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勃洛莫夫貴族出身，十品文官，在彼得堡住了將近十二年，從未離開。
先前，父母親在世時，住得比較擠，住所只有兩個房間，僕人也只有從鄉下來的扎哈爾一個。父母親去世後，他就成了三百五十名農奴的唯一擁有者，他得到的這份遺產是在一個遙遠的省份里，幾乎到了亞洲地區。
他的年收入已從五千紙盧布增加到了七千至一萬紙盧布。這時候他的生活也變了樣，比較寬裕了；他租了一幢比較大的房子，增添了一個廚子，還養了兩匹馬。
當時他還年輕，即使不能說他生龍活虎，至少也比現在要活躍得多，充滿各種追求，有過種種想法，對命運對自己都有過許多期待，隨時準備干一番事業，扮一種角色，自然首先是在職務方面，這正是他到彼得堡來的目的。然後也考慮過他在社交界的作用。最後，在一種遙遠的前景中，即從青年進入成熟期的轉變中，家庭幸福也在腦海中閃現過，並向他微笑。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嘴角上的絨毛變成了粗硬的鬍鬚，閃亮的眼睛成了晦暗的圓點，腰身粗起來，頭髮大把大把地脫落。已經滿三十歲了，可是他還未在任何一種行業中邁出過一步，依然站在門外，站在十年前他所在的地方。他一直準備進入生活，一直在頭腦中描繪著自己未來的藍圖，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他也必須經常地對這份藍圖作某些修改，或揚棄其中的某些東西。
在他看來，生活可以分成兩半：一半是由勞動和無聊構成——他認為這兩者不過是同義詞罷了；另一半由安逸和平和的快樂構成。正因為這樣，人生的主要舞台——公務從一開始便使他感到困惑而不快。
他是在內地、在故鄉溫馨柔和的風土人情中孕育長大的，二十年間一直處在親人的懷抱和熟人的擁抱之中，家庭的影響已滲入了他的身心，以致後來的公務也被他想像成一種家務，就像父親懶洋洋地在賬本上記下收入和支出那樣。
他原以為，一個地方官員就組成一個和諧、親密的大家庭，不斷地關心彼此的安寧和歡樂；到衙門上班絕不是一種必須天天遵循的習慣，雨雪泥濘的天氣，酷暑，或者乾脆心情不佳的時候，都可以成為不去上班的充分而合法的託詞。
當他知道，一個健康的官員，至少要在發生地震這麼大的情況下才可以不去上班時，他感到很不痛快，因為很倒霉，彼得堡從不發生地震。水災當然也可以叫人不上班，但水災也很少發生。
當文件袋上標著「要件」或「特要件」的字樣在他眼前閃現時，當他被迫去做各種查詢、摘錄、翻閱檔案，在兩指厚的本子（把它稱為「札記本」，真是開玩笑）里不斷地抄寫時，他就更深深地陷入思考了。此外一切都要求快辦，直往前趕，不許片刻停留，一件事沒有脫手，又狂熱地抓另一件事，彷彿這第二件事才是最重要的，而一旦完成後，便束之高閣，再去抓第三件——如此沒完沒了！
有兩次深夜被叫起來寫「札記」。有幾次是他做客時，局裡信差找上門來，也是叫作這類札記。這些都使他感到害怕，感到十分煩惱。
「何時才生活，何時才生活啊？」他反覆地說。
關於上司，他以前在家裡聽父母說過，上司乃下屬之父，從而也就是一個最親切的家人概念。他把上司想像成第二個父親一樣的人，不論應該還是不應該，做父親的都得經常獎勵自己的下屬，不僅關心他們的疾苦，還要讓他們高興。
伊里亞·伊里奇認為，上司應設身處地地為下屬考慮到這樣的程度：關心地打聽他夜裡睡眠怎樣，為什麼他兩眼渾濁，是否頭痛。
但是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感到極端失望。上司一到，處處便亂作一團，大家都靦腆起來，跑上跑下，彼此磕磕碰碰，有的人趕快整理衣冠，他們怕自己在上司面前表現不夠好。
奧勃洛莫夫後來發現，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有這樣一些上司，他們把起來迎接自己的下屬被嚇得臉孔發獃這種情況，看作不僅是對自己的一種尊敬，甚至是一種竭誠和業務能力。
伊里亞·伊里奇本不需要如此害怕自己這位對人善良、友好的上司，這位上司從沒對任何人做過不好的事，下屬對他也滿意得不能再滿意了，沒有更高的要求了。從沒有人聽見這位上司說過難聽的話，或者叫喊和發火，他從來不要求，總是請求。請人做事，請人到家做客，連拘捕人時，他也請求。他對任何人都從不稱呼「你」，全部稱呼「您」，不論是對一位官員還是對在場的所有官員，都這樣。可是不知為什麼，上司在的時候，下屬便都膽怯起來。他們在回答上司的親切問話時，連嗓音都變了，不像跟其他人那樣說話了。
