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有幸在古巴廖夫先生處見到您，」他說，「他沒有給我們介紹，所以如果您允許的話，我就自我介紹一下：波圖金，曾在聖彼得堡財政部任職的退職七等文官。希望您不會見怪……我，一般地說，沒有這種貿然和別人攀談的習慣……不過跟您嘛……」
說到這裡波圖金有些躊躇，叫侍者給他拿一小杯櫻桃酒來。「壯壯膽。」他笑著添了一句。
李特維諾夫特別注意地看了看這張新面孔，這是今天碰到的所有那些新面孔里最後的一個。他立刻心裡想：「這一個跟那些不一樣。」
確實不一樣。他面前坐著一個寬肩膀的人，兩條短腿，上身寬闊，長滿鬈髮的頭無精打采地低垂著，兩道濃眉下是一雙絕頂聰明而又非常憂鬱的眼睛，線條分明的大嘴，不甚整齊的牙齒，還有一個被人稱作「土豆」的純粹俄國式的鼻子。他那兩隻纖瘦的手正依次撫摸著桌沿。這個人，外表看來有點笨拙，甚至粗野，但肯定不是一個平常的人。他衣著隨便：老式的禮服穿在他身上像條麻袋，領帶也歪在一邊。李特維諾夫對他那種突如其來的信任不僅沒有感到冒昧，反而暗自得意：不能不覺察到，這個人並沒有跟生人糾纏的習慣。他給李特維諾夫的印象很奇特：在他心裡激起了尊敬、同情，還有一種不由自主的惋惜之情。
「這麼說，我並沒有打擾您？」他又說了一遍，聲音柔和低沉，略帶幾分嘶啞，和他整個體形非常相稱。
「哪兒的話，」李特維諾夫說，「相反，我很高興。」
「真的嗎？噢，那麼我也很高興。我聽到不少您的情況，我知道您在研究什麼，知道您的志願。不錯啊，怪不得您今天沒有說話。」
「您好像也說得不多。」李特維諾夫指出。
波圖金嘆了一口氣。
「人家已經說得夠多了。我聽著。那麼，」他沉默片刻，然後有趣地揚起雙眉，說道，「您喜歡我們這種亂鬨哄的嘈雜嗎？」
「真是亂鬨哄的。您說得真妙。我始終想請教請教這些先生，他們這樣忙忙碌碌，究竟為了什麼？」
波圖金又嘆息一聲。
「問題正在於此，連他們自己也弄不明白。若在過去的時代，就會這樣說他們：『他們哪，是崇高目的的盲目工具。』而現在，我們採用的形容詞就更不客氣。請注意，我一點也沒有責怪他們之意，我只是想說，他們全都……就是說，幾乎、幾乎全都是些好人。就說蘇漢奇柯娃太太吧，我知道她有許多優點：她把自己最後的錢財統統給了兩個貧苦的侄女兒。即使她是出於好虛榮、愛出風頭的動機吧，可您也得承認，這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一種驚人的自我犧牲，因為她自己並不富有啊！至於畢沙爾金先生那更是沒得話說：他那區里的農民們一定會送給他一個西瓜般大的銀杯，也許還有一張把他畫成天使的聖像。雖然，他會在答謝詞里說，他不配享有這種榮譽，但他說的不是真話：他完全應當享有這種榮譽。至於您的朋友龐巴耶夫先生，他的心非常好，他就跟詩人亞茲珂夫一樣——據說，這位詩人捧著書本喝著白水，一邊卻在歌頌豪飲 ——雖然沒有什麼可高興的事，但他仍是興高采烈。渥羅希洛夫先生也是最善良的，跟他學校里所有的人，所有榮譽榜上有名的人一樣，他確實是科學的傳令官，文明的傳令官，甚至連沉默的時候都有一種要辯論的神情，可他還那麼年輕！是的，是的，這些人都非常優秀，可是毫無出息。原料都是第一流的，可是做出菜來不中吃。」
李特維諾夫越來越驚訝地聽著波圖金，他講起話來不慌不忙，很有自信，無論從問題的提法，口氣的轉換，等等，都說明他不僅善於說話，而且願意說話。
真的，波圖金是既愛說又會說，不過，他像是一個已經被人生磨盡自尊的人，以哲學家的豁達在靜靜等候投合心意的機遇。
「是啊，是啊，」他帶著他特有的，雖然沮喪但並不過分痛苦的幽默，又開口說起來了，「這一切都很奇怪。我還要提請您注意一點。譬如，若有十個英國人聚在一起，他們立刻談起海底電報、紙張稅、灰鼠皮的鞣製法，也就是說，談論一些有益而明確的題目；若是十個德國人——唔，那麼出現的當然是石勒斯物霍斯丁 和日耳曼的統一；十個法國人聚在一起——那麼不論怎樣閃爍其詞，談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風流韻事』；至於十個俄國人聚集一起嘛，立刻就出現這個問題——您今天有幸親自證實了這一點——關於俄國的作用及前途的問題，而且非常泛泛，從麗達的蛋 講起，既無論據又無結論。