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十六歲。事情發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
我住在莫斯科我父母那裡。他們在涅斯庫奇內公園對面的卡盧加哨卡附近租了一座別墅。我正在準備考大學，但很少學習，不急不忙。
沒有人限制我的自由。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尤其是離開了我最後一個法國家庭教師之後。我這個法國家庭教師怎麼也不甘心自己「像個炸彈似的」（e une bombe）落在俄羅斯，整天面有慍色地躺在床上。父親對我漠不關心而又親切；母親幾乎不關心我，雖然她除了我再沒有別的孩子：其他的操心事佔去了她的精力。我父親是個還很年輕而又非常漂亮的人，他娶她是有所貪圖的；她比他大十歲。我母親的生活很凄慘：她總是焦躁不安，嫉妒，生氣——但不是當著父親的面；她非常怕他，而他態度嚴厲、冷淡、疏遠……我從未見過一個人比他更裝腔作勢地鎮定、自信和剛愎自用。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別墅度過的最初幾個星期。天氣非常好，我們是在五月九日，即聖·尼古拉節那天從城裡搬去的。我時常出去散步——有時在我們別墅的花園裡，有時在涅斯庫奇內公園裡，有時在哨卡外面；我總是隨身帶上一本書，例如凱達諾夫 的教科書，但卻很少翻看，而更多的是高聲吟詩，我能背誦很多詩；我的血液在激蕩，心在憂傷——甜蜜而又可笑地憂傷：我一直在期待著什麼，莫名其妙地感到膽怯，對一切都感到驚奇，我整個身心時刻在準備著；想像總是圍繞著同一些形象在馳騁、飛旋，就如同燕子在霞光中圍著鐘樓飛翔；我沉思，憂傷，甚至哭泣；但是，年輕、旺盛生命的歡樂的感情，仍然透過眼淚，透過由韻律鏗鏘的詩句和黃昏的美景引起的憂傷，像春天的小草顯現出來。
我有一匹騎乘的馬，我時常親手給它備好鞍韉，一個人騎著遠遊。我縱馬飛奔，想像自己是中世紀比武場上的一名騎士——風兒是多麼歡快地在我耳邊鳴響！——或者仰望天空，把它燦爛的光華和蔚藍的顏色吸收到自己敞開的心靈里。
我記得，女人的形象、女人的愛的幻影那時候幾乎從未以清晰的輪廓出現在我的腦海里；但在我的一切思考、一切感覺之中卻隱藏著一種對新奇的、無比甜蜜的女性東西的半意識到的羞澀的預感……
這種預感，這種期待滲透了我的全身：我呼吸著它，它在我的全部血管里，在每一滴血液里流動……它註定很快就會實現。
我們的別墅是一棟老爺住的有柱子的木頭正房和兩座配房。左邊的配房裡是一個製造廉價壁紙的小作坊……我不止一次去那裡觀看十來個身材瘦小、頭髮蓬亂、身穿油污長衫、面容疲憊不堪的男孩子幹活。他們不斷跳到壓花機長方形木板上面的木頭槓桿上，用自己孱弱身體的重量壓印出壁紙的五顏六色的花紋。右邊的配房還空著，正準備出租。有一天——五月九日之後大約過了三個星期——這座配房的百葉窗打開了，裡面出現了女人的面孔——有一家人住進去了。我記得，那天吃午飯的時候，母親詢問管家我們的新鄰居是什麼人，聽到扎謝金娜公爵夫人的姓氏之後，她起初用不無某種尊敬的口氣小聲說：「啊！公爵夫人……」接著又補充說：「想必是個沒錢的。」
「他們是坐三輛出租馬車來的，太太。」管家恭恭敬敬上菜的時候說，「他們自己沒有馬車，太太，傢具也很少。」
「是這樣，」母親說，「這樣倒更好。」
父親冷冷地朝她看了一眼，她便不做聲了。
真的，扎謝金娜公爵夫人不可能是個富有的女人：她租的配房那麼破舊，又小又矮，多少富裕一點的人是不會同意住這種房子的。不過，我當時把這些話當作了耳旁風。公爵的封號對我也沒有什麼影響，因為我不久前剛讀了席勒的《強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