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七月革命後是梅里美中短篇小說創作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作品是《高龍巴》和《卡爾曼情變斷魂錄》。
七月革命前夕，梅里美出發到西班牙旅行，革命的爆發並沒有中止他在異國的遊歷。作為這次遊歷的收穫，他寫了三篇關於西班牙風俗人情的報道：《鬥牛》《一次死刑的見聞》和《強盜》。在這裡他對政治社會問題是漠不關心的，完全像一個獵奇的遊客，以鑒賞的態度把當時也存在著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激烈鬥爭的西班牙，僅僅描寫成一幅輕鬆有趣的圖畫。在作者筆下，流血事件並不可怕，像兒戲一樣，死刑的執行也不殘酷，似乎還頗有人情味，強盜沒有一個是兇殘的，他們不過像惡作劇的頑童，甚至有些可愛。雖然作者避開一切政治社會問題，但是卻的確從西班牙風土民俗中發掘了某些較少被資本主義文明沾染的東西，如豪爽熱情的性格、粗獷勇敢的風尚、注重信義的觀念、恩怨分明和不計功利的風氣等等，並把它們當作正常的符合人情的東西，以欣賞的態度和調侃的筆調加以描寫，奠定了這三篇報道獨特的基調。這種基調後來又進一步在梅里美第二階段的中短篇小說中發展為一種以輕鬆幽默的方式來敘述粗獷強烈、震撼人心的事件的風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班牙之行，的確是梅里美第二階段創作的起點。
梅里美後階段中短篇小說的特點，決定於梅里美在七月革命以後階級地位的變化。七月革命結束了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爭奪政權的鬥爭，也中止了梅里美在復辟時期那種強烈的反封建的創作靈感。他與政府當局的關係也有了變化，他不再是當局的反對派，而是與七月王朝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他不僅有朋友在政府里擔任要職，而且自己也成了政府官員。因此，他也不再從新的銀行家王朝統治下的社會現實中汲取批判現實主義創作的素材，他的創作量較之1829年至1830年有了銳減。而且，在這一時期，他力圖使自己的作品遠離現實的政治，有意把作品的政治色彩和社會意義降到最低的程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1837年寫的《維納斯艷驚伊爾城》。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個恐怖故事：一個青年在結婚前夕無意中把自己的訂婚戒指套在一尊新出土的銅鑄美神塑像的手指上，在這青年的新婚之夜，美神塑像闖進了房間把青年活活地勒死。小說的表現手法帶有神秘主義的色彩，主題抽象，只具有某種含糊的唯美主義的寓意，作者似乎要說明美是認真而嚴肅的，它要求人對它絕對忠實。儘管梅里美後階段的小說缺乏對現實的針對性，但是還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他發展了在《馬鐵奧》和西班牙書簡中的主題，在著名的小說《高龍巴》和《卡爾曼情變斷魂錄》中追求某種與資本主義文明相對立的強有力的個性和資產階級道德體系之外的人物形象，在銀行家統治時代的資產階級文學中別開生面。
《高龍巴》（1840）的故事以科西嘉為背景，這一地中海的法屬島嶼就是拿破崙的故鄉。這裡民風強悍，仇殺成風。小說中雷皮諾與巴里凱尼兩家有世仇，台拉·雷皮諾上校是拿破崙手下一個英勇的軍官，拿破崙倒台後，他被迫回到科西嘉島，與在復辟時期得勢當了村長的巴里凱尼律師不和，並被巴里凱尼暗殺，留下了一子一女：奧索與高龍巴。奧索本來也是拿破崙軍隊里的中尉，在他父親被害後不久，也被迫退伍回到了故鄉。由於巴里凱尼消滅了罪證，一直逍遙法外，就連奧索也不相信他就是兇手。只有高龍巴對巴里凱尼懷著不共戴天的仇恨，長期策劃報仇泄恨，為此，她暗中與綠林好漢互通聲氣，得到他們的支持。她竭力慫恿奧索報父仇，並使用各種辦法激起奧索的仇恨。當州長來調解兩家的糾紛時，她當面對巴里凱尼進行了揭露，使奧索相信了巴里凱尼就是兇手，終於燃起了兩家鬥爭的烈火。這時，奧索從法國回科西嘉途中結識的英國上校和他的女兒麗娣亞前來拜訪，當奧索出迎時，遭到了巴里凱尼兩個兒子的伏擊，他出於自衛擊斃了兩個伏擊者，幸虧高龍巴起了關鍵作用，奧索被迫自衛的真相得以大白，他才免於被法庭起訴，並且在高龍巴的撮合下，和麗娣亞結了婚。
