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耳
伊·謝·屠格涅夫（1818-1883）是十九世紀俄國傑出作家。他一生四十餘年的筆耕生涯中，創作了被譽為「藝術編年史」的六部長篇小說，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說、特寫、戲劇、抒情詩、敘事詩、散文詩等各種體裁的作品，並撰寫了相當數量的文學評論、回憶錄、文學書簡，等等，他的創作極大地豐富了俄國文學的寶庫，為俄國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作品也深受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如今已成了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
《獵人筆記》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第一部現實主義力作，在他整個文學創作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
《獵人筆記》是一部形式獨特的特寫集。其第一篇特寫《霍里和卡利內奇》最初發表於俄國《現代人》雜誌1847年第一期。後面的絕大部分篇章也都是陸續發表於同一雜誌。直至1852年，作者將先後刊出的二十一篇特寫彙編在一起，外加一篇未曾發表的新作《兩地主》，以《獵人筆記》為書名，出版了單行本。至1880年，作者又加進了後來創作的三篇《切爾托普哈諾夫的末路》（1872）、《車軲轆響》（1874）、《枯萎了的女人》（1874），共計二十五篇，這便成了作者生前最後的定本。今天我們所據以譯出的就是這樣的定本。
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俄國農村中農奴制的存在已成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嚴重障礙，因此，農奴制的改革問題便被提上了日程，成了當時社會最關注的迫切問題。
屠格涅夫出身於奧廖爾省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母親就是一位殘暴的農奴主。他自幼目睹地主階級的兇殘專橫，早就產生了對農民悲慘處境的深切同情。上大學後，又受到了進步思想的熏陶，下定決心要與農奴制度作不倦的鬥爭。1843年他結識了著名批評家別林斯基，在別林斯基的思想影響下，他更堅定了與農奴製作鬥爭的決心。
《獵人筆記》就是他以反農奴製為中心思想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在這裡他以敏銳的觀察力提供了自己的新題材，發出了自己的吶喊。所以《獵人筆記》一出版，便引起舉世矚目，其影響所至遠遠超過了文藝界而擴及於整個社會。不同階級的人們對它做出了不同的反應。它的思想內容立刻激起沙皇政府及統治階級的驚恐和憤怒。當時沙皇政府中那位頗具政治嗅覺的教育大臣很快便嗅出了書中的反農奴制氣息，他向尼古拉一世報告說，此書的大部分篇章都「帶有侮辱地主的絕對傾向」，說書中的地主「不是被表現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極不體面而有損於他們名譽的樣子」。隨後不久，屠格涅夫便受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被遣返故里監管一年。而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此書則受到普遍的歡迎。作家有一次在一個小車站上遇到兩位不相識的青年農民，當他們得知他就是《獵人筆記》的作者時，便脫帽向他致敬。其中一位還以「俄羅斯大眾的名義」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謝」。進步的文藝界人士更給予此書以很高的評價。尤其是別林斯基，當此書的第一篇特寫《霍里和卡利內奇》剛發表時，便立即給了作者以極大的鼓勵。別林斯基寫信對作家說：你大概還不清楚自己的作品具有何等的價值，你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創作形式，你走上了出色的道路，你的前程遠大。著名作家赫爾岑也稱讚此書是一部「反農奴制的控訴書」。
這部作品反農奴制的思想傾向明顯地表現在對作為農奴制社會基礎的地主階級的揭露和批判上，表現在對農民命運的深切同情上，表現在對農民的才能和精神世界的熱情讚美上。
在揭露和批判地主階級方面，俄國「自然派」文學奠基者、傑出作家果戈理已率先做出了出色的貢獻，他在《死魂靈》中已成功地刻畫了從瑪尼洛夫到普柳什金等系列的典型地主形象。屠格涅夫繼承並發展了果戈理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在《獵人筆記》中以不同於前者的風格，向讀者展示了一系列新舊地主的畫像。
