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紀之末，我們平心靜氣，摒除近百年來所積存的成見，並以近十餘年來中國和世界近現代史所開放出來的視野與史料，再來回看世紀之初的紛紛擾擾，在比較史學的法則之下，我們難免也有一番覺今是而昨非的檢討。就以袁世凱來說吧，筆者始自孩提，可說就未讀過一本對袁氏有正面評價之書。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我個人對袁氏的議論，也可說是從全盤否定開始的。但是在憂患餘生中，歷經國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顛沛流離之後，霜晨月夕，閉目沉思，再佐以讀破千卷史書的分析，余終覺人類也只是脊椎動物之一種，聖賢禽獸之分，那有若斯之絕對哉？從不同角度觀之，禽獸聖賢往往卻適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筆者不學，在史學中與袁某糾纏，所讀不下數百萬言，近年述而作之，蓋亦在十萬以上。袁世凱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語云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將貨比貨，吾為袁世凱悲，亦如余之為汪精衛惜也。二人一為『能臣』，一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節出入，縱有可議，皆無傷傳世之名。二人之錯，錯在晚節，錯在一念之間，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為曹操，一為張邦昌，就遺臭萬年了。汪精衛之失足，實由於身邊那個才勝於德，做宰相大夢，而生就漢奸胚子的周佛海，聯合汪氏潑辣褊狹的老婆陳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凱之失足，則由於他身邊，那個才德不稱，也做其宰相大夢，對現代政治知識實無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楊度，聯合袁氏那位渾球『太子』、欺父誤國的袁克定，把老頭子拖下糞坑，其失足情況，與汪氏如出一轍也……。袁家騮教授向我嘆息，說：『實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稱帝，克定確是個關鍵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別無足述，而其人又無行。睌年竟以好『男寵』而破產破家，貧困以終。項城一代梟雄，而敗在這麼個敗類的兒子之手，也真是窩囊之極。楊度此人則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黨。亦見其為人與思想之反覆無常，而心比天高，囗若懸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為這種ThinkTank所誤，不敗何待？然士君子為政，治國安邦，自應有其立身從政的原則與主見，而曰為小人所誤，終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而已。在一個偉大而複雜的歷史轉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觀條件，與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客觀條件，無一相侔，怎能不失敗呢？思之可嘆。
上篇已簡略言之，袁世凱斗垮了國民黨之後，改組了官制，修改了約法，重訂了大總統選舉法，把自己推上既可傳子，亦可傳妻的終身大總統之後，事實上已經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頂皇冠和一個帝王名號就是了。真是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想不到這陣東風，竟從太平洋的彼岸吹來，美國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1859～1939 ），竟適時的提出了一篇『帝制優於共和』的宏論。這一下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袁總統就真的訂製龍袍、雕嵌寶座，要做起皇帝來了。
古德諾仁兄是怎麼回事呢？古氏那時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長、美國政治學會的創議人、當代世界政治學和行政學的權威，也是現代中國國際法的重要啟蒙導師之一的顧維鈞的博士導師。我國辛亥革命之後，傳統的『王法』，開始向西方現代的『民法』轉型，而自己無信心，乃向歐美和日本借才作顧問，便請到了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有賀對西方法學究有多大火候，暫不管他；古德諾倒的確是個權威，在純學理上說，他對這個『顧問』（ advisor ）之職，勝任愉快，那是沒得話說的。他是個第一流的政治學博士生的導師，但是做起轉型期中、動亂中國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學）顧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國古語說，『文章不與政事同』，正是這話。他來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不在象牙之塔內的『政治學』，而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實際『政治鬥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來華，根據中美官書，是通過『卡內基萬國和平基金會』（ egie Ed for Iional Peace）的介紹而來的。但是實際介紹人，我懷疑是他在哥大所教過的大弟子顧維鈞（1887～1985）。敲邊鼓的則是顧的莫逆好友王寵惠（1881～1958）。王是民國第一、二、三屆內閣中，耶魯出身的最年輕的外交總長和司法總長，時年才三十掛邊。顧維鈞時任袁世凱的機要秘書，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歲。我曾以此事面詢顧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紹人，顧公微笑不答，但也沒有否認，只說袁做皇帝時，他已在華盛頓做駐美公使了，未用過『洪憲』年號呢。
哥大校長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時是卡內基基金會的主席。根據哥大所存該基金會的史料，中國政府所想聘請的顧問，要是個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這一點卻把我的老友、衛立煌將軍的東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諾問題最深入的專家——郅玉汝教授弄糊塗掉了。在郅兄看來，要研究制憲，就應向實行憲政最成功的英美學習嘛。為什麼向把憲政弄得亂七八糟的法國學習呢？回答這個古怪的問題，所牽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學』，而是實際的『政治鬥爭』了。
筆者在前章里就曾提過，辛亥前後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原是個『美國模式』的總統制嘛。但是在孫、袁交遞時，革命黨人（尤其是宋教仁）為怕新總統袁世凱弄權，在『臨時約法』里，乃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那時實行內閣制最先進的兩個國家，就只有英法兩國了。但是英國所搞的是『君主立憲』；法國所搞的則是『共和立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原是戊戌變法時，保皇黨康、梁所借用的藍本，不應再用。則革命黨人今日所要學習的就只有個法國式的『共和立憲』了，所以那時中國政府所要聘請的是一位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了。參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學術討論會紀錄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講『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於台北國父紀念館，頁一二八。
再者，那時能向國外聘請憲法專家的權在總統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先採用總統制，後改內閣制的『民元約法』，原是宋教仁於一夜之間草擬出來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長，後雖升任農林總長，他和法制局，乃至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關係，仍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孫、袁蜜月期，袁在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在實際政務上採取的是低姿態，雇一員外國專家的小事，不在他的傷腦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國大學教員中延聘其精通憲政法例，並專熟法蘭西共和憲法者一員，充任政府法律顧問，並襄辦憲法編定事宜』的安排見同上影印合約原件。
不幸古顧問應聘還未到職，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這種錯綜複雜的中國政治，則非來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國書獃子古德諾，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諾出生於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年五十四歲，這時在哥大教書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內，目不窺園；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案前書（那時的哥大校園還是紐約郊區，晨邊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個靜修治學的聖地，與今日的嘈雜，迥若霄壤。），古某是個不折不扣的滿腹詩書、胸無城府的夫子，拿了兩萬五千銀元（無稅的年薪），當時的美金一萬三千六百元，其購買力約合今日三十萬美元有奇，加上高車駟馬，婢僕保鑣，真是飛向枝頭作鳳凰，文章有價。他自己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若論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歷史家秉筆書之，都可說是第一流的。
古德諾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是三年合約。但是他實際在華服務，卻分成兩段。古氏夫婦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晉見袁總統。然古氏在華全時服務未及一年，便雙喜臨門。美國的約翰霍浦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y ）竟寄來聘書，聘為校長。經商請北京同意，古氏乃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職。其在華顧問事務，則由卡氏基金會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遙領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於七月中二度蒞華，為時六周。因此古氏在華全時服務，不過一年半載。不幸的是，這一年半載，卻是中國試行共和政體的關鍵時刻。以古某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他底片言隻字，對中國政治所發生的影窨，都是無法估計的了。
上節已言之，古氏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時，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從日本趕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緊鑼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討袁；袁亦調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更不幸的是，古德諾正是生長於美國南北戰爭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將美作華，他就站在北方林肯總統的一邊，而視南方所發動的二次獨立為應該被鎮壓的動亂了見哥大存檔，古致哥大校長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態度；上引郅文亦有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