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理學是非 二、偽君子與變態狂

還有一個人,也天天盼著文天祥死。

此人名叫王炎午,原本是個太學生,也是當時鼎鼎有名的愛國青年,曾經投奔文天祥充當幕僚,又因父死母病而很快離職。但文天祥被俘不久,他就急吼吼地跳了出來。

跳出來幹什麼呢?

發表他的《生祭文丞相文》。

生祭,就是對方還活著的時候便發表悼詞。

意思很清楚:你怎麼還不死啊?

王炎午的用心正是如此。據野史說,他揮淚寫完這一千七百多字的奇文,便讓人抄錄一百多份,沿著文天祥北上的必經之路張貼於驛站、碼頭和店壁等顯目之處。抄錄的文章字大如掌,很怕文天祥看不清,別人看不見。

呵呵,大字報呀?

野史還說,文天祥到達贛州前,王炎午便早早趕到贛江碼頭親自張貼生祭文,還設了祭壇哭天嚎地燒紙錢,弄得滿世界烏煙瘴氣。文天祥到達南昌碼頭上岸時,王炎午竟衝到蒙古軍隊面前,就地跪下,燒香磕頭地祭拜起來。

文天祥呢?據說也熱血沸騰。

但正史說,文天祥沒見到祭文,也沒見過王炎午。

毫無疑問,正史的說法更靠譜。想想也知道,一千七百多字,每個字都有巴掌大,得用多少紙?這樣極具煽動性的反動言論,蒙元當局豈容王炎午到處張貼?不要說什麼蒙古人不識漢字,他們那裡可是還有留夢炎。就算留夢炎巴不得文天祥看了就去死,張弘范卻不會這麼想。

所以,張貼生祭文的事情恐怕有,但沒那麼誇張。

王炎午見到文天祥就更不可能。當時,蒙古人對文天祥的看管相當嚴格,所到之處多半早已戒嚴,哪裡會讓王炎午這樣的傢伙跳出來撒野?野史編造出這些細節,無非是要誇大「生祭文」的轟動效應,以及此文的道德力量,似乎如果王炎午有微信公眾號,分分鐘就會刷爆了朋友圈。

其實,這不過是一幫變態文人在意淫。

意淫是文人的本色,問題是動機何在。

這就要讀一下原文。

原文很長,但核心只有一個:勸其速死。

如此工作,並不好做,王炎午卻居然說得頭頭是道振振有詞。他說,大丞相二十歲中狀元,四十歲為將相,父親去世極盡哀榮,母親奉養極盡享樂,仗義勤王不辱使命,功名事業不辱斯文,可謂光宗耀祖,忠孝兩全。何況您鞠躬盡瘁就像諸葛亮,見義勇為就像顏真卿,雖然於事無補,卻大節不虧,所欠一死耳。總之,洋洋洒洒就是一句話:你文天祥活得已經很夠意思很夠本了,怎麼還不死?

不死當然有原因,王炎午也設身處地替他著想:是不是還想忍辱負重以待將來?對不起,這雖然不錯,但完全沒有可能。想當年,我大宋以東南全勢尚不能解襄樊之圍,而今以亡國一夫又豈能對抗天下?識時務者為俊傑,還是不要痴心妄想的好。至於以不屈為心,不死為事,蘇武可以,丞相您不可以。為什麼呢?昔為強漢,今為亡宋呀!

結論是:嗚呼,大丞相可死矣!

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為了保證勸死成功,王炎午沒有忘記提醒文天祥:只要想死,辦法很多。相反,長期坐在蒙古人牢里,則會死得很慘很難看。比方說,熱死凍死,淹死悶死,獄卒抓住撞牆而死,盜賊入室屠戮而死,以及毒蛇猛虎咬死等等。與其那時輕於鴻毛,不如現在重於泰山。何況丞相不死,必有因丞相而死的,您老人家看著辦吧!