沙皇政府中那位教育大臣所說的這部作品把地主不是表現得「滑稽可笑」，就是被弄得「極不體面」。從表面粗粗看來，所寫的似乎就是如此而已。當你細細地品味書中的內容時，你就可發現，書中所寫的地主不僅僅是「滑稽可笑」，他們的行為也遠不止是「極不體面」。在農奴制的舊俄國，地主與農民的關係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中，地主必然會表現出諸如殘暴、狠毒、貪婪以及虛偽、愚蠢、空虛、無恥等卑劣的性格和行為。這些正是作家要揭露和批判的對象。不過，作家在這本書中一般沒有直接描寫地主們兇殘猙獰的面孔，沒有直接描寫他們殘酷迫害農民的張牙舞爪的舉動，沒有直接描寫他們最醜惡的表現。在不得不寫的地方，也顯得特別的小心，主要是通過間接的暗示和啟發，讓讀者通過聯想去認識他們卑劣的行為和品性。這固然是為了使作品易於通過書刊審查，更主要的是這位作家對自己的作品持有特殊的審美要求。
地主佩諾奇金是書中刻畫得最出色的典型形象。此人受過「良好」教育，頗有「文明」風度。他儀錶堂堂，衣著時髦，舉止文雅，「為人正派」，「通情達理」。他家裡收拾得既乾淨又舒適，他又飲食講究，待客熱情。但即使這樣，客人還是不樂意登門，原因是他家裡總是瀰漫著可怕的氣氛，令人窒息。他對奴僕雖然說話和氣，貌似仁慈，但實際上非常冷酷無情，奴僕們偶有伺候不周之處（如侍僕費多爾忘了把他的酒燙熱），便會受到嚴厲懲罰。即便在這種場合，這位老爺仍然顯得文質彬彬，既沒有表現出怒氣沖沖，也沒有厲聲呵斥，更不用親自動手打人，他只是坦然地、低聲地吩咐旁邊的奴僕「去處理一下」就行了。
佩諾奇金還善於利用總管、村長之類爪牙去經管各處的田莊。索夫龍就是他手下一名很得寵的總管，佩諾奇金得意地誇讚這位總管有「治國安邦」之才。索夫龍主管下的什比洛夫村就是老爺的田莊的樣板。當老爺光臨該村時，村長（總管的兒子）早就在村口迎候。老爺的車子進入村子時，幾個坐著大車、一面唱著歌從打穀場上歸來的庄稼人一見到老爺前來，馬上就閉口不唱了，都摘下了帽子，低下了頭。老爺的到來立刻使全村「震驚」了。不僅嚇得娃娃哭著朝家裡跑，連雞也嚇得直往大門底下鑽。要說索夫龍的「管理」才能，確實有兩下子：在他的治下，庄稼人都乖乖地按期向東家繳佃租。凡繳不起租的，索夫龍可給代繳，但這庄稼人就得給索夫龍當牛做馬，凡欠了一些租的，就得給索夫龍當長工。凡是頂撞過索夫龍的（如安季普），就會被他折騰得家破人亡：幾個兒子全被送去當兵，最後連母牛也被牽走，婆娘還挨一頓毒打。若還敢向東家告狀（安季普真的告了狀），就得徹底完蛋。所以在庄稼人眼裡，索夫龍不是人，而是「一條惡狗」。作家無疑是想通過這些情節向社會啟示：一個「文明」「有教養的」地主的統治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地主的統治了。
《兩地主》也是一篇諷刺性很強的特寫，講的是兩個性格各異的地主。一個姓赫瓦倫斯基，是個退伍軍官，好像沒有打過仗。此人「心地善良」，但有一些「奇怪的見解和習慣」。他瞧不起無錢無勢的貴族，對他們「決不肯平等相待」，至於對那些地位卑微的人，更是「不瞧一眼」，要是需要同這些人說句話，他的聲音便變得「像公鵪鶉」。他還沒有娶妻，很好色，在路上一看見漂亮的女人，便窮追不捨。他喜歡打牌，但只願同身份低的人打，這樣他可以隨意呵斥。等到同省長或其他高官打牌時，他那態度便發生驚人的變化：滿臉堆笑，整個人變得像蜜一樣甜。他還喜歡拋頭露面，在各種莊嚴的公共場合上表現不凡。他很吝嗇，所以竟不願意接受貴族長這樣的榮譽頭銜。他大概怕開銷大，不合算。
另一個地主是斯捷古諾夫。他自稱是「老實人」，辦事「按老規矩」，生活中的一切都保持古風。可有時也會趕新潮：為了顯示自己不落後於時代，十年前便從莫斯科買來一台脫粒機，可是一直把它鎖在棚子里不用，心裡便很滿足。他待客十分熱情，顯得是個「好心腸的人」，然而對附近的庄稼人卻很不客氣：例如近鄰的農家有幾隻雞跑進了他的花園，他便大喊大叫，不僅把雞沒收，還要抓住那個進來趕雞回去的小姑娘鞭打一頓。他對奴僕也很殘酷無情。他吩咐人鞭撻奴僕，自己坐在涼台上一邊喝茶，一邊隨著鞭打聲的節奏喊：「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對那些不夠聽話的庄稼人就更狠心了，把他們「送去當兵，把他們東一個西一個地拆散開來」，即使這樣，他仍感到不解氣，因為這樣「也根除不了」。他還總結出一套理論：「老爺終究是老爺，庄稼人終究是庄稼人」；「如果老子是賊，兒子必定也是賊」。
在其他一些篇章中還描寫了各種類型的地主，如蠻橫地搶佔他人土地的地主（「獵人」的祖父）；精神空虛、變著法子折磨庄稼人和家僕的科莫夫；穿著像馬車夫，表面上對農民客客氣氣，可又使他們心裡害怕的柳博茲沃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