他們把這個不幸的問題嚼來嚼去，像是小孩子嚼一塊橡皮似的：既無滋味，又無好處。哦，當然啰，逢到這種場合總要談到腐朽的西歐。想想看，竟有這等怪事！西歐，它在各方面都把我們打垮了——可還說是腐朽！如果我們真的是在藐視它也好，」波圖金繼續說，「否則這一切統統是空話和謊言。我們對它罵歸罵，可是偏偏只尊重它的意見，也就是說，實際上是那些巴黎浪蕩公子的意見。我有一個熟人，我看是一個好人，一家之主，已經不算年輕了。他有好幾天情緒低落，因為他在巴黎的一家飯店裡點了une portion de biftek aux pommes de terre ，當時有一個真正的法國人喊道：『Garon biftek pommes！』 我的朋友羞得滿臉通紅！後來他到處叫：『Biftek pommes！』而且還教別人也這麼叫。咱們從草原來的年輕人走進巴黎妓院的不名譽的客廳時那副誠惶誠恐的樣子，連娼婦看了都為之吃驚……我的老天！他們心想，我這是在什麼地方？真是在安娜·黛絲里昂家裡呀！」
「請您告訴我，」李特維諾夫問，「古巴廖夫對他周圍的人們有著不可置疑的影響，您認為原因何在？是因為他的才華，他的能力？」
「不是，不是，先生。他壓根兒沒有這些東西……」
「那麼是因為他的性格了，是嗎？」
「他連這也沒有，先生，可是他有堅強的意志力，先生。人所共知，我們斯拉夫人，這種東西並不富裕，因而只得在他面前低頭。古巴廖夫先生想當首領，於是大家也就承認他是首領。這有什麼法子呢？！政府把我們從農奴的依從地位上解放出來，謝謝他。但是奴性的習慣已經深入我們的骨髓：我們不能迅速地擺脫它。我們處處事事需要主子。這個主子在大部分情況下是某個活人，有時可能是一種統治我們的所謂思潮……譬如說，現在，我們大家都成為自然科學的奴隸了……我們為什麼，憑什麼理由，甘心做奴隸呢，簡直使人猜不透。可見我們是天性如此。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得要有個主子。好，我們有了主子啦，這就是說，是我們的，於是我們就可以唾棄其餘的一切了！純粹是奴才！我們的驕傲是奴性的，謙卑也是奴性的。新的主子出現了——舊的就滾開！過去崇拜亞可夫，現在膜拜西道爾；打亞可夫的耳光，拜倒在西道爾腳下！您回想一下，這類勾當在我們這兒搞過多少次了！我們經常談論否定，似乎否定是我們的優良特性。但即使我們在否定什麼，也並不像一個揮舞寶劍的自由人，只是像一個拳打腳踢的奴才，而且還是奉了主子之命去打人的。是的，先生，我們也是柔順的民族，想把我們攥在手心裡並不難。古巴廖夫先生就是用這種辦法成為我們的主人。他老在一點上鑿了又鑿，最後也就鑿穿了。人們一瞧：這個人非常自負，他有自信，他能發號施令——最關鍵的是他能發號施令，於是他就是正確的，應該聽從他。我們所有各種教派，無論是我們的昂努弗利耶夫教派還是阿庫琳娜教派都是這樣形成的。 誰手裡有棍子，誰就是首長。」
波圖金兩頰通紅，眼睛卻暗淡無神，真是怪事！他的話，雖然是辛酸的，甚而還有些狠毒，然而並不使人惱怒，更多的是引起哀傷，一種真摯而誠懇的哀傷。
「您是怎麼認識古巴廖夫的呢？」李特維諾夫問。
「我早就知道他了，先生。您瞧，我們這兒還有一種怪事：例如，有那麼一個文人，他整整一輩子寫詩著文譴責酗酒，抨擊專賣制度……可突然之間他自己買下兩座釀酒廠，承包了上百家小酒館——居然沒事！換了別人，人們早把此人徹底消滅了，可對他，連一句責備的話也沒有。就拿古巴廖夫先生來說吧，他又是斯拉夫主義者，又是民主主義者，又還是社會主義者，想是什麼就是什麼，可是他的產業，至今還是由他哥哥經管，這是一個老式地主，正是那種出名的愛動手的主人。再說那位蘇漢奇柯娃太太吧，她硬讓斯托夫人打堅捷列耶夫一記耳光，然而簡直是跪倒在古巴廖夫面前。其實他又有些什麼？無非是閱讀了不少智慧的書本，而且鑽得很深。至於他的口才，您今天可以自己判斷。謝天謝地，他今天總算說得不多，還有點躊躇。因為若是他興緻好，高談闊論，即使我這樣有耐性的人，也會無法忍受的。他總是先開幾句玩笑，然後大講其不堪入耳的故事——是的，是的，我們偉大的古巴廖夫先生大講其不堪入耳的故事，一邊講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