高龍巴是整個故事的中心和動力，她是一個沒有完全開化的村姑，性格開朗，作風潑辣，帶有幾分野性。她總是按照自然的本性和強烈的感情行事，不在乎什麼「體統」，而「只問事情對不對」。她的是非標準和道德觀念與統治階級的偏見格格不人，甚至完全相反。她不受法律和道德規範的束縛，完全目無統治階級的法紀和權威。她對那些不幸的受法律追捕的犯人富有同情心，而對那個代表著法律和權力的惡人巴里凱尼卻兇猛異常。作者還有意把她和深受資產階級文明熏陶的人物加以對照，讓她不僅遠比文雅纖弱的英國小姐麗娣亞充滿生氣，而且遠比少壯英武的奧索有魄力、有毅力、有個性、有才智，足以在生活中或挑起事端，或解決矛盾，使得事件波瀾起伏，局面翻新。作者正是通過這樣有意的對比，表現了他對資產階級文明的諷刺和對遠離這種文明的強悍個性的讚賞。在他看來，正是這種文明使人變得矯飾而不自然，軟弱而缺乏堅強的個性，顧慮重重而喪失行動的活力，總之，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蛻化。因此，在作品裡，代表文明人的正面形象如麗娣亞、奧索等都是以略帶諷刺意味的筆調寫出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資產階級文明的核心，即統治階級的法律和道德作了明顯的否定。小說中的反面人物就是精通法律、代表法律的巴里凱尼，他完全是作者揭露鞭撻的對象。而且，法律在這裡只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奧索希望「法律會替我報仇」的幻想在現實面前碰得粉碎，還幾乎喪失性命。最後，懲罰了惡人的並不是法律和道德手段，而是奧索身上殘留的科西嘉人的勇敢。在這樣的描寫中，作者突出了對統治階級法律的蔑視與批判。
為了把這一批判的主題表現得更清楚，梅里美有意在作品中描寫了兩個強盜的形象。一個是拿破崙時代的老兵勃朗陶拉凱沃，他因為報了殺父之仇被迫流落綠林；一個是神學院的窮學生加斯德里高尼，他也是犯了命案而當了強盜。梅里美把這兩個為法律所不容的人描寫得十分令人同情、不同凡俗，在他們粗野的外貌之下有著除暴安良的俠義心腸，他們只與惡人為敵而保護窮人和弱者。他們把錢財視為糞土，當奧索送給勃朗陶拉凱沃一些錢時，他當即予以拒絕，聲稱自己「不是乞丐」。作者還通過人物之口，指出他們是「公開的反抗社會」，因此，在小說的最後，他們拒絕了奧索要他們回到社會去的建議，因為他們認為社會是惡濁的，在那裡「金錢代表一切」，而他們自己卻「不談金錢」、「只看重絕對自由的生活」，自認為精神上道德上都高於社會。他們以一種自豪的感情這樣宣稱：「我們在槍彈射程以內到處稱王，發號施令，除暴安良……這的確是最合乎道德的……我們絕不放棄……世界上沒有一種生活比得上土匪的生活。」特別有意思的是，梅里美還讓他的強盜具有高度的文化修養，加斯德里高尼能夠隨口引用拉丁詩人的名句，最後，當他摒棄社會生活的時候，卻向奧索討取了一本賀拉斯的詩集。這樣，梅里美就完成了對他理想的強盜的勾畫，在這勾畫中，既表現了他對階級文明的批判，又表現了他對古典文化的喜愛，在這裡，兩者是被區別對待的。
在《高龍巴》里，梅里美再一次表達了他對拿破崙時代的緬懷和對復辟王朝的反感。他通過英國上校這個人物之口，對拿破崙軍隊的英勇壯烈作了有聲有色、十分動人的描寫。他筆下的拿破崙舊部，不論是台拉·雷皮諾上校，還是他的兒子奧索以及勃朗陶拉凱沃，都是性格剛烈、光明磊落的男子漢，而在復辟時期得勢的巴里凱尼則卑劣猥瑣、詭詐陰險。梅里美不僅在描寫拿破崙與波旁王朝的反覆鬥爭在科西嘉島所引起的兩派紛爭時，把同情寄予台拉·雷皮諾上校一邊，而且通過不止一個人物之口，直接讚美了拿破崙時代。這些描寫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然而，在復辟王朝已經垮台十年之久，法國社會政治生活又出現了新的課題的條件下，作者這種政治態度不過是屬於歷史範疇，並不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僅僅從歷史的鬥爭中汲取自己的詩情，正反映出作者並沒有隨著現實的發展向前進，仍停留在他反封建復辟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階段上。
《卡爾曼情變斷魂錄》（1845）是梅里美最著名的中篇小說，它敘述了文學史上一個極富有特點的愛情悲劇故事，表現了法國文學人物畫廊中一個最為鮮明突出的女性形象。
故事以平易而引人入勝的敘述開始：1830年初秋，「我」在西班牙進行考古活動，在旅途中結識了一個剽悍的青年，他是當地著名的大盜唐·何塞。幸虧有了「我」的幫助，唐·何塞在途中得以逃脫了官兵的搜捕。分手九個月以後，「我」再見到唐·何塞時，他已經是一個死囚了：他殺死了自己的情婦卡爾曼，自己也投官自首。在赴死之前，他向「我」講述了自己與卡爾曼的愛情悲劇。
唐·何塞原是一個有貴族血統的青年，在騎兵團當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