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介紹我認識了小雜貨鋪的老闆安德烈·捷連科夫。他的鋪子隱蔽在一條貧窮偏僻的街道的盡頭，在堆滿垃圾的溝壑上面。
捷連科夫一隻胳膊殘疾，面容和善，留著淺色的鬍子，有一雙聰慧的眼睛。他家裡有一個全城最好的圖書室，裡面有不少的禁書和孤本。喀山許多學校的大學生和各種抱有革命情緒的人都要借用這些書。
捷連科夫的小鋪子就在一個搭出來的矮房子里，與銀幣兌換商閹割派教徒的房子相連。小鋪子的門通向大房間，大房間只靠一扇朝院子開的窗戶送來微弱的亮光。大房間過去是窄小的廚房，廚房後面，在矮房子與大房間之間的陰暗走廊的拐角處，隱藏著一個包房，那個秘密的圖書室就在這裡。圖書室里的書一部分是用鋼筆抄錄的，釘成厚厚的本子，像拉夫羅夫的《歷史書簡》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皮薩列夫的一些論文 ，還有《沙皇即飢餓》 《狡猾的圈套》 ——所有這些手抄本都被翻破揉壞了。
我頭一次到小鋪時，捷連科夫正忙於招待顧客，他朝通向大房間的門對我點點頭，我走進房間，在昏暗中看見屋角里跪著一個小老頭，模樣很像謝拉菲姆·薩羅夫斯基。他還在虔誠地祈禱。看見這個小老頭，我心裡有一種不舒服的抵觸的感覺。
我聽人家說，捷連科夫是民粹派。在我的觀念中，民粹派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應當信上帝的。我覺得這位向上帝祈禱的小老頭在這個房間里是多餘人。
祈禱完了之後，他仔細地撫平自己的頭髮和白鬍子，端詳著我說：
「我是安德烈的父親，而您是誰呢？原來是您？我還以為是個喬裝的大學生哩。」
「大學生為什麼要喬裝呢？」我問道。
「是呀，為什麼要喬裝呢？」老頭小聲應和道，「其實隨便您怎樣喬裝，上帝都會認出來的。」
他走進了廚房，我則在窗口邊坐下來，沉思著，忽然聽到一個聲音：
「瞧，他就是這樣子！」
廚房門框邊站著一位穿白衣裳的姑娘，淺色的頭髮剪得短短的，蒼白而浮腫的臉上有一雙含笑的藍眼睛，她那模樣兒很像是粗劣彩色畫上的天使。
「您幹嗎吃驚呢？難道我是那麼可怕嗎？」她用尖細發顫的聲音說道，手扶著牆壁，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走過來，好像她不是走在堅實的地板上，而是在懸空的、搖擺不定的纜索上。這種不會走路的樣子，使她顯得更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顫抖著，好像腳底下扎進了許多針刺似的，牆壁又燙著她那浮腫的手，手指頭則奇怪地僵硬得不能動彈。
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面前，心裡感到極端狼狽和揪心的憐憫。在這個陰暗的房子里一切都是異乎尋常的！
姑娘在椅子上坐下來時是如此小心謹慎，好像害怕椅子會從她的身下飛走。她天真無邪地告訴我，她開始行走只有四五天，這之前幾乎有三個月都躺在床上，手和腳都癱瘓了。
「這是——神經麻痹症。」她微笑著說。
我記得，當時我很想聽到她的病狀有另一種解釋，因為對於這樣一個姑娘，又住在這樣奇怪的房間里，只說她是神經麻痹症——這也太簡單了。她的房間里一切東西都膽怯地緊偎著牆壁，而在聖像前的一角卻過於明亮地點燃著一盞神吊燈，神吊燈的銅鏈子的影子，無端地在大飯桌的白桌布上爬動著。
「人家對我談過許多有關您的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是怎樣的一個人。」她的聲音很尖細，聽來像是小孩子說話。
這個姑娘用令人難堪的目光打量著我。在她的藍眼睛裡我看到了一種穿透一切的東西。跟這樣的姑娘我不能、也不會說什麼話，只有默默地望著牆上掛著的赫爾岑 、達爾文 、加里波第 的畫像。
一個跟我同樣年紀的小青年從小鋪里走出來，淡黃色的頭髮，一雙放肆的無禮的眼睛，跑進廚房去時，沙啞地喊了一聲：
「你怎麼爬出來了呢，瑪麗婭？」
「這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謝，」姑娘說，「我在產科學校學習，可現在病了。您幹嗎不說話呢？您感到拘束嗎？」
安德烈·捷連科夫走了進來，他把那隻殘疾的手塞進腰裡，用另一隻手默默地撫弄著妹妹的柔軟的頭髮，把頭髮弄得很亂，然後問我要找什麼樣的工作。
