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教廷解體之後，神聖羅馬帝國也處於危如累卵的境地了。公元16世紀以後，歐洲各民族為了應對新的歷史形勢，開始在黑暗中摸索新的治國之策。回顧漫長的古代歷史，王朝不斷更迭，被征服地區的語言和文化也不斷發生著變化，不過通過君主或神廟來實現統治的統治方式一直都顯得比較穩定，人們的生活也是越來越安定的。但是，自公元16世紀以後的近代歐洲，王朝的更迭已無關緊要，人們將更多的關注轉移到政治與社會組織實驗的多樣性與廣泛性上。
我們已提到過，公元16世紀之後的世界政治史主要是一種奮鬥的歷史——一種人類不斷完善自己的政治和社會而使之適應新形勢的奮鬥。基於新形勢本身就一直且越來越快地變化，所以為了適應它的奮鬥也表現出一種十分複雜的態勢。然而，這種適應通常情況下是一種無意識的、不情願的適應（因為多數人都不願意自發地變化），其往往跟不上形勢的變化。公元16世紀之後，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日益繁雜，也越來越不穩定，越來越無法保持平衡；人們面臨著各種全新的需要和可能性，開始緩慢地、猶豫地開始改造人類社會的整體模式。而這一改造，其實是人類有意識、有計畫的活動。
那麼，是人類的哪些生活變化，打破了帝國、牧師、商人和農民之間的平衡——一種通過野蠻民族的征服而實現的周期性更新的平衡，一種使人類在舊世界的1萬多年的歷史中始終保持著某種特定規律。
由於人類的事務本身就是複雜多樣的，所以人類生活的變化也是複雜多樣的。不過，這些主要變化又似乎都歸結於同一個原因，那便是有關事物本質的知識的增長與擴展。這種知識產生於一小部分有才智的人，然後緩慢傳播起來，直到最近的500年，它迅速地傳播到廣大的民眾之間。
在人類生活的變化中，由人類生活的精神變化引起的佔據了很大一部分。這些變化，往往與知識的增長與擴展相伴相生，並且還巧妙地與知識融為一體。與此同時，人們不再只滿足於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保障，他們開始追求在更廣闊的空間做出更多的貢獻，讓自身投入到更多的事務中。這就是在過去的2000多年裡，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等在全世界傳播的主要宗教的共同特徵。與以往宗教用來處理人類的精神問題的方法相比，這些宗教的處理方法是全新的，以前從來沒有使用過的。從本質或效果上來說，這些新力量與那些被他們取代或改造的宗教——即以祭司和神廟為中心且有血祭傳統的宗教，是截然不同的。它們使得在早期文明中不曾有過的個人尊嚴得到了發展，促進了人類事業的參與感、責任感的發展。
在人類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第一個明顯變化便是對古文字的簡化與推廣，其促使更多的大帝國和更廣泛的政治協定得以簽訂和實施。第二個明顯變化是，運輸工具的多樣性，人們最初使用馬匹運輸，後來又用駱駝，接著又發明了車輛，道路變寬了，鐵的出現又大大提升了軍事效能。接著出現的變化是，由鑄幣所引起的深刻的經濟變革，這種方便卻以危險的契約方式改變了交易、債券和債務的實質。為了適應這些新形勢，各帝國的疆域被不斷擴張，人類的思想也不斷發展。於是，地方神靈消失了，人類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即諸神混合、世界性大宗教的教義控制民眾的時代。與此同時，人們開始注重內容真實的歷史和地理書籍，人類終於意識到自己的無知，開始系統地研究學問了。
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誕生於希臘和亞歷山大城的燦爛奪目的科學研究一度被中斷。而且，日耳曼的入侵、蒙古人的西遷、宗教改革引起的動亂以及瘟疫的大爆發，都極大地破壞了政治和社會秩序，當文明在衝突和混亂重新崛起的時候，人們經濟生活的基礎早已不是奴隸制了。最早的造紙廠，為傳播信息與協作的印刷品提供了原材料。於是，在不同的地方，追求知識和系統研究科學的思想又重現了。
從公元16世紀以來，各種發明與設計作為人類系統思維的副產品自然而然地誕生了，這些發明與設計對人類之間的交流及互動有著深遠的影響。對它們而言，小範圍內的發展已經不能滿足它們了，它們不斷追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朝著對彼此有更大的利害關係、更頻繁的合作的方向發展，而且發展速度還日益加快。面對這一切，人們顯得有些措手不及，因為大家都還沒做好準備。到了公元20世紀初期，人們的思維突然敏感起來。在這之前，史學家一直沒辦法告訴大家，如何去應對由潮水一般湧出的發明所引起的新局面。對於剛逝去的400年，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比喻：當監獄發生火災時，被囚的犯人還在睡夢中並未蘇醒過來，根本沒意識到危險與機遇已經降臨，而他卻只把這炙熱的火焰與噼啪作響的燃燒聲當成是過去的噩夢而已。
