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慾是理學的大敵，比佛教厲害多了。
最早意識到這一點的是程顥和程頤兄弟，正如天理其實是他們的概念。程顥就不無得意地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出來。或者說，是自家體貼出來的。
呵呵，這個著作權，他倒不讓。
兩宋道學又叫程朱理學，也是有道理的。
孤陰不生，獨陽不長，有天理必有人慾。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也就成了理學無法迴避的問題。
朱熹的辦法是先下定義。他認為，天理就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善，比如孟子所謂「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就是仁，仁是天理之自然。順著仁往前推就是義，再往前推就是禮。所以，四德五倫都是天理，也都是善。
但，天理既然是善，惡又從哪裡來？
程顥和程頤的說法是：天下善惡皆天理。
這是對的。既然天理的極至是太極，太極又是萬事萬物的本源，惡當然也只能來自太極，來自天理。這就好比上帝創造了一切，便也得對伊甸園裡的那條蛇負責。
問題是，如果惡也是天理，不作惡豈非也天理不容？
朱熹當然不能同意。因此，當學生拿著二程的說法來問他的時候，他就只能打圓場。朱熹說，天理哪能是惡？惡是不會行天理。比如不該惻隱而惻隱，就變成姑息；不該仗義而仗義，便變成殘忍。所以，惡是天理的過猶不及。
那麼，行天理為什麼會過猶不及？
因為天理未純，人慾未盡。這就好比一個人，如果注意飲食鍛煉身體，就健康長壽；如果習慣不良縱慾過度，則會百病纏身。惡就是這樣一種病，朱熹稱為疾疢（讀如趁）。
原來，人會生病，天理也會，這可真是天人合一。
天理生病，就成了人慾。
人慾不是人類肉體生存的基本需求。朱熹說：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他還諷刺佛教徒說：終日吃飯，卻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卻道不曾掛著一條絲。這不是扯嗎？
看來，老先生的頭腦很清醒。
問題卻仍未解決。人慾不是欲，又是什麼？
朱熹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回答了我們：
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
原來，天理就是生存理，人權就是生存權。這兩句話朱熹雖然沒有說，我們不妨替他說了。總之，除了保證生存和學做聖人，其他想法都是心裡有病。所以，程頤為哲宗皇帝講課時，課堂的管理人請講師們喝茶看畫，這位道學先生便拉下臉來回答：本人平生不喝茶，也不會看什麼畫！
哈哈哈，他是怕得心病。
那麼，人的這個病，有沒有辦法治呢？
有。辦法是六個字：
存天理，滅人慾。
而且朱熹說，所有儒家經典講的都是這個道理。
這當然並不容易。因為就連朱熹自己也說：天理人慾，無硬定底界。既然並無明顯標誌和截然分野，那怎麼識別，又怎麼做？比方說，食色性也。吃飯是天理，性生活呢？
道學先生的回答是：
要看情況。生兒育女是天理，男歡女愛是人慾。
道理很簡單：前者相當於飲食，後者相當於美味。
抱歉，這實在是混賬邏輯，也不可操作。難道每次做愛前都要指天發誓，宣布這是為了傳宗接代？幸虧程朱理學在今天不是主流，否則安全套和避孕藥豈不都得下架？
何況朱熹自己也說：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人慾「也是天理裡面做出來」的。這就連讀聖賢書都不管用了，因為世間卻有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者，比如佛教徒。那麼，如果要實現「存天理，滅人慾」的目標，請問又該如之何呢？
也只好祭起屠刀，朱熹稱為「殺賊工夫」。
而且，吃柿子揀軟的捏，先殺女人。
殺女人的切入點，是提倡寡婦守節，反對再嫁。當然也只是提倡而已，因為沒有哪個王朝會荒唐到為此制定相關的法律。但是，我們不要小看輿論壓力和道德誘惑。南宋之後守寡和死節的女人有多少，看看那些貞節牌坊就知道。
何況道學家的話還說得那麼重。有人問程頤：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的回答是八個字：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女人的命，就那麼不值錢？
更惡劣的是，程頤還信口雌黃，說什麼貧苦無依和饑寒交迫，不過是寡婦們希望再嫁的借口。且不說這種毫無證據的言論涉嫌誣陷，就算她們是為了性愛需要又如何？朱熹不是聲稱「做出那事，便是這裡有那理」嗎？那麼請問，男女之間那點事，怎麼就沒那理？如果沒有，老天爺為什麼要讓人們有性快感？難道男人可以有，女人不能？如果都是人慾都該消滅，那麼，為什麼女人喪夫不能再嫁，男人喪妻卻可以再娶？請問這是什麼天理，什麼邏輯？
程頤簡直心理變態，混賬透頂！
不要說什麼當時強敵壓境國難當頭，因此需要提倡死節以振奮人心，鼓舞士氣。搞沒搞錯，程頤可是北宋仁宗到徽宗時期的人。他去世時，完顏阿骨打還沒稱帝，徽宗君臣全都春風得意歌舞昇平，哪來的這種時代需求？
也不要說什麼死節的要求男女平等。沒錯，作為程朱理學的忠實信徒，王炎午就這麼逼文天祥了。但是請問，有意義嗎？難道文天祥的歷史使命和人生價值，就是把自己送上道德祭壇，讓那血染的旗幟高高飄揚？
實際上王炎午要求的，只是為死節而死節。不要說什麼這裡面有道德的堅守。堅守是要的，但只能靠自律，不能靠他律。道學家之相逼，圍觀者之起鬨，當事人之非一死不足以自證清白，只能造成人性的壓抑和心理的變態。
比如王玉輝。
王玉輝是清代吳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女兒喪夫之後決定死節，母親不贊成，公公婆婆也不贊成，只有王玉輝拍手叫好，甚至在女兒去世後仰天大笑，說是就連自己都未必能夠死得這麼風光。直到知縣和鄉紳一眾人等前來拜祭，這才恢複人性，開始悲悼女兒。後來看見穿白衣服的年輕女子，就心裡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
這可真如清代戴震所言，是「以理殺人」。
事實上，儘管朱熹使用了哲學甚至類似於科學的方法來論證天理，也儘管理學家們口口聲聲惻隱之心，然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八個字，以及王炎午的生祭文，仍表現出對個體生命的冷漠。是啊，文天祥的尚且不是命，寡婦們的又值幾何？不過街頭巷尾的閑話，茶餘飯後的談資。
很顯然，正是這種冷漠，造就了生祭文天祥這樣的道德怪胎，貞節牌坊那樣的道德祭壇。這當然並不完全該由程朱理學來負責。但，如果一個民族的倫理道德必須靠這樣慘無人道的東西才能得以維持，可就真是生病了。
那麼，這病可又是怎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