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我在大阪上學的時候。
我有兩個《朝日新聞》社的記者朋友，一個叫村井重俊，一個叫中村智志，他們每星期跟我學一次漢語。說是跟我學漢語，其實不如說是他們變相資助我一個窮學生。所以那學習，不過是每次在他們《周刊朝日》雜誌編輯部內天南海北聊天而已。
有一次，村井拿出一篇改得一片紅的校樣給我看，說：「你看，人家好不容易整理好了，又讓司馬先生給改成這樣。」我知道他是《周刊朝日》雜誌司馬遼太郎《街道漫步》連載的責編，每周都要到司馬遼太郎家去拿稿子。我們由此便聊起司馬遼太郎，從其人其事，到其書其文，直到其觀點其影響等。他說你看，人家司馬先生這麼長一篇稿子（三五千字左右），我們每次才給這麼這麼點稿費。我在心裡大致算了一下，嚇了一跳——他說的那金額，相當於當時我好幾個月的收入。難怪在日本國稅局公布的高額納稅人名單中，司馬遼太郎連續多年都排作家類前列。
村井每次給我他們的《周刊朝日》雜誌，該雜誌上每期都有司馬遼太郎的《街道漫步》等文字。我不但由此接觸不少司馬文字及其作品，還因與村井他們的交流，對其人其事幾乎每周都有耳聞。如此狀況，一直延續到1996年司馬遼太郎去世，村井本人也調轉到《朝日新聞》東京本社為止（村井重俊《街道隨行——司馬遼太郎責編六年》，朝日新聞出版社，2008年）。
既有如此「特殊」關係，所以當北京貝貝特楊曉燕編輯跟我談及翻譯司馬作品一事時，我直覺得有一種命運的安排，甚至也覺得是一種應盡的義務。因為我從村井那裡知道了很多有關司馬遼太郎的事情，而我當年貧窮的留學生活，甚至也有一份司馬遼太郎的間接資助（從某種意義上說司馬是村井的工資來源）。所以我很痛快地便答應了這個工作。
但是真正翻譯起來卻發現很難。
學過日語和漢語的人都知道，日語是「黏著語」，漢語是「孤立語」，語法系統完全不同。日語文章一句話可以分為幾段而意思不斷，而漢語如果照樣分段，那將支離破碎，無法閱讀。司馬遼太郎與日本一般作家同樣，大量使用這種黏著分段。若照葫蘆畫瓢直譯成中文，其可讀性將大大降低。
語調上也有難度。司馬因為是給一般大眾讀者寫的，他的讀者對象決定了他必須尊重大眾讀者的閱讀習慣，決定了他必須使用人人都懂的白話。但因為寫的是歷史故事，有時又不得不使用古語語調。所以不論主人公說話或敘述語言也都是時而大眾語調，時而古語語調，所謂現代口語和古文並用。再加上原著最初是邊寫邊在雜誌連載的，所以可以想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語氣上並不完全統一。
為此，我只好在初譯完後，又重新改譯一遍，使其在中文文本上達到一定的語氣一致，達到一定的可讀性。我翻譯時更重視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重視司馬遼太郎寫法的神髓，摒棄了簡單的直譯，對原著的語言風格和分段等進行了一定的調整。若有方家批判本書翻譯語言風格與原著語言風格不同，本人甘願接受。
翻譯既已完成，下邊就應該簡單介紹一下《新史太閣記》（本書日文版書名）以及司馬遼太郎的情況了。
《新史太閣記》寫的是日本歷史上最為不可思議的一個人物——豐臣秀吉的發家史。豐臣秀吉本是一個窮得連名字都沒有的叫花子，沒有任何身世背景，跟任何豪門貴族，甚至鄉紳地主都沾不上半點邊，想造假都造不出。但就是這麼一個人物，因為種種原因，後來卻能在日本戰國亂世中露出頭角，以至於最後結束戰亂，統一稱霸天下。如此空前絕後的人物，日本歷史上眾多的史學家、文學家都表示出極大興趣，留下許多有關此人的傳記等作品。如此人物，司馬遼太郎當然不會放過。司馬遼太郎在他的歷史小說寫得爐火純青的1966年開始在新潮社《小說新潮》月刊上連載《新史太閣記》，直到1968年3月結束。連載結束後新潮社馬上就分上下出版了單行本，後又收入袖珍版新潮文庫。1972年另外一家出版社「文藝春秋」出版《司馬遼太郎全集》時，收入全集第17卷（尾崎秀樹《司馬遼太郎的世界〈新史太閣記〉——人生的演出家——》，《司馬遼太郎全集》第17卷《新史太閣記》，文藝春秋，1972年）。連載雜誌、單行本、文庫本、全集本這些林林總總的版本全加起來，其銷售總數當在三百萬部左右。司馬遼太郎厲害，就這還不算他的銷量大哥大。據統計，他還有幾部作品銷量超過千萬，甚至有超過兩千萬的（《讀賣新聞》2010年1月1日廣告稱《龍馬行》2400萬部、《坂上之雲》1900萬部）。兩千多萬是個什麼概念？日本人口一億兩千多萬，也就是說六分之一的人都買過。如果再算上在各地各級圖書館被借閱的……媽呀，該用「我暈」了！
