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評古德諾教授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聖誕節』；也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行憲紀念日』；也是中國近代史上，反對袁世凱做皇帝的『護國運動』的『雲南起義』八十周年紀念日。現在且談談『護國運動』。
『護國運動』和『雲南起義』是什麼回事呢？這一問題，不但是今日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說得清楚，就連當年親身參與其事的基層人士，亦不甚了了。記得遠在一九五八年，當我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襄贊李宗仁先生撰寫他的『回憶錄』的時候，我才知道李將軍一生的輝煌事業，實是從他在『護國軍』中『炒排骨』（當排長）開始的。在他第一次參加『討龍』（龍濟光，袁之愛將，時為廣東將軍，加封郡王）時，他頭上中了一彈，打掉滿嘴牙齒。這傷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長就要為『護國』捐軀了。
他大難未死，因功遞升連長，繼續參加『護法戰爭』。李連長一次在戰場上觀察敵情，剛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彈。他如遲起一秒鐘，李連長也要為『護法』捐軀了。
李將軍為著『護國』和『護法』，他生死之際，空間上只差一寸；時間上只差一秒。他當時如為一寸一秒之差而戰死沙場，則後來的『北伐戰史』和『國共內戰史』，都要改寫了。——你能說，歷史沒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雖為護國、護法，出生入死，他當時對護國、護法，究為何事，卻不甚了了。其後官高極品、戎馬倥傯，當然就更是無暇過問了。——直至他被毛、蔣二公趕出大陸，在紐約做寓公，經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請，撰寫其回憶錄時，他對什麼護國、護法就不能再馬虎而要略知其詳了。
我那時是李流亡總統的流亡秘書和研究助理，我有義務替這位上將研究員補課。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劍農的『民國政治史』、鄧之誠的『護國軍紀實』和陶菊隱的『督軍團傳』等書，讓他去『研究』一番，以幫助『回憶』。誰知這些史書，對一位退休老將，實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後來我靈機一動，竟借來了蔡東藩的『民國史演義』。不意此書竟大受歡迎。不但李公本人，就連李夫人郭德潔也閱讀起來，並參加討論，由淺入深，觸類旁通，就書到用時方恨少了。
你可別小看這部『演義』。它雖是一部小說，但是除了『小鳳仙』一類花邊，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類的雜料之外，它對一般軍國大事，政府文獻、往來電訊，卻都是抄自當時喧騰社會，而今已失傳的史學『第一手資料』，的各種報刊——李氏夫婦當年也都曾讀過或聽說過的各種報刊。一經提醒，再加史書印證，在回憶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實了我們研討的興趣。
此事後來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對我竟大為稱讚，認為是特有史識。蓋中國近代史中所謂『護國』、『護法』等等的一部軍閥時期的爛帳，縱是資深史家，耄耋前輩，對之亦鮮有不暈頭轉向也。
根據這一類治史的特殊經驗，和個人數十年教讀歷史的些許心得，我也認為處理像『護國運動』這一種類似的史學個案，對它宏觀的認知和微觀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廢的。所謂『宏觀的認知』者，並非認定某種史學理論作為框框，然後去搞『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吾之所謂『宏觀的認知』者，是看這一脈相承的歷史本身的變化，然後聚積其相關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頭看出這段歷史發展的脈絡。
換言之，歷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諸葛孔明，未卜先知。歷史家只是司馬懿，『事過則知』——事情發生之後，把data輸入電腦，按鍵分析，然後才能『恍然大悟』，長嘆『原來如此』！因此『宏觀認知』和『微觀探索』實是社會科學治史的不二法門。所以我們治『民國史』，雖上智如胡適與梁啟超亦難下筆，因其時間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來由於蔣、毛二公相繼物故，中國與世界也同時發生了史所未有的變化。瞻前顧後，則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做點從大看小的宏觀認知，和對各項答案，像『護國』、『護法』、『西安事變』，乃至『六四運動』，作點從小看大的『微觀探索』，下點『定論』，應該是此其時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從『宏觀』、『微觀』兩個屬面，對『護國運動』加以透視而試論之。以就教於大會同文：
在宏觀認知之下：我們對『共和民國史』（Republi History——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麼『脈絡』呢？
