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裡死了人，縣裡的偵訊官和醫師到下面了解情況，農村的愚昧、落後和野蠻讓他們觸目驚心。整篇小說中瀰漫著一股「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的反抗氣氛。
綏沃涅亞村死了人。法院的代理偵訊官和本縣的醫師一起坐上雪橇，準備趕到那裡去驗屍。路上，他們遇到了暴風雪，繞了很久的路，才在天黑時到達目的地，而他們原本希望中午就能到那兒的。當晚，他們住在地方自治局的一間小木屋裡。巧合的是，那具屍體就擺在這間小木屋裡，死者里瑟涅茨齊是保險公司的代理人。三天之前，這個人來到綏沃涅亞村，暫住在地方自治局的這間小木屋裡。聽說他是開槍自殺的，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此之前，他還曾經叫人給他送過茶壺。小木屋裡的桌子上還擺著茶壺和各種冷盤。也就是說，他是在擺好這些東西之後才自殺的，這令許多人都覺得不可理解。所以，他們都懷疑他並不是自殺而死的。於是，驗屍就在所難免了。
醫師和偵訊官走進前堂時，先抖了抖身上的雪，又跺了跺腳。站在他們旁邊的是一位老人，這位老人是一名鄉村警察，名叫依利亞·羅賽利，他手裡正提著一個散發著濃濃的煤油味兒的小鐵皮燈，給他們照亮。
「你是幹什麼的？」醫師問老人。
「巡警。」鄉村警察回答，他在郵政局簽名時用的也是「巡警」這個名稱。
「證人呢？」
「大概都去喝茶了，老爺。」
右邊的房間很乾凈，是專為老爺準備的「客房」。左邊是個雜物間，裡面還擺了一個大爐子和一張高板床。醫師和偵訊官走進右邊那個乾淨的房間。鄉村警察把那盞小油燈高舉過頭頂，跟在醫師和偵訊官身後。這裡的地板上擺著一具長長的屍體，上面蓋著一條白色的床單，屍體旁邊是一張桌子。借著那盞小油燈的微光，還可以在那條白色的床單下看見一雙新的膠皮套鞋。屋裡一片寂靜，牆壁是烏黑的，再加上那張套鞋和那具一動不動的屍體，都給人一種陰森的感覺，令人非常不舒服。桌子上擺著茶壺，只是茶壺早已變涼。茶壺周圍還放著一些紙包，裡面包的也許就是人們所說的冷盤吧。
「死者為什麼會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裡開槍自殺呢？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醫師說，「既然他打算讓自己的腦袋吃槍子兒，那他就該把地點選在自己家裡，比如在自家的雜物間里。」
他沒有摘下帽子，也沒有脫下皮大衣和氈靴，徑直坐到了一條長凳上。他的同伴偵訊官則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這些神經病患者和神經過敏者，都是不折不扣的自私鬼。」醫師苦惱地說，「如果您跟一個神經過敏者住在同一個房間里，您會發現他可以無所顧忌地翻報紙，而不會擔心報紙發出的沙沙聲會影響到您；如果您跟一個神經過敏者一起吃飯，您會發現他可以旁若無人地跟他的妻子吵嘴。即便這個神經過敏者想要開槍自殺，他也會把地點選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屋，不然大家就不會有這麼多麻煩了。這些老爺呀，無論是在什麼情況下都只想著自己，根本不會替別人著想！正是因為這些人，我們這個時代才被老人們討厭地稱為『神經的時代』。」
「說到老人們討厭的事兒，那可多著呢，」偵訊官一邊說一邊打哈欠，「只是老人們並不全知道而已，就說現在的自殺吧，它跟以前的自殺還不一樣呢。從前的自殺者，基本上都是上流社會的人，他們自殺的原因無非是挪用公款什麼的。可是現在不同了，自殺者大多是那些對生活感到厭倦、苦惱的人……這兩種自殺，哪一種更好呢？」
「即便死者對生活感到了厭倦和苦惱，他也可以不把自殺地點選在地方自治局這間小木屋裡呀，您說是不是？」
「真倒霉，」鄉村警察說，「既倒霉又受罪。老爺，這兩天以來，老百姓都擔心得睡不著覺。孩子們哇哇大哭。擠奶的時候到了，可是女人們都嚇得不敢走進牛棚……她們害怕會在黑暗中看到那位老爺的靈魂。當然了，她們只是一幫娘們兒，愚蠢得很。不過，有些男人也同樣害怕啊。天剛黑，他們就不敢單獨靠近這間小木屋了，即使要靠近，也是成群結隊地行動。證人們也一樣……」
