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美在文學史上作為藝術大師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他的中短篇小說奠定的。他這方面作品的數量並不多，一共不到二十篇，但它們從思想內容到藝術風格都具有鮮明的特點，其中不少都是精緻的藝術佳作。從這些作品的創作時期來看，以1830年七月革命為界，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從他第一篇短篇發表的1829年到1830年，主要作品有《馬鐵奧仗義斬子》《達芒戈海上喋血記》等。由於復辟時期的梅里美在政治上和文藝上都屬於和波旁王朝對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陣營，他這一時期的短篇小說不論採用什麼題材，都具有較鮮明的政治色彩。
1829年，梅里美第一篇短篇《馬鐵奧》的發表，顯示出他是一個頗具特色的優秀短篇小說家。這篇小說以極短的篇幅描繪出19世紀文學中一種獨特的個性，一個令人難以忘卻的人物形象。馬鐵奧是科西嘉島上一個強悍粗獷的農民，他為人豪爽，重義氣，在當地贏得了好漢的名聲，甚至也得到那些被政府追捕不得不逃遁山林的「匪徒」的信任。某天，他外出未歸時，一個「匪徒」逃到他家，被他的小兒子收容藏匿了起來，官兵追到，以金錶引誘孩子，使他交出了這個逃犯。馬鐵奧回到家裡得知此事後，為了洗刷不義，親手處死了自己的獨子。馬鐵奧這個人物在當時的文學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在那人慾橫流的社會現實面前，發散出一種淳樸豪邁的氣息，梅里美懷著明顯的讚賞之情來描寫這個人物，特別肯定了他那種以不法者之間的「義」來對抗法律，對抗國家機器的精神和他為忠於這種「義」不惜犧牲自己兒子的非凡品德，體現了梅里美自己與統治階級、上流社會大不相同的政治標準。接著發表的《查理十一的幻覺》通過神怪故事的情節再現了18世紀瑞典國王古斯達夫三世被刺案件的審判場面。在這裡，鬼怪小說的手法把封建時代的宮廷生活、專制王權下的陰謀案件描寫得十分陰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作者強烈的反封建精神，正是通過那充滿了鬼怪和鮮血的封建時代畫面流露出來的。短篇《勇克棱堡》敘述了拿破崙的軍隊攻克俄國固守的一個堡壘的經過，描寫出帝國時期法國士兵的英勇善戰和樂觀精神，表現出作者在喪權辱國的復辟王朝的統治下對拿破崙帝國的懷念。在《一賭失足千古恨》中，梅里美又以欣賞的態度寫出拿破崙時期一個青年軍官的形象，他是一個頗有豪士之風的人物，任何人有困難求助於他，他莫不傾囊相助，但在一次為了「維持自己國家的體面」和外國人進行的賭博中有過不誠實的行為，他為此而內疚得幾乎自殺，他在與英國艦隊的海戰中寧肯戰死也不投降敵人，最後英勇犧牲。梅里美在波旁王朝統治下所描寫的這些正面人物所屬的時代和社會陣營以及他們身上的特點，正表現了梅里美對自己時代和社會的批判傾向，而且，也是復辟時期流行的拿破崙崇拜這一社會思潮的反映，這種思潮明顯地具有與復辟王朝相敵對的性質。
這一時期梅里美最具批判意義的作品是《達芒戈》，這篇小說揭露了復辟時期販賣黑奴的法國殖民主義者的罪惡。幾內亞的土豪人販子達芒戈向法國船長勒杜賣出了一批黑人同胞後，自己也被勒杜劫持成了奴隸。在勒杜把他們運回法國的途中，達芒戈在船上發動黑奴起義，殺死了勒杜和全體船員，但因不會駕駛海船，妻子和全體黑奴都覆滅在海上，達芒戈一人被救出後不久也抑鬱死去。
作者把法國殖民主義者販賣黑人的罪惡活動及其殘酷、狡詐的手段作為小說揭露的主要內容。在達芒戈與勒杜船長成交的場面里，我們可以看到殖民主義者那些慘無人道的手段和最為可恥的詐騙：這些從非洲內陸的各地被劫持來的黑人，像牲口一樣被驅上了奴隸市場，一百六十多個黑人，勒杜只付給一些破破爛爛的物資作為代價，有的老人和婦女每人只值一瓶燒酒，有的甚至只值一杯燒酒。即使如此，勒杜還刁鑽地抱怨黑種人退化了，以此作為借口竭力壓低價格。作者對販奴船「希望號」和船上奴隸非人生活的描寫，更是充滿了最辛辣的諷刺：勒杜船長「絕沒有守舊的精神」，因為他把最新的科學技術用于禁錮黑奴，船上的手銬和鐵鏈都是「按照某種新方法製造出來的」，整個「希望號」的結構都是為了儘可能多裝奴隸。因此，在六個星期以上的航程里，黑奴在船上只能擁擠地坐在一起，連伸腰的空間都沒有，在勒杜看來，這完全正常：「他們有什麼站立的必要呢？」「到了殖民地他們只會站得太多的！」勒杜有時也「講點人道」，他聲稱：「黑人也和白人一樣是人呀！」因此，他要維持這些黑奴在途中的健康，辦法是每天讓他們戴著鐐銬出來「跳舞」、「玩耍」，用皮鞭驅使他們在甲板上蹦跳，就像「馬販子驅使那些圈在船上作長途遠航的馬匹踏足一樣」。通過對19世紀這些販奴新技術的描寫，梅里美把他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整個資產階級的文明，尖銳地諷刺這些技術「正大可表示歐洲文明的優越」。他還把揭露擴大到政府當局的身上，在不止一個地方以暗示性的描寫，使讀者看出黑奴販子的罪惡活動實際上是在法國海關當局的默許下進行的。《達芒戈》在不長的篇幅中以巨大的藝術力量提出了19世紀資產階級時代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殖民主義者的罪惡活動與非洲黑人的悲慘處境，而且，在作品貌似冷靜的形象描寫之中，深深地滲透著作家的憤慨之情，這在當時的文學中是不可多得的。然而，梅里美在作品中的思想高度，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水平，他當然不可能看出黑人解放的途徑，因而，作品籠罩著一種悲觀甚至絕望的氣氛，過多地渲染了黑人的蒙昧與落後，最終他仍然沒有完全擺脫一個白種「文明人」的偏見。
梅里美在發表以上著名中短篇的同一時期，還發表了一部頗有意思的獨幕喜劇《送最後聖餐的四輪弓車》（1829）。劇本的故事雖然被作者安排在18世紀的西班牙殖民地秘魯，但實際上寫的是復辟時期法國的現實。劇本中那個身體衰弱、暮氣沉沉、整天抱怨神經痛、昏庸不堪、極端頑固的總督，很容易使讀者聯想到波旁王朝的統治者。這個總督和他的同僚營私舞弊、貪圖特權，也是復辟時期統治階級的真實寫照。特別是在劇本中，不僅總督花錢養了一個妖冶放蕩的女戲子，而且主教大人和大學士最後也都以這個女戲子為中心，互相勾結，沆瀣一氣，確是為整個統治階級的腐朽糜爛繪製出一幅絕妙的漫畫式場景。作者的諷刺在這裡是如此大膽無情，他所諷刺的對象又是這樣生動並具有代表性，因而，雖然是一個短短的獨幕劇，卻一直到20世紀還不止一次在法蘭西劇院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