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晚上和第二天上午，我是在一種苦悶的麻木中度過的。我記得，我試圖用功學習，拿起凱達諾夫的書，但這著名教科書排得稀疏的字行和篇頁徒勞無益地從我眼前閃過。「尤利烏斯·愷撒以作戰英勇著稱」，這句話我一連讀了十遍，但一點也不明白，最後把書扔下。午飯前，我又往頭髮上擦了油，又穿上了常禮服，繫上了領帶。
「幹嗎要這樣？」母親問，「你還不是大學生，天知道你能不能考取。而且，你的短上衣穿得很久了嗎？總不能把它扔了！」
「有客人要來。」我幾乎絕望地小聲說。
「真是胡說！這算什麼客人！」
只得服從。我脫去常禮服，換上了短上衣，但沒有摘下領帶。午飯前半小時，公爵夫人和她女兒就到了；老太太在我已經熟悉的那件綠色連衣裙外面又加上一條黃色的披肩，頭上戴了一頂有火紅色帶子的舊式包發帽。她馬上談起她的期票，不停地嘆息，埋怨自己窮，抱怨不休，但一點也不拘禮：仍然那樣大聲地嗅鼻煙，仍然那樣隨便在椅子上轉來轉去坐不安穩。她好像根本沒想過她是公爵夫人。但是，琦娜伊達態度十分嚴肅莊重，甚至近乎傲慢，像一位真正的公爵小姐。她臉上露出了冷峻、莊重的神情——我簡直認不出她了，認不出她的目光、她的微笑，但即使在這種新的面貌中，我也覺得她非常美。她身上穿著一件淡藍色花紋的薄薄的巴勒吉紗羅連衣裙，她梳著英國髮式——一縷縷長長的髮捲沿著兩腮垂下；這一髮型同她臉上冷冰冰的表情恰好相配。吃午飯的時候，我父親坐在她身旁，以他特有的優雅而穩重的禮貌態度關照他的女鄰。他不時看看她——她也不時看看他，但目光是那麼古怪，那麼充滿敵意。他們的談話是用法語進行的；我記得，琦娜伊達發音的純正使我感到驚奇。餐桌上，公爵夫人依然毫不拘禮，吃得很多，誇獎菜做得好吃。母親顯然被她折磨苦了，用一種憂鬱的輕慢態度回報她；父親不時微微皺起眉頭。母親也不喜歡琦娜伊達。
「這是個驕傲的女孩子，」第二天她說，「她像真了不起似的有什麼好驕傲的——avec sa mine de grisette ！」
「你大概沒見過輕佻的姑娘。」父親對她說。
「真得感謝上帝！」
「當然得感謝上帝……不過你怎麼能對她們做出判斷呢？」
琦娜伊達根本不理睬我。吃過午飯不久，公爵夫人便起身告辭。
「我就指望你們的保護了，瑪麗亞·尼古拉耶芙娜和彼得·瓦西利奇。」她拖著長腔對父親和母親說，「有什麼辦法！有過好時光，但已經過去了。瞧，我雖是個公爵夫人，」她令人討厭地笑著補充說，「要是沒有吃的，還要什麼面子。」
父親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個躬，送她到前廳門口。我穿著太短的上衣站在那裡，低頭看著地板，像個被判了死刑的罪犯。琦娜伊達對我的態度徹底把我摧垮了。而我又感到多麼驚奇：她經過我身邊的時候，眼裡含著先前那種親切的神情，很快地小聲對我說：
「晚上八點鐘到我們家來，聽見了吧，一定要來……」
我只是攤開了雙手——但她已經把白頭巾戴到頭上走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