但是日本社會對司馬遼太郎褒貶不一。最多的當然是堅挺的鐵粉們。鐵粉們甚至把司馬遼太郎的小說作品當做歷史事實看——雖然司馬在很多場合強調自己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以至於日本社會出現「司馬史觀」一詞（鳩田小彌太《司馬遼太郎 人間的大學》，PHP研究所，1997年）。對此，很多有識之士多有詬病。他們大篇幅地討論司馬作品如何歪曲歷史事實，如何不真實。識者特別批判的是司馬有關日本近代歷史的小說。比如《坂上之雲》等作品，許多近代史研究家指出其曲解歷史，美化侵略行徑，鼓吹所謂明治精神等（高井弘之《謬誤連篇的〈坂上之雲〉——論司馬遼太郎美化明治日本的欺詐術》，合同出版株式會社，2010年）。
司馬遼太郎的歷史小說能如此被人熱議，其實正說明了他的成功和影響。不過作為一個作家，他首先是一個文學家（而非歷史學家），他本沒有嚴謹治學的義務和責任。而且他寫的是小說，他所取捨的歷史現象和細節等，無不經過他作為一個作家的特殊濾色鏡濾過。比如其所著小說多在主人公完成主要使命時突然結束，很少寫完主人公生平。《新史太閣記》同樣，在豐臣秀吉成功懷柔德川家康，稱霸天下指日可待時突然終結，並未繼續描述豐臣秀吉統一天下，大權在握後剛愎自用、殘殺無辜、侵略朝鮮等人生後半的各種愚蠢行為。但因為他睿智，因為他淵博，因為他講歷史故事引人入勝，因為他的寫法常常類似彼司馬（即司馬遷），有些歷史記錄風格，所以造成很多人幾乎毫不懷疑地把其作品當做歷史事實看，以至於連上述那些歷史研究家都掉進他設計的圈套，把他的小說當做史書批評（中塚明《司馬遼太郎的歷史觀——試問其「朝鮮觀」及「明治榮光論」》，高文研，2009年）。
司馬遼太郎這名字乍看有些人（包括一些日本人）以為是真名字，其實是他的筆名。司馬本名為福田定一，大阪生、大阪長、大阪學、大阪住，直至1996年2月大阪死。如此固守大阪（近畿地區）之人，在著名人物中其實不多。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異常集中，特別是出版文化，基本都集中在東京。大多地方上的人出名後都上京（東京）謀求發展。但是司馬除年輕時因被招當學徒兵曾被派往中國大陸參加戰爭時期以外，幾乎終生（特別是出名後）沒有離開過大阪。
司馬遼太郎1942年入大阪外國語學校（後為大阪外國語大學，現為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院）蒙古語專業，但實際上他似乎並不大喜歡學校的學習，而是把大部分時間用於讀書。據他自己回憶，當時特別心醉於俄羅斯文學和司馬遷的《史記》。特別是《史記》對他震撼很大，他認為「《史記》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夢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此才能，寫出如此水平的大作。因為嚮往，也因為自嘆不如，他後來竟借司馬遷的姓給自己起筆名「司馬遼」。「遼」為「遼遠」之意，取義為「自己是一個遠不及司馬遷的人」。只是覺得「司馬遼」太像中國人名，便加上日本男子常用「太郎」一名，所以才有了今天大名鼎鼎的「司馬遼太郎」（司馬遼太郎《遼遠的司馬遷》。見《司馬遼太郎所思所想》第2集，新潮社，2001年）。
他日後的思想以及觀點形成與戰爭體驗關係極大。1943年，正在上學的他被招為學徒兵，44年被派往中國大陸戰場，入「四平陸軍戰車學校」學習操縱坦克。但因成績不佳，最終未能直接參戰，遂有幸被調回日本，撿回一命。複員後幾經周折，司馬入《產經新聞》報社做記者，常駐京都記者站。遂多有機會與京都大學著名教授桑原武夫等大學者交往，為後來創作歷史小說積累大量知識及靈感。（以上參見司馬遼太郎《司馬遼太郎所思所想》叢書，新潮文庫，新潮社，2004年至2006年）
司馬遼太郎從記者時代起便開始發表作品。1958年他第一次以「司馬遼太郎」筆名出版《白色歡喜天》，此後一直使用這一筆名。1960年因《梟城》一作獲當年直木文學獎。一年後他辭去記者一職，回家當起職業作家來。司馬當初多著傳奇小說，也曾著推理小說，1962年以後才專註於創作歷史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