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紀初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所發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隨之俱來的，由國民黨所發動的反袁內戰（所謂『二次革命』），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所不應該發生的兩項偶然事件。不幸的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會導致『必然』的後果。在民國史上政爭不循法律途徑，而用槍杆子，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黨）之殺宋，是『一錯』；而國民黨之以暴易暴，興兵倒袁，則是『再錯』。歷史不是數學，兩負不能變成一正。一錯再錯之後，此例一開，接著三錯四錯隨之而來，就變成武力至上、軍閥混戰、槍杆子出政權了。
袁世凱是否一定要殺宋教仁？宋其實在早年的同盟會中，一直被他底同志們目為『親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對他是加意籠絡，甚至視為子侄呢。袁對汪精衛也是如此，他要他兒子袁克定和汪拜把為盟兄弟。汪也是當時革命陣營中的『親袁派』。事實上辛亥革命期間，『非袁不可』的口號，便是汪精衛首先喊出來，而舉國和之的。
筆者附註：我們搞歷史的人千萬不能為『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所誤導。不能因為汪精衛當了漢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筆抹煞。事實上，汪在投敵之前，他在全中國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實在是全國第一人。他在民初國民黨中的地位，也是總理孫文的當然繼承人，排位在黃、宋、胡之上。筆者早年曾撰有『恩怨盡時論汪精衛』一長篇細述之。此文遺失，有暇當補作之。汪是位很標準的文人、詩人、情人，他不應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後天環境引誘他誤入政壇，用非所長，接連犯了十大錯誤。全國人民、全黨同志敬之、愛之、厚望之、原諒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錯誤都能東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則犯得太絕了，全國人民和絕大多數的歷史家都無法原諒，汪氏就遺臭萬年了。
事實上宋教仁和汪在當時國民黨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間。宋是一位愛國者，一位有為有守的君子，並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氣盛、精力過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個倔強的個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來，聽眾掌聲如潮，歡聲雷動，使政敵聽來，就真以為他是拔毛成兵的齊天大聖了。其實宋公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那一流的人物。在聚義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的林沖，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調和一百單八條好漢的及時雨宋公明，和智能掌握十大軍區司令員的周恩來。雖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敵叫成『梁山盜魁』，但是漁父（宋的別號）是個直來直去的革命者，畢竟不是宋江。當然周恩來也是慢慢地磨練出來的，三十歲的伍豪（周用過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歲的周總理也。
總之，宋教仁不是個可怕之人。相反的，正因為他搞政治鋒芒太露，不特黨內黨外都樹敵太多，招忌太甚，縱是一般國人黨人，對他也不太心悅誠服，甚或同黨相妒呢。君不見，在孫文大總統第一次組閣時，黨中才氣最大的、聲望最高的高幹，也是孫公最看中的，一夜之間就能草成一篇不朽底『民元約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遺珠之憾嗎？其後，唐內閣垮台，陸征祥組『超然內閣』（內閣中國務員一律脫黨），不孚眾望，稱病辭職（民元九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另組『混合內閣』（只重人才不分黨派），而終未果行，乃改提前內務總長趙秉鈞暫代；這也是趙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陸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黨派中，政敵太多，不易領導混合內閣。第二也是宋一向堅持『政黨內閣』（由清一色國民黨員組閣），袁不願，而事實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當時任何一黨都人才不夠。這顯然也是事實。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二二 ～六三選輯『大總統與同盟會代表之談話』，原載民元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及『宋教仁談話』，原載民元十月七日上海『民立報』諸篇。
可是在民元秋冬之際，國民黨在選戰中大獲全勝之後，形勢丕變，宋就認為由他來組織一個清一色的『政黨內閣』，此其時矣。熟諳中國古典政治的袁世凱，也就仿古行事，採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殺）之』的老辦法了。筆者附註：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曹告訴劉備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一下把劉備的筷子都嚇掉了。劉備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這則古典老套路。『三國演義』在傳統中國政治中影響之大超過正史。
