會按照他們的要求改變伙食定量，看來他甚至會根據病人自己的要求開藥方。不過，他畢竟是一個好青年。應當承認，羅斯有很多醫生都受到普通民眾的愛護和尊敬，而且據我所知，這完全是事實。我知道，人們會覺得我的話是奇談怪論，尤其是考慮到，俄國的普通民眾對醫學和西藥普遍地懷有不信任的情緒。確實，普通民眾即使身患重病，也寧可一連幾年去找巫醫或服用自家的民間草藥（草藥是絕不可輕視的），而不去就醫或住院。這裡有一個與醫學無關的非常重要的情況，即：老百姓普遍地不信任一切帶有官方行政印記的東西；然而除此之外，老百姓還由於各種可怕的事故和傳說而對軍醫院產生了恐懼和偏見，這些傳說往往是荒誕無稽的，但有時也並非空穴來風。不過，老百姓所害怕的主要是軍醫院的德國式的制度，卧病期間周圍的那些陌生人，伙食方面的嚴格規定，關於醫士和醫生們又固執又冷酷以及切割和解剖屍體等等的故事。此外，民眾議論說，治病的都是老爺，因為醫生們畢竟也是老爺啊。但是在對醫生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了解以後，這些恐懼很快地就消失了（儘管也有例外，但多數是這樣），在我看來，這直接與我們的醫生、主要是青年醫生的品行有關。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能博得民眾的尊敬甚至愛戴。至少我所寫的是我在很多地方屢見不鮮和親身感受到的，而且我沒有理由認為，在其他地方會有太多的不同。當然，在某些角落有受賄的醫生，靠自己的醫院撈取私利，幾乎忽視病人，甚至把醫生的職責置諸腦後。這種情況還是有的；但我說的是大多數，或者不如說，是目前在我們當代醫學中所體現的一種精神、一種潮流。那些放棄自己職責的人，那些羊群中的狼，不管提出什麼理由來為自己辯護，無論怎樣自我辯解，比如歸咎於環境，說環境也腐蝕了他們，他們都總是錯的，特別是因此而泯滅了仁愛之心的話。仁愛、和藹可親、對病人的兄弟般的同情，有時比任何藥物都更有益於病人。我們不該再冷漠地抱怨環境了，說什麼是環境腐蝕了我們。姑且假定，誠然，我們的很多方面受到了環境的腐蝕，但絕非全部，有的狡猾而世故的騙子往往巧妙地以環境的影響來掩飾和辯護自己的弱點乃至卑劣，特別是那些能言善辯、出口成章的騙子。不過我又離題了；我只是想說，普通民眾的不信任和敵視更多的是針對醫院的行政部門，而不是針對醫生。了解了醫生實際上是怎樣的人之後，他們很快就會拋棄自己的很多偏見。我國醫院的其他情況至今還有很多方面不能適應民眾的需要，其制度至今還與民眾的習慣不能相容，因而不能充分博得民眾的信賴和尊敬。至少我是根據自己的某些切身的觀感而有了這樣的看法。
我們的住院醫生通常在每個病人的面前都停下來，非常仔細而認真地檢查、問診、規定藥物和劑量。有時他自己也發覺，病人什麼病也沒有；但由於囚犯來這裡是要避開勞役而休息一下，或者是想睡在床墊而不是光鋪板上，而且畢竟是在暖和的房間里，而不是在潮濕的警衛室，那裡擁擠著一群蒼白瘦弱的受審人（在我們全羅斯，受審人幾乎都是蒼白而瘦弱的——這是一個跡象，說明他們的伙食和心情總是比已判決的犯人更惡劣），於是我們的住院醫生便泰然自若地登記為什麼卡他性寒熱病 ，讓他留下來，有時甚至讓他躺上一個星期。大家都把所謂的卡他性寒熱病引為笑柄。大家很清楚，這是按照醫生和病人雙方的某種默契而採取的一種公式，表示這是在裝病；囚犯們自己把卡他性寒熱病翻譯成「備用性劇痛症」。有時病人會濫用醫生的好意，不趕他出院他就不走，繼續躺著。這時應該看看我們的住院醫生的表現了：他似乎有些膽怯，似乎不好意思直接對病人說，他的病快好了，還是主動要求出院吧，儘管他完全有權在病歷中寫上痊癒 二字，乾脆叫他出院，以免多費口舌、好言相勸。他先是暗示，然後似乎在懇求他：「我說，該出院了吧？你的病差不多已經好了，病房裡很擠的，」等等，等等。直至病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終於主動要求出院。主任醫師雖然也是一位仁慈而正直的人（病員們也很愛戴他），但是比住院醫生要嚴格、果斷得多，有時甚至嚴格得近乎冷酷，我們卻因此而特別尊敬他。