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一再強調，『議會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政治轉型運動的終極目標。不幸在轉型初期，這個議會卻是個無法躐等施行的體制，一個可笑的大衙門和政治盲腸。它那八百羅漢的議員也是頗為社會輿論所詬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級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這八百羅漢之中，卻沒一個羅漢，是由中國老百姓真正投票選出來的。他們原是各省區之內，對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憲派（老保皇黨），甚或是一些特地為競選議員而組織的各種社團的頭頭，相互鬥爭和協調，再經過各省縣的咨議局或省議會（也不是民選的），和各省都督，分別指派出來的，他們沒有選民。嚴格的說，他們也不代表老幾。他們之中當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適所說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當時北京的政治環境，尤其是這個羅漢廟，卻是個逐漸腐爛的政治醬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啟超），一但投入，為時不久，就會變成一個黨同伐異，爭吵不休的北京特產的幫閑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們人多勢大，而位尊祿厚。他們個體的年薪，平均為六千銀元。以當時購買力來計算足夠購買至少一千擔華南的稻穀，或相同數量的華北大麥。這在當時餓莩遍地的中國之任何一省，都是個特大號地主的收入。另外，國會每次會議時，與會者更享有『出席費』的高額補貼。至於山珍海味的宴會；花酒、鴉片、賭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飯了。這與當時徹底破產的中國社會中億萬民眾的貧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們事實上，與當時貪污腐化底軍閥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卻是統治階層中，最大的一個官僚集團，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議員也沒有多少人，懂得什麼叫做『議事規則』。在正常集會時，除吵鬧不休之外，往往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因為會議時法定人數，時有不足故也。當時很多議員個人生活也非常糜爛。吃喝嫖睹，拉關係，走後門，都視為當然。當年北京的紅燈區，住滿高級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國會議員，最愛光顧的遊憩之所。社會人士也見怪不怪。君不見，當時清望所鐘的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人和『家長』，——陳獨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的初期嘛。社會輿論不以為異呢。且用個今日大陸上的口語，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關於當年國會之不得民心，參見張玉法著，『民國初年的政黨』，一九八五年台北版，所引媒體的報導和評論，頁四五零～四五一。）
或問，議會政治，在今日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都是全民景仰的體制，何以行之於中國，就糟亂若此呢？答曰，在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這種議會制度，都是數百年，不斷的實踐，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我們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那有這麼容易呢？百年回首，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了，且看台灣的議會政治，是否還有待改進呢？大陸至今對它還視為毒蛇猛獸，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總之，咱中國佬，要想掌握這套本領，恐怕至少還要半個世紀的苦苦磨練呢。近百年前，我們的老輩政客，看人家挑擔不重，畫虎不成，就出笑話了。
筆者附註：我的好友，當代治民初國會和政黨歷史的權威張玉法、張朋園兩教授，都相信書面史料，認為民初國會議員真的是當時具有選民資格（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選民選舉出來的。（見張著前書，第四章，第三節。）在下比兩位張教授痴長半代。舍下親友老輩，頗有當年國會中人。根據筆者個人幼年期所聽到的『口述歷史』，就沒有一個所謂議員真是經過選民票選的。這也就是我個人所深信，『口述歷史』往往可以彌補著述歷史之不足的緣故。
再者，抗戰後，我自己也具有選民資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親眼看到的立監國大代，也絕少是真正選民票選出來的。參選的候選人，其主要競選的地區，不在他們參選的省縣，而是在南京四處請託。當時大陸上最現代化的選區，上海南京應該是模範了。可是我在先岳吳開先先生逝世後，一次和上海區選出的立委馬樹禮博士閑談，馬公就告訴我說，當年在上海參加選舉，『沒有開公點頭，是不可能當選的。』其所以然者，是當時立監國大代的名額的分配，已由國民黨各派系，和民青兩黨議定了。競選者只能在各該黨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競選，與社會上的一般選民，關係不大也。吳開先先生當時是執政黨、CC系駐上海監管選務的要員。沒吳氏點頭，任何競選者，都難得冒進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後地區，尤其是民國初年，那就更不用談了。
