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母親茹志鵑留下的文字里，可了解一九四二年春夏至一九四三年春，她的行蹤。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母親正就讀聖經女子學校的美國校長回國去了，這所提供膳宿，學生多為孤兒的學校停辦，於是，我母親又無處可歸。這一年，應我大舅舅，即母親大哥茹茄之召，與她四哥茹志雄去往西天目山，進入浙西後方。
二〇〇三年盛夏，我尋母親足跡往浙江，卻是溯當年路線而行，第一到母親的最末站，武康，現今的德清縣。我母親先是抵西天目山，國民黨浙西行署下的「浙西民族文化館」，找到她的大哥，由她大哥安排進山腳下的杭余臨聯中插班讀書。不久，又轉去武康，落腳武康縣「民眾文化館」，再到武康中學插班就讀。武康中學今天還在，改名為德清二中，校舍全新，當然不會是舊址。校前有一條河，名「余英溪」，因上游有桃花，溪水載了落英流於此，意境很美。這一回尋訪，我是依《德清日報》社長張林華幫助，事前，張林華便找到當年與我母親同過學的兩位老人，至於「民眾文化館」，卻無任何蹤跡。
這天一早，從莫干山下來，直接往德清二中，見母親的兩位同學。兩位老人，一為汪祖鎔老師，一為余維英老師，直接間接地與德清二中有聯繫，這也是能找見他們的原因。汪老師就是本校的教員，是學校惟有的享離休待遇的職工，年輕的校長便敬讓著他，不時要受幾句排揎，再要謙恭地做些解釋。汪老師的胸懷很大，從全國到德清，都有關心和批評的題目。對往事的回憶，汪老師是宏觀地展開。他以為武康中學的歷史並非如公認始於一九三八年，而是應該從一九三七年，蘇州東吳大學附中搬至莫干山腳下的庾村算起。其時，日軍已燒毀武康縣城，但被京杭國道，即今日的一〇四國道阻住，不敢再進。於是，一個武康闢為兩半，東邊淪陷，尚余西邊山區。上海、杭州、嘉興等地，淪陷區的失業師生紛紛流亡到此地，與地方上開明人士，一同向國民政府要求辦學。因大半縣境被日軍佔領，沒了稅收，政府囊中空虛，便聯合鄰近幾縣，辦起一所補習小學，是武康中學的前身。學校給予淪陷區的學生學費膳宿全免，本地的仍需付費，依余老師回憶，大約每月五元「白洋鈿」，價值二百斤大米。所以，能夠供起的，多是較為富裕的家庭，且也是一樁艱巨的負擔。比如余老師，先是自己家供她讀，讀到付不出，停下，然後，定了親的未婚夫家再又繼續供她。余老師顯然不像汪老師的生活順遂，而是命運乖蹇。老伴原先是鄉村學校的校長，只為一句話：「初級社還能收出學費，高級社倒收不出了。」戴上右派帽子，罰去農場改造，全家則遣返老家，從此，便過著土裡刨吃的農人的生活。「文化革命」結束後，老伴平反覆職，就在德清二中教書，可惜好景不長，僅過幾年便得病去世。學校很仁義，將他們一個女兒調進學校做廚工，聊盡補償之心。余老師看上去體弱多病，實際卻比我母親年長，而母親已是故人了。大約是女生的緣故，余老師對當時的記憶，多是在日常起居方面，猶記得吃住的苦。一盆水在太陽下曬熱了洗臉；頓頓腌筍，一百多人一頓僅吃油一斤，一周吃兩回豆腐，算作打牙祭；學生要去安吉背米，還需上山砍柴。她對母親的印象集中在兩點，一是母親來自上海，個子很高，體魄也很大，她用手比試著母親的身量。二是母親每禮拜日都往縣裡去，她就感到奇怪，母親在縣裡有什麼人呢？母親去縣裡，是到我四舅舅處去。大舅舅安排母親就讀武康中學的同時，將四舅舅安排在《武康報》刻鋼板。這兩個細節被余老師反覆講道，雖然不多，可我以為十分靠實。汪老師的回憶是比較遼闊的，在細節上我卻不免生疑，似乎帶有想像的色彩。比如，他說：你母親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而我從未見母親寫過毛筆字。於是冷不防地測他一下：您看我與我母親像不像？他迅疾回答：不像，你母親臉架子與你兩樣，是見方的。他說得不錯。還有一點，則是兩位老師共同的印象，那就是母親的姓，「茹」，十分少見，引起大家的注意。母親留給他們的印象很淡薄，我想，一是因為同學時間短，二也是因為，顯然母親不太與人打攏。母親在他們描繪下，顯得很寂寥。