他在住院醫生來過之後，在軍醫院的全體醫生的簇擁下來了，也逐一檢查每一個病人，主要是駐足於重病患者身邊，總是會對他們講些善意的、鼓勵的、甚至往往是知心的話語，始終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對患有備用性劇痛症的人也從不排斥，也不把他們趕回去；但如果病人自己太執拗，那就乾脆叫他出院：「怎麼樣啊，老弟，你也躺夠了，休息過了，走吧，該知足了。」執拗的人通常或者是怕幹活的懶漢，尤其是在夏天很忙的時候，或者是預料要受到懲罰的受審人。記得，對一個這樣的人曾採取特別嚴厲甚至殘酷的措施，促使他出院。他是因眼疾住院的：兩眼發紅，患者抱怨有強烈的刺痛感。用斑蝥粉、貼水蛭、向眼睛噴洒一種有刺激性的藥水等辦法為他醫治，但眼疾總也沒有減輕，眼睛還是發紅。漸漸地醫生們都猜到了，他是在裝病：老是有一點炎症，卻並不惡化，也治不好，總是老樣子，這種情況是令人生疑的。囚犯們早已知道，他是在裝假騙人，儘管他本人不肯承認。這是個年輕人，甚至還很漂亮，可就是使大伙兒產生了不愉快的印象：他內向，多疑，面色陰沉，和誰也不說話，皺著眉頭瞅人，躲著大伙兒，好像在懷疑所有的人。我記得，有些人甚至覺得，他是不是會幹出什麼蠢事啊。他是一名士兵，有嚴重的盜竊行為，被人揭發。於是被判處一千棒，被送進囚犯連。為了推遲受刑的時間，正如我曾說過的那樣，有些受審人不惜採取反常的行動：在受刑的前夜拿刀子捅了某個管理人員或自己的一個囚犯兄弟，於是重新受審，從而把懲罰再延後兩個多月，他的目的也就達到了。至於兩個月後他要受到兩倍、三倍的嚴懲，對他來說已經不重要了；只要現在能把可怕的時刻哪怕只推遲幾天，以後怎樣就隨它去了——這些不幸的人們有時竟會沮喪至此。我們有些人已經在竊竊私議，表示要提防他，說不定他會黑夜行兇。不過只是說說而已，甚至床位與他相鄰的那些人也沒有採取任何特別的預防措施。然而人們看見，他在夜晚用抹牆的石灰漿和別的什麼東西擦眼，使眼睛在黎明前又開始發紅。最後主任醫生威脅他要使用埋線引流療法。這頑固的眼疾已遷延日久，而且一切醫治方法都試驗過了，為了挽救視力，醫生們決定採取一種劇烈而痛苦的療法：給病人埋線引流，像對馬一樣。可是這個可憐的傢伙仍然不承認沒病。他的性格多麼頑強啊，或毋寧說他是太怯懦了：要知道，埋線引流雖然不像棒刑那樣，但也是非常疼痛的。要用手抓攏病人脖子後面的皮膚，儘可能抓緊，再拿刀子把抓住的肌肉完全刺穿，從而在整個後腦勺上形成一道又寬又長的傷口，然後把幾乎有一指寬的麻布帶子穿到傷口裡；以後每天在一定的時候扯動傷口裡的那條帶子，彷彿又一次把傷口切開，使它老是化膿而不能癒合。這個可憐的人受盡了可怕的折磨，還是一連幾天頑強地忍受著這種酷刑，最後才願意出院。眼睛一天後就痊癒了。等到脖子上的傷口癒合，他立即回到軍營的禁閉室，第二天還要出去挨那一千棒。
當然，面臨懲罰的時刻是令人沮喪的，沮喪所流露的那種恐懼，我也許會冒失地稱之為膽怯和畏縮。可見，在面臨第二、第三次懲罰的時候，會感到沮喪而但願不要立即執行。不過，我也曾提到過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在背部的第一次棒傷還沒有癒合的時候就主動要求快些出院，以便受完餘下的棒刑而徹底擺脫審訊；而關押在監獄和禁閉室里受審，當然，對任何人來說都遠不如服苦役。不過，除了性格的差異之外，長期受到打擊和懲罰而積久成習，也對某些人的果敢和無畏起了巨大的作用。多次的挨打居然使他們的精神和脊背都更堅強了，終於對懲罰抱著蔑視的態度，幾乎把懲罰看作一種小麻煩而不再怕它了。我們這裡有一個單人囚室的囚犯，是信仰基督教的卡爾梅克人，名叫亞歷山大，我們這裡都叫他亞歷山德拉，是個怪人，滑頭、勇敢，同時又很和善，他對我說，他是怎樣挨了自己的四千棒的，是笑著用玩笑的口吻講的，但隨即非常嚴肅地發誓說，要不是從幼年、從稚嫩的幼兒時期就開始在鞭子下成長，因而在自己的游牧部落里，他背上的累累傷疤簡直始終不曾消退過，那麼他無論如何是受不住這四千棒的。他講述時彷彿在感謝這種鞭子下的教育。「不為什麼就打我啊，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有一天傍晚，他坐在我的板鋪上，在燭光下對我說，「不問青紅皂白，隨便找個理由就打我，從我開始記事的那天起，一直打了我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