後來又來了一位火紅色捲髮的姑娘，身材勻稱，有一雙發綠的眼睛，她嚴厲地看了我一眼，便拉著白衣姑娘的手說：
「看夠了，瑪麗婭！」
她把她帶走了。
一個姑娘叫這種成熟女人的名字，不大合適，太刺耳。
我也走了，心裡有一種莫名的激動。可是過了一天，我又坐在了這個房間里，試圖弄明白，這家人是如何生活的。他們的生活很奇怪。
那個親切、溫和的老頭斯捷潘·伊萬諾維奇，臉色蒼白，全身透亮，坐在角落裡，靜靜地微笑著，翕動著黑色的嘴唇，好像是在懇求說：
「你們別來碰我！」
他成天像兔子一樣生活在恐懼中，生怕大難臨頭。這一點我非常清楚。
一隻手殘疾的安德烈穿一件灰色短上衣，胸前沾滿了油污和干硬得像樹皮一樣的麵粉疙瘩。他在房間里側著身子走路，負疚地微笑著，就像是一個做錯了事剛被饒恕的孩子。幫他賣貨的弟弟阿列克謝是個又懶又笨的青年。三弟伊萬在師範學院念書，住在學生宿舍里，只有假日才回家，他個子矮小，衣服整潔，頭髮梳得光亮，像一個衙門裡的老官吏。生病的瑪麗婭住在閣樓上，很少下來，一旦她走了下來，我就覺得不舒服，好像被一條看不見的繩子捆住了似的。
捷連科夫一家的家務是由那位與閹割派教徒房東同居的女人料理的，她是一個又高又瘦的婦女，一張木偶似的臉，一雙兇狠的像修女一樣嚴厲的眼睛，她的紅頭髮的女兒娜斯佳也經常在這裡轉來轉去，每當她用綠色的眼睛看男人時，她那尖鼻子的鼻孔就會不停地翕動起來。
不過，捷連科夫家的真正的主人卻是喀山大學、神學院和獸醫學院的大學生——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們一心關懷俄國人民，擔心俄國的未來，每當讀到報紙上的某些文章、書本上的某些論斷，聽到城裡和大學裡發生了什麼事件，他們就情緒激昂地當晚從喀山的各條街道跑到捷連科夫的小鋪子里來，展開狂熱的爭論，或者就在一些角落裡竊竊私語。他們帶著厚厚的書本，用手指戳著書頁的內容，互相大喊大叫，各自論證著自己喜愛的真理。
誠然，我不大明白這些爭論。在那些滔滔不絕的話語里，真理已經像窮人家菜湯里的油星那樣稀少了。有些大學生使我聯想起伏爾加河沿岸的教派信徒中那些食古不化的老頭子。不過我也明白，眼下這些大學生，他們的本意是要改善生活的，雖然這種真意被他們滔滔不絕的空話沖淡了，但也沒有完全被淹沒。他們想要解決的任務我是明白的。我自己也很希望能順利地解決這些任務。我常常感到，在這些大學生的話語中鳴響著一種我沒能說出來的思想，而且我對這些人的喜歡達到了發狂的地步，就像一個囚徒被許諾獲得自由那樣。
他們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塊可以做成一件不尋常物品的木料一樣。
「一塊天生的好材料！」他們都這樣介紹我，並帶有一種驕傲，好像街上的頑童在路上拾到一枚五戈比的銅板拿給別人看似的。我不喜歡人家把我稱作「天生的材料」和「人民的兒子」，我覺得我是生活中的不幸者，我有時感到，我的智力發展也受到指導者的壓制，比方，我在書店櫥窗里看到一本名為《箴言與格言》 的書，我很想讀讀這本書，便去向神學院一個大學生借閱。
「真有你的！」這位腦袋像黑人、卷頭髮、厚嘴唇、說話尖刻的未來的大主教譏諷地大聲說道，「老弟，你這是胡鬧。人家給你什麼你就讀什麼，不適合你的，你就別到處亂抓！」
這個教師的粗暴的腔調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後來當然買了這本書，一部分錢是我在碼頭上打工賺來的，另一部分錢是我向安德烈·捷連科夫借的。這是我買的第一本嚴肅的書，這本書我至今還保存著。
總而言之，人們對待我是相當嚴厲的。有一回，我讀過《社會科學入門》 後，覺得作者誇大了游牧部落對組織人類生活的作用，而對有進取心的流浪人和狩獵人貶得過低，我把我的懷疑向一位文科大學生講了，這位大學生在其女人似的臉上裝出一副威嚴的樣子，整整一個鐘頭對我講述了「批評權」問題。
「為了得到批評權，就必須信奉某種真理；您信奉什麼呢？」他問我。
他甚至在街上走路時也讀書——用書蓋住臉在人行道上走，常常撞到別人。他患斑疹傷寒躺在閣樓上也還在叫喊：
「道德應當在自身中把自由與強制因素調和起來。調和……和——和……」
這是一個柔弱的書生，由於長期吃不飽飯，身體慢慢地垮下來了，加之他固執地追求永恆的真理，弄得更加身心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