醫師是一個中年男子，名叫斯德爾齊科，他留著一把黑鬍子，鼻樑上架著眼鏡。偵訊官名叫勒仁，他的頭髮是淺黃色的。他剛剛大學畢業兩年，身上還帶著學生氣，看上去並不像一個文官。他們倆一言不發地坐在那兒沉思。他們很懊惱來得太遲了。現在，他們得坐等到天亮，而此時才剛過五點鐘。接下來陪伴他們的，將是漫長的傍晚和黑夜，還有煩悶、無聊、不舒服的床、蟑螂和寒冷。閣樓上和煙囪里傳出暴風雪的哀號聲。他們聽著一陣陣的哀號聲，覺得這一切都跟他們當初的期望和夢想相距甚遠。接著，他們想到了他們的同代人，那些人如今正走在燈光明亮的城市街道上，或是坐在書房裡看書，離他們好遠哪。噢，哪怕他們現在只能在涅瓦大街上徘徊，或是在莫斯科的彼得羅夫卡走一圈，讓耳邊迴響著動聽的歌聲，要不就是在飯館裡坐上一兩個小時，他們也知足了，並且不惜為此付出任何代價……
「呼——呼——呼——呼！」閣樓上響起暴風雪的歌聲，同時外面還不斷地傳來「砰砰」聲，好像是小木屋外的招牌在隨著暴風雪猛烈地搖晃。「呼——呼——呼——呼！」
「我不知道您有什麼打算，我也管不著您，反正我不願意留在這裡，」斯德爾齊科站起身說，「現在才剛過五點，我根本睡不著，我要坐車去外面一趟。馮·德伍涅茨就住在距離綏沃涅亞村不過三俄里的地方。我要坐車去他家，過了傍晚這段時間再回來。巡警，去給車夫傳個話，叫他不要把馬卸下來。您呢，有什麼安排？」他問勒仁。
「我也不知道，可是就躺在這裡睡覺吧。」
醫師裹了裹身上的皮大衣，出門去了。勒仁聽見他在跟車夫講話，接著鈴聲就響了起來，這意味著醫師坐著由凍僵的馬拉的車走了。
「老爺，您並不適合在這兒過夜，」鄉村警察說，「還是去那邊的房間住一晚吧。那邊雖然有些髒亂，但是住一晚也不打緊。我立刻就去莊稼漢那裡走一趟，去取一個茶壺過來，然後生上火，再給您鋪一些乾草，這樣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覺了。」
沒過多久，偵訊官就來到了雜物間，正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喝茶。鄉村警察羅賽利站在門口跟他說話。這位老人已經六十多歲了，他身形瘦小，還有點兒駝背，頭髮已經全白，淳樸的臉上掛著笑容，眼睛裡含滿了淚水，嘴裡就像含著糖塊似的吧唧響。他穿著短短的皮襖和氈靴，到哪兒都拿著一根拐杖。他看見偵訊官那麼年輕，顯然對偵訊官產生了憐惜之心，所以跟偵訊官說話時才會那麼親熱。
「鄉長菲德爾·瑪格里奇吩咐過我，要及時把區警察局局長或偵訊官到來的消息報告給他，」他說，「所以，我現在要走了……還要走四俄里路才能趕到鄉里，遇上這樣的暴風雨，趕到鄉里最快也得午夜。聽啊，外面呼呼響。」
「不用鄉長過來，他來了也做不了什麼事。」勒仁說，然後一邊好奇地瞧著老人一邊問，「老大爺，您當了多少年的鄉村警察？」
「多少年？整整三十年嘍。在廢除農奴制之後的第六年，我就開始當鄉村警察了。到如今有多少年，您一算就知道了。從那時起，我就每天東奔西走的，根本沒有假期。就算是在復活節那天，教堂里的鐘聲都響起來了，我也照樣得背著背包趕路，在地方金庫、郵局、警察局局長家、地方自治局、稅務局、執行處、地主老爺家或莊稼漢家之間跑來跑去。總之，只要是正教徒的家，我都去過，去給他們送郵包、傳票、稅額通知書、信件、各種單據或表格什麼的。沒錯，我的好老爺，現在時興一種表格。這種表格只需要填上數字就可以了，顏色有黃色、白色和紅色這三種。所有的老爺、牧師或富農，每年都得填個十來次，內容無非是種了多少、收入多少，比如黑麥、燕麥收了多少石或多少普特，乾草又有多少，還有天氣怎麼樣，就連各種蟲子的名字都要寫。當然了，他們想怎麼寫都可以，反正這只是例外公事。可是對我來說就不一樣了，我就到處去發表格，再把表格一份一份地收回來。就說眼前這位老爺吧，根本就沒必要給他開膛破肚。您心裡也明白，這麼做根本沒什麼用，只會弄髒您的手。可是，您還不是得照著規矩，辛苦地到這兒來走一趟？遇上這種事情，誰也沒有辦法。我這三十年，全都在為這些照規矩辦的事東奔西走。夏天倒還沒什麼，因為天氣既暖和又乾燥；可是到了冬天或秋天，可就有得受了，我還差點兒被凍死甚至被淹死呢。唉，什麼樣的苦我沒嘗過。我還遇到過壞人，他們埋伏在樹林里，搶走了我的背包；還有人打過我；官司我也打過……」
「打官司？為什麼？」
「詐騙。」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事情是這樣的。你認識文書賀里尚浦·克里科里耶夫吧？他把別人的木板私自賣給了包工頭，好從中騙錢。碰巧他打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