筆者本人在離開大陸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當過一陣編輯和記者，個人所見所聞的選舉故事，也是筆難盡述的。此處談點個人的觀察，絕無意低貶前賢老輩，我只是覺得『形勢比人強』的歷史古訓。我們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是分階段前進的。時代未到新體制不但是無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斷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遠。
且看民初國會議員，在國會內曾享有許多獨立行動的自由，包括拒賄和秘密收賄的自由（像曹錕賄選）。在國民黨時代，雖然許多自由都沒有了，但是競選者如認為選舉不公平，還有抬棺材抗議的自由。到共產黨時代，不但抬棺材抗議的自由沒有了，連開會不舉手的自由也沒有了。這就是歷史三峽中的回水，把躐等引進的政治社會體制，回沖得，愈沖愈遠的實例之一啊。
那時交戰雙方對中國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銀彈攻勢，從公開借款和半公開的酬勞、傭金、手續費用等等，到乾脆的秘密賄賂，是千奇百怪的。歷史本來比小說有趣，我們如把它詳細的紀錄下來，其故事之驚心動魄，就不下於福爾摩斯偵探案了。最難想像的是，連一代聖賢的孫中山先生，也變成他們帝國主義者銀彈攻勢下的受害人。為著『反參戰』，他老人家也曾接收過德國政府秘密奉送底兩百萬馬克的酬勞。雖然他實際上只收到一百萬馬克，另外一百萬，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飽了，至今還是個天大的疑案。
為著『反參戰』，中山接受了德國的大量酬勞，在當時是早有蛛絲馬跡的，國民黨的黨史家，對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數目多寡，兩方授受的詳細情況，卻是個不解之謎。一直到二戰後，德國國家檔案被全部公開，再經過精通德語的資深華裔史家李國祁博士，對該項檔卷的細心翻閱，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戰後留學德國，返國後曾任台灣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年。接觸廣泛，著述豐盛，中外咸欽。關於此項發現，李教授在著述之餘，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台北國史館都做過公開報告。國史館主持人，當時是曾經孫國父耳提面命的黨國元老黃季陸先生。黃公也公開認為此項報告為十分難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該認真處理。
筆者有幸亦曾親往旁聽，也曾與國祁老友多次細談。據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國原贈中山之數目為兩百萬馬克，而中山所實收者，不過半數；至於所余百萬之款何往，李教授則認為，可能為經手人曹亞伯所中飽。但是一般民國史家都認為數目太大，曹君小黨員，不會有如此大的腸胃可加以吞沒也。另百萬馬克，有人懷疑，可能是由德國經紀人直接送給另一反參戰鉅頭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據了。
有的讀者，讀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難安。認為國父一代聖賢，怎能收受外國的賄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產的革命者。孔門弟子不是也說過，只要大德無虧，小德出入可也。他們那時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認為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為著爭取革命的成功，則何事不可為？這一概念，對倫理學家來說，可能有保留餘地。但是近現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為圭臬的。當然它也不會有傷於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當時馬克的國際匯率，僅略低於美元。百萬之數，在當時中國是嚇壞人的鉅款。它對其後的中國內戰，所謂『護法戰爭』，是有其決定性影響的。我們勢將繼續討論下去。下章再說吧。
二零零一年十月八日於北美洲
這也是轉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現象吧，這種不新不舊的政客，他們所表現的新舊之長，往往遠不如他們所保存的新舊之短。前篇已言之，這種政客，在民初所組織的各種大小政黨就不下三百餘個之多，參眾兩院的議員，往往身兼數黨，而且朝秦暮楚，為著一己政治利害，而變換無窮。
在袁世凱時代，所謂政黨內閣，曾盛傳一時。為著爭取『入閣』，甚或『組閣』，小黨派成員乃紛紛結盟，毀黨造黨，分別形成了親孫的『國民黨』和擁袁的『進步黨』，事詳前書。在兩黨之間發生了爭執之時，不用說『肢體抗爭』之激烈，不下於今日台灣之立法院。斯時去古未遠，議員們所使用的文具，都還限於毛筆和硯台。在辯論激烈時，往往筆硯橫飛，墨汁四濺，當之者就頭破血流不成個人形了。所以後來國會之中數百隻的石制硯石，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