上司走進屋裡來時，伊里亞·伊里奇忽然也膽怯起來，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當上司跟他說話時，他的嗓子就變啞了，變得又細又難聽，完全不像是自己的嗓子。
儘管上司仁慈寬厚，公務上的恐懼和愁悶也使伊里亞·伊里奇痛苦到了極點。如果碰上一個嚴厲的、求全責備的人，天曉得他會怎樣！
奧勃洛莫夫勉強地幹了兩年的差使，也許再干到第三年，便能晉級，但是一個特殊事件迫使他提前退了職。
一天，他發送了一份重要文件，本應發到阿斯特拉罕，他卻發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去了。事後上級便追查是誰的過錯。
所有的同僚們都好奇地等著，看上司如何召見奧勃洛莫夫，如何冷漠地鎮定地質問他「是否把文件發到阿斯特拉罕去了」。大家都感到困惑：伊里亞·伊里奇將用什麼樣的嗓音回答這個問題。
有些人認為他乾脆不回答：因為他無法回答。
奧勃洛莫夫看看別的人，自己也嚇了一跳。儘管不論他還是其他人都知道，上司不外是申斥他幾句罷了，但是他自己良心上的自責卻嚴厲得多。
奧勃洛莫夫還沒有等到給他做出處罰，便自己回家去了，然後送去了一份醫生證明。
這份醫生證明說：「茲證明：十品文官伊里亞·奧勃洛莫夫患有心臟肥厚兼左心房擴大症， 還有慢性肝區痛，如若進一步惡化，則會危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此病之所以發作，是由於天天上班工作所致，為了防止此病的再次發作和加劇，我認為奧勃洛莫夫先生應暫時停止上班，停止腦力工作及一切活動。下面是我的簽字和蓋章。」
不過這隻能是臨時救急，生病總是要康復的，病好後還是要天天上班。奧勃洛莫夫受不了，於是申請退職。他的公務活動就這樣結束了，後來也沒有恢複。
他在社交界的活動倒比較成功。
來彼得堡的頭幾年，他那年輕、安詳的臉常常現出活躍的表情，兩隻眼睛長久地燃熾著生命之火，放射出光明、希望和力量的光芒；他也和大家一樣，會激動，有期待，可以為一些瑣事高興，也為一些瑣事苦惱。
不過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在一個人還處於稚嫩的時候，那時他會把任何一個男人都當成知心朋友，也幾乎能愛上任何一個女人，並準備向她求婚。有些人甚至真的這樣幹了，從而造成極大的悲痛而終身遺憾。
在這些幸福的日子裡，也曾有不少的美女向伊里亞·伊里奇投來溫柔的、絲絨般的甚至充滿激情的秋波，無數默許的微笑，兩三次偷吻，還有更多的友好的握手，握手時心痛得會讓人流淚。
然而他從來沒有成為美女的俘虜，從來沒有成為她們的奴隸，甚至也不是她們的十分殷勤的愛慕者，因為他覺得，與女人接近要引起許多的麻煩。奧勃洛莫夫對她們多半是遠遠地鞠躬問候，保持一個彬彬有禮的距離。
在社交界，他同女人的交往很少達到讓他一連幾天感情勃發、陷入纏綿熱戀的程度，因此他的戀情都沒有發展成羅曼史，而往往是在戀愛的初期就停止了，其純潔無邪的程度不亞於寄宿學校未成年女學生的戀愛故事。
他最不願意與那些蒼白的、憂鬱的姑娘來往。她們大都有一雙黑眼睛，裡面流露出一種「難受的白天和罪孽的夜晚」的表情；誰也不知道她們的痛苦是什麼，歡樂又是什麼；她們總是要相信點什麼，說一點什麼，等到要說的時候，她們又哆嗦起來，流出莫名的眼淚，然後突然用雙手勾住男友的脖子，久久地直視著他們的眼睛，然後望著天空說，她們的生活註定要倒霉了！有時還暈倒過去。奧勃洛莫夫總是害怕地躲避這類姑娘，當時他的靈魂還是純潔的貞潔的，也許還期待過自己的愛情，自己的依託，自己動人的激情。可是後來，隨著歲月的流逝，好像已不再期待，而是絕望了。
伊里亞·伊里奇和他那一群朋友的分手就更冷淡了。村長的第一封關於歉收的信來了之後，他立刻就把第一個朋友，即廚師，換成了廚娘，然後又賣了馬，最後把其餘的「朋友」也放走了。
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能吸引他出門，他在自己的寓所里，住得越來越牢、越來越穩了。
起初他覺得整天在家裡穿得整整齊齊很難受，後來也懶得去做客吃飯了，除了幾個親密的朋友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