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們曾提到，在袁世凱死後，他的兩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勢成水火，兩不相讓。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後，終於把個統一的中國，弄得一分為二。骨牌效應，直到今天（二零零一年），還無法複合。話說到底，他二人為什麼非斗個你死我活不可呢？為什麼他二人鬥爭後遺症的骨牌效應，又拖得如此深遠呢？一般史家都見怪不怪，認為這只是兩個軍閥的爭權奪利，在那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不管是哪一派軍閥，爭權奪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於他們鬥爭的骨牌效應，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為意了。
問題是：軍閥時代固然如此，根據我們讀史的經驗，不特他們底帝制時代的前輩早已如此，他們底國共兩黨的後輩，在後軍閥時代也還是如此啊。試看『甲午戰爭』（一八九五）前後的翁李兩派，對中日和戰的辯論與鬥爭，和『戊戌變法』（一八九八）時的帝後兩黨，他們之間的鬥爭誤國，比黎段二人嚴重得多呢！
再看後軍閥時代，國民黨之內的汪蔣之爭，蔣李馮閻之爭，甚至CC與黃埔之爭，相形之下，黎段之爭，都是小巫見大巫呢。
再看自稱最為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早期的所謂路線鬥爭，毋煩細說。其後他們當權者之間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不露骨的毛周之爭，乖乖，那還了得，老段老黎這兩個『老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和他們這些『小黨閥』相比，豈不是小兒科哉？
效驗明時方論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二十世紀中國，史有明文，國共兩黨的黨史家，如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我想這該是絕對否認不了的、絕對的事實吧！哪能專怪『軍閥』呢？我們這群『醜陋的中國人』（引一句柏楊名言），尤其是政客、黨棍，何以下流至此，這就發人深思了。
不過，朋友們，我們也不能專門迷信柏楊先生，只顧醜化自己同胞。其實所謂先進國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樣醜陋呢。有名的英國紳士，該是民主運動歷史上最標準的模式吧！你知道他們唱『虛君實相』這出樣板戲，唱了多少年，才唱出點名堂來？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開始，人家搞虛君實相，搞了好幾百年，才搞出一套兩造相安的制度來呢！其間鬧革命、鬧復辟、誅議員、殺大臣，不但醜態百出，更是人頭滾滾呢。看人家挑擔不重，我們只看人家美麗的結果，不看人家醜陋的開始，就以為我們包辦了醜陋了。這是個制度轉型必有的現象嘛。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成績，尤其是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還不算太見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轉型期中國的政治問題，我們還得搜搜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我們要知道，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來看，它有兩個重大事項，有待解決：
第一，是現代式的『轉型問題』，轉個什麼型呢？曰，從帝王獨裁專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轉』向議會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ism）。我們原不要轉型，而終於發生了這個轉型運動，實在是西風東漸，受了強大的以夷變夏的外在原因影響的結果，但是要完成這項轉型，根據世界歷史的紀錄，和中國秦漢變法之第一次轉型的經驗，我們認為至少需時兩百年以上才能圓滿完成。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時代，還停滯在轉型的『初期』。這時能維持古老中國安定的專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徹底破壞，能夠維持共和中國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還沒有實驗出來。在此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時，國家沒個維持安定的制度，社會就無法安定下來了。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轉型的問題，也是我們所常說的所謂『歷史三峽』的問題。航行在這個歷史三峽之中，我們的船隊，到今天的老江時代，還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轉，何況當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則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結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國初年，也算是時機巧合，正碰上了一個傳統式的『改朝換代』的問題也正待解決。因此新舊問題攪在一起，政治社會的病情就更為複雜，更難對症下藥了。改朝換代的老問題是什麼回事呢？最簡單明了、最通俗的歷史哲學便是『三國演義』上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問題了。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制度』，我們這個打破世界政治史紀錄的『秦制度』，其興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維持兩百年就要來個『改朝換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這個『改朝換代』的周期。此時老朝廷腐爛到底，氣數已盡。縱使沒個現代的革命黨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動的改朝換代了。
洋人研究中國歷史，像已故費正清先生的『劍橋學派』，就把這個現象叫做『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咱們自己則叫做『改朝換代』。改朝換代的程序，便是羅貫中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羅貫中有興趣的『三國時代』（二二零～二八零），這一分合程序，長至六十一年，下一個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時代』，則由於外族入侵、五胡亂華，發生了比較複雜的『以華變夷』的同化過程，這一分合程序竟延長了兩百七十餘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可能是由於內外在情勢都比較單純，所以只『分』了五十七年（九零七～九六零），就恢複統一了。
至於這最近的一次，讀者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見的『分合』過程，若從袁世凱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為止，這段中國歷史上，最近的分合過程，雖然是文化轉型和朝代更迭，兩病齊發，患者更覺痛苦，但是為時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較短的一次了。當然，海峽兩岸，時至今日，也還在『分』裂狀態之下。若談真正的『合』而為一，恐怕還有一段時間要等下去呢。
綜上所述，我們就不難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合久必分，是從治世退化到亂世，而分久必合則是撥亂反正；再從亂世恢複到治世。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或洋觀察家所說的『朝代循環』，它是從一個崩潰了的帝王專制。經過一番換湯不換藥的『分合程序』，再迴轉到另外一個相同的帝王專制，依樣畫葫蘆，照本宣科，從頭來過。新朝的一切設施，都有『前朝』的藍本可循，新舊兩朝之間的循環程序像三國前後，從西漢換成東晉。南北朝前後，由東晉換成隋唐。在五代十國前後，從唐朝換到宋朝。各朝懲前毖後，稍加改進，依樣畫葫蘆，這葫蘆，就容易畫了。因此一些流氓、無賴，利用農民起義，打平天下做起開國之君來，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樣，不離大譜，照樣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發生在近現代中國的『轉型運動』，就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或朝代循環了。它是立國基本制度的轉型，是一個『改朝換制』的運動。我們要從一個東方式的、帝王專制的傳統『轉』到一個現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議會政治上來。這個一轉百轉的、現代化、改朝換制的轉型運動就千頭萬緒了。
因此，按照中國改朝換代的老規矩來說，毛澤東當國時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應該和兩漢、唐宋明清的開國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這個『開國之君』卻把他的新朝代的開國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無法無天的爛時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傳統的開國之君，醫國醫民，只要按老藥方，醫一種病。而老毛之所要醫者，則在傳統的改朝換代的老毛病之外，還要加醫一個一時並發的現代愛滋病，他這個訓練不足的傳統庸醫，和亂用西藥的農村赤腳醫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強不知以為知的，藥石亂投了。我們中華民族這個癆病鬼，沒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現在言歸正傳，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後，北京政府由他二位來接班。他二人，一個是總統（黎）；一個是總理（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謂『民元約法』之中的幾十個字了。讀者如不憚煩，為明了他二人之間的所謂府院糾紛，我們還得把袁世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憲法問題稍事溫習一下，才能說得清楚。
原來在武昌起義之後，革命派試行組織共和政府時。他們本來決定以美國政府為藍本，採行『總統制』。等到後來中山決定讓總統大位於袁時，為防止袁氏獨裁專制，黨人乃又決定放棄美國的總統制，改采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因此以宋教仁為首的法制委員會，乃由宋氏執筆，於一夜之間草擬了一部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旋經參議院三讀通過，並由臨時大總統孫文於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頒布施行，是為中華民國的第一部基本大法。這就是中國制憲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約法』。
當袁世凱接替中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這部『民元約法』也是他就任總統的法律基礎。按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是一種『責任內閣制』，總統只是個榮譽職位。可是這項革命黨人試圖限制袁氏獨裁的設計，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