當回憶起學校生活，不由都變得奮然，他們一起誇讚老師的好。依余老師的話：生活是苦的，老師是好的。老師多是逃難過來的大學生，他們來到此地，逗留幾時，走了，然後又有新人來到。老師們從汪老師眼前歷歷走過：一位國文老師，教冰心先生的《寄小讀者》，還有一首詩，吟的是一個小姑娘采苜蓿的苦楚：「苜蓿頭，腹中飢；苜蓿頭，夕陽低。」又有一位老學究，教的是全套《古文觀止》，講一節，長衫下摸出酒瓶，喝一口。有一回，講到「秋水共長天一色」，忽拍案而起，疾呼：好啊！還有一名陳姓外語老師，學生們在他課上作弊，從校工處買出試卷，徹夜抄卷，第二日考堂上試捲髮下，竟是白紙一張，陳老師反身在黑板上寫——作一篇日記；某一學期開設了美術課，因從宜興來一美術老師，最擅長畫蘭花，方一開春，便以宜興口音拉長道：上山畫蘭花——在這浪漫的懷想中，汪老師忽就憶起民眾文化館，曾經組織過一次歌詠會，演唱《黃河大合唱》。
在母親就讀時期，武康中學究竟在哪裡這一點上，汪老師和余老師產生了分歧。余老師認為是在莫干山腳下的後塢，汪老師則堅持在曉村。而我寧可相信余老師，因汪老師是那麼一個富於激情的人，於事實就難免會有想像。不過，他們共同承認，其時校舍居無定所，經常搬遷，而無論搬到何處，莫干山上大禮拜堂裡面，由傳教士帶來的一架鋼琴，始終由十幾個學生抬了跟著學校走。這就和母親的記錄合上了。在一九四三年春，母親給上海女友的信中寫到過這架琴，十七歲的她這麼寫：「在春假中別的同學都回家去了，孤寂的我，在無家可歸的情形下只單獨地和一架鋼琴做著伴……」
在西天目山的尋蹤，必要從一個人說起，有時候，一段歷史得以存在，就取決於某一個人。這人名叫王國林，杭州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碩士，先在臨安市地方志辦公室工作，近日調入臨安浙江林學院。在我出發臨安之前，《德清日報》張林華已和《臨安報》報社聯絡幫忙，一到臨安市宣傳部，部里同志立即遞過一本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書名為《浙西戰時施政》，作者王國林。我要了解的天目山民族文化館和杭余臨聯中都辟有章節專門描述，包括我大舅舅茹茄在民族文化館的活動，可見出資料做得詳實。於是，找到王國林，就成首要之務，可是，王國林卻不知在了何處。林學院已經放假，家人說他去了杭州，卻不知住哪裡，又幾時才回，他也不用手機。看起來，家人對於他這樣一無音訊的外出已經很習慣。一邊商量如何找他，一邊議論王國林其人其事，忽為他的年齡起了爭執。一派人說他一九四六年生人，一派人說是一九五六年，並且翻開書中作者簡介一欄證明，「一九四六」派的則推開書，表示不足為信。一九四六與一九五六差距十年，如何錯得？等認識王國林以後，這個疑惑漸漸釋解了。
非常意外地，當晚九時許光景，王國林出現了。他著一條現如今不太有人穿的西裝短褲，足蹬塑料涼鞋，手臂與小腿曬得黝黑，暴出山民般很有力道的筋絡，鼻上架一副淺色塑膠架眼鏡，頂一頭白髮。就是這頭白髮，使他猛看上去有了歲數，其實呢，白髮下是一張年輕的清瘦的臉，目光澄澈，氣色勻和。千真萬確，他是一九五六年生人，今年不過四十七歲。他原是在浙江省圖書館查閱資料，方才到家。聽我要求陪往西天目山，他略表為難說，明日還要回去杭州，因為丟了手錶在那邊。人們問是不是塊名表，他羞澀道，表是一般的表，可卻是一直用著的，所以要去找回。部里同志答應打電話幫他找表，他又詳述了遺表的方位路線，方才放心留下。
我特別要去的地方有兩處，一是母親尋大哥落腳處，浙西民族文化館；二是杭余臨聯中。王國林對這些早已諳熟於心。前一處沒了蹤跡，當年行署舊址，如今只餘下一處「天目旅館」，現在也並不作旅館用。王國林的另一本書《轟炸東京》，敘寫一九四二年初，美國轟炸東京，飛機失事，飛行員降落浙西山區史實。其中錄用一張由美國方面提供的照片，飛行員在民族文化館紀念合影。從照片看，民族文化館是一座簡易的建築，茅草頂，竹木結構，二層樓高。後一處，杭余臨聯中，原校舍卻還在，地址舊稱青雲橋樟村，現名太湖源黃崗村。王國林特別囑宣傳部與那邊聯繫開門事項，那座大屋的歸屬挺複雜的，有一段做了廟，就要從宗教局索討鑰匙。次日清晨，《臨安報》便派車載我們前往。
將近西天目山，車下了高速公路，開進竹林掩映的窄道。青綠的竹，依了山勢起伏，偶爾破開一角，可見房屋人家。拐個彎，就進了樟村。汽車駛進村中空地停下，空地前就是一座高牆大屋，粉白的壁在炎日下亮得刺目。牆上一扇黑鐵門，果然掛了鎖，門柵上鑲兩個「佛」字，隔門望去，看得見屋宇底下，垂了幾條香幡。這時，空地上走來一個婦女，以闊大嘹亮的嗓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