歷史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社會的故事，所以歷史記錄中對人們交流影響最大的發明才是最有意義的發明。我們知道，公元16世紀最主要的發明，就是紙質印刷品以及使用航海指南針的遠洋航船。紙質印刷品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公共信息、教育、探討和政治活動的發展，從而引起革命性的變革；而裝有航海指南針的遠洋航船的出現，則讓環球旅行的人類夢想得以實現。另外，同樣重要的是，蒙古人在公元13世紀首次帶到西方世界的槍支和火藥，這些東西後來得到了廣泛應用和改進。因為有了它們，貴族們即使躲在城堡里也感到危機重重，城市即使圍築著高大的城牆也不再牢不可破，封建制度也遭到了極大的衝擊。例如，秘魯和墨西哥就是屈服於西班牙槍炮的威脅之下的，君士坦丁堡也是因為槍炮的攻擊而陷落的。
公元17世紀，系統的科研著作取得了極大的發展，儘管它們並不突出，但對未來的發展卻影響深遠。在這個偉大進步的時代里，誕生了一位尤為傑出的人才，他便是後來被授予維魯拉姆勛爵的英國的大法官弗蘭西斯·培根爵士（1561年—1626年）。弗蘭西斯·培根是英國科爾切斯特的實驗哲學家吉爾伯特（1540年—1603年）的弟子，還極有可能是吉爾伯特的代言人。弗蘭西斯·培根也十分提倡觀察與實驗，還用極具說服力與想像力的語言寫了《新大西洋島》一書，表達了其願為科學研究做出貢獻的理想。
隨後，倫敦皇家學會、佛羅倫薩學會等學會相繼成立，極大地促進了科學的發展。接著，歐洲各國為了鼓勵學術研究，也紛紛成立一系列的出版或交流的國家學術機構。許多發明家都是從這些歐洲學術團體中脫穎而出的，而這些發明家的出現明顯地給那些禁錮和破壞人類思維的怪異神學史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公元17世紀至18世紀，雖然沒有出現類似紙張或遠洋航船那樣的能直接推動人類社會狀況發生變革的發明，但知識與科學能力的積累卻始終在穩步地進行著。等到公元19世紀，這種積累便結出了累累碩果了。這一時期，勘探地形和繪製世界地圖的學術研究依舊繼續著，接著，塔斯馬尼亞島、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一系列此前歐洲人並不知道的地區出現在了地圖上。公元19世紀時，英國人在制鐵時已經不用木炭了，而改用焦炭，從而使得鐵的製作成本大大降低，而且還可以鑄造出更大塊的鐵。這是近代機械時代即將到來的預告。
就像天國的樹木會經歷發芽、開花、結果一樣，科學也需要經歷這樣的過程。當人類邁入公元19世紀以後，科學開始不斷結果，而且這樣的結果一直不會停止。最先一批果實有蒸汽機、鋼鐵和鐵路，然後又有高大的橋樑、建築以及各種具有無限動力的機器。所有的這些發明和創造，都使人類對物質的需求得到滿足的可能。更令人吃驚的是，電子科學這門深藏的知識寶庫終於向人們敞開了大門。
我們在前面做了一個比喻，把16世紀以來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比成一個仍在夢中而不知監獄失火的囚犯。事實上，公元16世紀的歐洲人也在做夢，夢想著天主教會終將再次統一神聖羅馬帝國。但是，就像我們生活某些難以控制的因素總會闖入我們的睡夢中並且還會做出一些荒謬的、具有破壞性的解釋一樣，當英國的亨利八世與德國的路德把天主教的再次統一破壞殆盡時，查理五世那昏昏欲睡的臉龐和貪吃的胃就闖入這夢境之中。
到了公元17世紀至18世紀，這種夢逐漸變成了個人的君主政體。這一時期，幾乎整個歐洲都在為鞏固君主政體和加強君主專制而忙碌著，還試圖將自己的勢力擴張到鄰近的弱小國家中。此外，人民對王侯們濫用權力的行為表現出極大的不滿，還不斷發起反抗苛捐雜稅的鬥爭。其中，最早站出來反抗的是地主，隨後是控制著國內工業與海外商業貿易的商人以及有產階級。不過，在這樣的鬥爭中，敵對的雙方沒有哪一方能夠完全壓制對方——或許在這個地方是國王佔了上風，但在另一個地方處於優勢地位的就可能是有產階級。在那樣一個時代，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有時候，這個國家的中心和太陽是國王，而在其鄰國，掌控者國家實權的人卻是資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