民二春初，在宋氏旅行講演鋒頭正健之時，袁即連電召宋來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許就是試『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內閣總理趙秉鈞對這個最大的政敵，就不能等待了，他或許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時就『除之』的默許，迫不及待的，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殺宋之後，風波鬧大了，袁可能認為趙之悍然殺宋，為的只是他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攬亂袁對整個大局的布置。趙之殺宋，不是『體諒領袖苦心』，而是投機取巧，為保持自己總理的位置，不顧主子的困難，而悍然為之，這就不能饒恕了。因此後來趙也就不得好死了。
宋教仁是奉袁的電召於三月二十日晚，從上海北站，乘夜車去北京。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閣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眾。這時孫中山正率大批民黨隨員戴季陶等，東渡作訪日之行。中山紡日的目的是『考察鐵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資，來中國築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築路之人也。而此時國民黨選戰新勝，中山的信徒和從龍之士都相當驕縱，他們四齣活動，孫大總統捲土重來之聲浪也不絕於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謠言更是傳遍全國。如今孫公重訪日本，大唱其大東亞和中日聯合的高調，而遠在甲午戰爭之前，袁在朝鮮作『小欽差』時，與日本便有殺身之仇。現在孫公要引進日資來中國築路，同時因為俄國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動，要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袁政府無如之何？中山乃密電袁總統，建議聯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為此而活動頻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為之惴惴不安，就不難理解了。在此關口，趙秉鈞是否乘機進讒，外人固無由知曉，然趙於此時正在暗中積極布置殺宋，則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時，車上汽笛方鳴，他和黃興、陳其美、廖仲愷、于右任等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人口處時，不意一個刺客忽然在背後出現，向宋腰際開了一槍，擊中要害，宋應聲倒地。車站上一時秩序大亂，刺客乃乘機逃去，無影無蹤。
可是在本世紀初年，中國正在『轉型』運動的早期，一轉百轉的時候，他們袁、趙諸人搞後來所謂的『特務工作』，也還不夠現代化。他們還是用『買兇殺人』的老勾當。這個兇手武士英原名吳福銘，只是個失業軍人，並非行動機警的職業殺手。由於在上海灘流浪，乃被趙秉鈞派在上海的特工應桂馨（本名應夔丞）所臨時收買，來對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職業殺手，未受過專業訓練，他在窮困不堪時，曾向同住在鹿鳴旅館（一作六野旅舍）的兩個學生借錢，並誇口殺人還錢。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殺為何人。迨宋案發生了，這兩位學生閱報告密，陳其美等乃報請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獲，才發現了應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應桂馨。並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應夔丞之背後指使人和經費來源，實出自北京的國務院內務部的一位秘書洪述祖。抄獲文件顯示，洪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而在行刺之前，洪自誇曾報告『極峰』袁總統，總統甚表欣慰，云云。
不過這些抄獲文件，多系密電隱語，並且幾乎是洪、應兩人之間的片面之辭，確實內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讀。再者，另據原對袁黨甚為不滿的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告訴張繼說：『洪述祖南行之先，見總統（按指袁世凱）一次，說現在國事艱難，總統種種為難，不過二三人反對所致，如能設法翦除，豈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搗亂尚不了，兩面搗亂乎？」話止如此。宋遁初被難後，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見袁顏色不對，出總統府，即到內務部告假，赴天津養病。』見『國父年譜』，頁四五九，引張繼回憶錄
此事如發生在當年英美的法治國家，或世紀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台灣，兩造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論，就要曠日持久，然後聽取法官裁決，不服亦可上訴，官司打到『終審法庭』為止。不幸這是民國初年的中國啊！國民黨人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乾的了。黃興於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聯，說得最明白。黃說：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黃興雖如是說，但他還是主張用法律解決。可是孫中山於三月二十五日從日本趕回上海時，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張興兵討袁了。中山是個現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輕視法治，袁氏是個落後的老官僚，他不動聲色的調兵遣將，來個兵來將擋，那就更順理成章了。蔣、毛二公後來動不動就用革命手段來對付政敵，歷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