幸虧文天祥沒有看到。如果看到,不死都不行!

天底下,有這麼變態的嗎?

變態就變態吧,身體力行也好。王炎午卻不。文天祥就義之後,苦苦相逼的他並未從死,只是又寫了篇《望祭文丞相文》的錦繡文章,就問心無愧地活下去,安然無恙地活了四十一年。這麼長的時間,倘若他認可當年給文天祥的所謂鼓勵和鞭策,每天都有機會讓自己全節。

沒有足夠的史料讓我們了解王炎午過得怎樣,但他還能夠編纂自己的詩文集,想來不差。至於心情,則不難通過他留下的唯一一首《沁園春》管中窺豹:

又是年時,杏紅欲臉,柳綠初芽。奈尋春步遠,馬嘶湖曲;賣花聲過,人唱窗紗。暖日晴煙,輕衣羅扇,看遍王孫七寶車。誰知道,十年魂夢,風雨天涯! 休休何必傷嗟。謾贏得青青兩鬢華!且不知門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誰家。世事無情,天公有意,歲歲東風歲歲花。拼一笑,且醒來杯酒,醉後杯茶。

呵呵呵,好一個「暖日晴煙,輕衣羅扇」!好一個「醒來杯酒,醉後杯茶」!文丞相如他所願刑場就死,他倒能「歲歲東風歲歲花」什麼的,真不知是何心肝!

這難道不是偽君子?

沒錯,跟背叛國家屈膝求降的留夢炎相比,王炎午至少守住了底線,一輩子都沒有到元人那裡去做官,但他的虛偽卻遠遠超過留夢炎。的確,站在現代文明的立場,我們不能要求王炎午去死,正如我們反對他逼文天祥。然而每個天良尚存的人都可以問他一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無法做到的,憑什麼要求別人做?如果你當真認為只有一死才能報國,為什麼不找個眾目睽睽的地方死給我們看?

也許,就連王炎午自己都覺得說不過去,便在編纂詩文集的時候為《生祭文丞相文》加了序言。序文深情地回憶了他和文天祥的關係:炎午投筆從戎,是丞相您不嫌狂愚獎勵提拔;父死母病,又是丞相心懷惻隱許我盡孝。無論於公義還是私誼,都恩重如山。炎午人微言輕勢單力薄,報國無門報恩無計,只能寫下這篇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

好嘛!原來報答一個人的恩情,就是讓他去死!

這種表白,豈非更加虛偽?

當然,王炎午未必這麼認為。相反,他的勸死很可能是真誠的,真誠到連自己都淚流滿面,同道們也一個個激動得渾身發抖。這就更加可怕。因為這種虛偽和殘忍已經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甚至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於是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才會結出如此惡果?

這筆賬算不到老祖宗頭上。

沒錯,中國古代確有「主辱臣死」的傳統,但在以前卻只是主張和觀念,並非法定義務和道德準則,沒有誰說非死不可。管仲就沒有死,還受到孔子的肯定。關羽降曹,更是無人責難。那麼請問,管仲和關羽可以不死,文天祥為什麼就一定得死?不要說什麼他的死能夠激發南宋軍民的愛國熱情和抗元鬥志,就連王炎午自己都承認復國已無可能。既然如此,他對文天祥不依不饒,究竟是搭錯了哪根神經?

何況之前的主辱臣死,都是當事人自己的選擇,沒有別人苦苦相逼,更沒有隻逼別人自己不做的。儘管我們並不贊成動輒自盡,但說得到做得到,至少還是真君子。

然而在南宋末年,我們看到的卻是兩種偽君子。一種是留夢炎那樣的,虛偽而無恥;一種是王炎午這樣的,虛偽而變態。此後兩個物種都繁衍不息,明清更是遍地開花,只不過在鼎革之際,民間不乏王炎午,朝中多為留夢炎。

那麼,培養出這兩種偽君子的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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