我個人教讀民國史數十年，總是堅信：一部中國近代史（包括現代、當代）便是一部中國近代轉型史。什麼是『轉型』呢？長話短說，就是把落後的『傳統中國』，轉變成進步的『現代中國』。這種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小至雞毛蒜皮，衣食住行，刮鬍須、修指甲（微觀）；大到宇宙觀、人生觀，政經理論，價值標準（宏觀），無一不轉。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轉得最突出、最敏感；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犧牲最重的，則是政治制度的轉型；尤其是中央政體的轉型——我們最後的目標，是把『君主專政』轉變成『民主共和』。
從總體說來，我國近代轉型運動是從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的，但是政治轉型則遲至五十年後的戊戌變法（一八九八）——康有為、譚嗣同等企圖把中國傳統的君主專政，轉變成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戊戌變法徹底失敗了，才由楊衢雲、孫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來廢除帝制，改采美國式的三權分立——總統、法院和參眾兩院制的共和政體。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為時不過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國式的共和政體，便在中國大搖大擺地出現了。這一記『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初共和政體，在中國近代史上算個什麼東西呢？那堅持『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理論家都說是辛亥革命『失敗了』——國民黨認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產黨就乾脆譏之為資產階級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觀察的黨外人士胡適之先生，則扼腕嘆息。他認為中國喪失了那一段最能實行民主政治的機會——因為民初政壇上那批活動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親口一再向我說的）。胡適暗中之意，實在是認為民初那批國會議員，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與民主素養的人物。他們比後來國民黨的『立監委國大代』，和共產黨內只知舉手的『人代』、『黨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們失去了實行美國式民主的機會多麼可惜！
上述三種理論，事實上都是一種分析中國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們今日如聚積足夠的data輸入電腦，其結論就不一樣了。通過宏觀認知，我們覺得中國近代史上整個轉型期，大致需時兩百年（一八四零～二零四零），姑名之為『歷史三峽』；而轉型程序，尤其是政體轉型則有明顯的『階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敗，它只是這個歷史三峽中的一個階段之完成，一個險灘之通過而已。——事實上，國共兩黨的政權，也只是這個時歷兩百年的歷史三峽里，先後兩個階段而已。
事過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頭看，我們的政體轉型（從獨裁專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陸上還在搞一國兩制；台灣還在搞撤銷黨籍和護黨救國。雙方對民生政治，都還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麼，我們如期望八十多年前歷時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製為共和，豈不是天大笑話哉？
胡適之之興悲，良有以也。孫中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我們的結論；民初共和政體、代議制度之失敗，原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這個近乎武斷的結論，我想當今的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會有二話吧！
失敗既屬『必然』，那麼失敗後的民國孤兒，總得有條出路。為求此出路，事實上，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孫、袁二人都認為民國政治其後的出路，必然是執政領袖的『個人獨裁』。中山於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時，曾公開要求黨員宣誓並按指模『服從』甚至『盲從』他一人。
袁世凱則自始至終圖謀建立合法或非法的個人專制的權力，從終身總統，到專制皇帝。——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肯定的說，辛亥革命之後，時未到三年，以孫、袁二公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兩派政團，都已一致承認：
（一）不適用於中國的共和政體已徹底崩潰；
（二）繼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個人獨裁。
因此民初孫中山、袁世凱，雖然在政治上是一對死敵，但是對獨裁政權的看法，倒是一個銅元的兩面，沒啥軒輊。可是他二人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上的歷史地位，卻有『收山』與『開山』之別。
孫中山是屬於後一型態的開山之祖。他雖然也主張獨裁，但是在理論上他是個有所為而為的獨裁。他要通過『軍政』、『訓政』去實行『憲政』的『代議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