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這個題目是因為讀到一篇文章，金性堯老先生的《憶蘇青》。文中有一節，是寫五十年代，金性堯老與蘇青所見最後一面，「她穿著一套女式的人民裝」，這套服裝確是出人意料，總覺著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個旗袍裝，也應當是蘇青，因為什麼？因為她是張愛玲的朋友。
蘇青是在我們對這城市的追憶時刻再次登場的，她是懷舊中的那箇舊人。她比張愛玲更遲到一些，有些被張愛玲帶出來的意思。她不來則已，一來便很驚人，她是那麼活生生的，被掩埋這麼多年幾乎不可能。她不像張愛玲，張愛玲與我們隔膜似乎能夠理解，她是為文學史準備的，她的回來是對文學負責。即便是在文學裡，她被我們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細節，再進一步抑或還有些環境的氣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夾著些脂粉氣，又夾著油醬氣的；從公寓陽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鬧哄哄，且又有幾分寂寞的；還有女人間的私房話，又交心，又隔肚皮。這些都是「似曾相識燕歸來」。可是，張愛玲卻是遠著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個，張愛玲和她的小說，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著距離，將自己藏得很嚴。我們聽不見張愛玲的聲音，只有七巧、流蘇、阿小，這一系列人物的聲音。只有一次，是在《傾城之戀》里，張愛玲不慎露出了一點端倪。是流蘇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裡，兩人機關算盡，勾心鬥角。冷戰時期，有一晚，在淺水灣飯店，隔著房間打電話，范柳原忽念起了《詩經》上的一首「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總覺得，讀詩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張愛玲。張愛玲的風情故事，說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這只是個說法，其實，是在那「死生契闊」中。那個時代的上海，確有著「死生契闊」的某種特徵：往事如夢，今事也如夢，未來更如夢。但這是旁觀者所看見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劍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薔薇薔薇處處開。張愛玲的聲音聽到頭來，便會落空，她滿足不了我們的上海心。因此，張愛玲是須掩起來看的，這還好一些，不至墜入虛無，那些前台的景緻寫的畢竟是「上海」兩個字。
蘇青卻躍然在眼前。她是實實在在的一個，我們好像看得見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說，這種虛構的體裁里，都可看見她活躍的身影，她給我們一個麻利的印象，舌頭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說敢作又敢當。我們讀她的文章，就好比在聽她發言，幾乎是可以同她對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馬路上定著的一個人，去剪衣料，買皮鞋，看牙齒，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熱熱鬧鬧。而張愛玲卻是坐在窗前看。我們是可在蘇青身上，試出五十年前上海的涼熱，而張愛玲卻是觸也觸不到的。
可是，我們畢竟只能從故紙堆里去尋找蘇青。說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為這五十年的風雲跌宕，有著驚人的變故，故紙堆也積成了山。許多事無從想像。即便從舊照片上，看見一個眼熟的街角，連那懸鈴木，都是今天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時的人和事，蘇青在眼前再活躍，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話是帶口音的，有些鄉土氣。那樣的上海話講述的故事聽都聽得懂，想卻要想走樣的。所以，當知道蘇青在我們身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驚得很，總覺得她應當離我們遠一些。張愛玲不是遠去了，她避開了穿人民裝的時代，成為一個完整的舊人，雖生猶死。蘇青為什麼不走？由著時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線，隔離著我們的視線。
蘇青的文字，在那報業興隆的年頭，可說是滄海一粟。在長篇正文的邊角里，開闢了一個小論壇，談著些穿衣吃飯，侍夫育兒，帶有婦女樂園的意思。她快人快語的，倒也不說風月，只說些過日子的實惠，做人的芯子里的話。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連光陰都奈何不了，再是歲月荏苒，日子總是要過的，也總是差不離的。當然，不是鑽木取火的那類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進步以後的，科學之外，再加點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階層，辛勞一日，那晚飯桌上，就最能見這生計，萵筍切成小滾刀塊，那葉子是不能扔的，洗凈切細，鹽揉過再潷去苦汁，調點麻油，又是一道冷盤；那霉乾菜里的肋條肉是走過油的。煉下的油正好煎一塊老豆腐，兩面黃的，再滴上幾滴辣椒油；青魚的頭和尾燉成一鍋粉皮湯，中間的肚當則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蘇青就是和你討論這個的。這種生計不能說是精緻，因它不是那麼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細算，為一個銅板也要和魚販子討價還價。有著一些節制的樂趣，一點不揮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樂趣都積攢起來，慢慢地享用，外頭世界的風雲變幻，於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認那些貼膚、可感的。你可以說它偷歡，可它卻是生命力頑強，有著股韌勁，寧屈不死的。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計，是培育芸芸眾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個底座。這樣的生計沒什麼詩意，沒什麼可歌泣的，要去描寫它，也寫不成大篇章，只能在報紙副刊的頭尾佔一小塊，連那文字也是用的邊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末節。
蘇青是有一顆上海心的，這顆心是很經得住沉浮，很應付得來世事。其實，再想一想，這城市第一批穿女式人民裝的婦女，都是從旗袍裝的歷史走過來，蘇青是她們中間的一個。不能接受的原因只在於，蘇青留給我們文字，使她幡然眼前，而其餘的人，都悄然淹於歷史的背後。所以我們就把蘇青的形象規定了，是舊時的裝束。再說，她又沒有給我們新的文字，好讓我們去揣度新的形象。說起來也是，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經歷和變故，雖說都是上下了歷史書的，只能是街談巷議，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釋，就有了傳奇的色彩，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上海歷史的傳奇性的意思，其實，每一日都是柴米油鹽，勤勤懇懇地過著，沒一點非分之想，猛然間一回頭，卻成了傳奇。上海的傳奇均是這樣的。傳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用，還須格外地將這日用夯得結實，才可有心力體力演繹變故。別的地方的歷史都是循序漸進的，上海城市的歷史卻好像三級跳那麼過來的，所以必須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實處，才不至恍惚若夢。要說蘇青聰敏勝人一籌的，就在這地方，她腦子清楚，不做夢。蘇青的文章里，那些識破騙局的人生道理，總是叫人嘆服。尤其是關於男人女人的，真是撕破了溫柔的面紗，一步步進逼，叫人無從辯解。
蘇青不免得罪了兩下里，男人和女人都要把她當敵人，但畢竟太過激烈，也流露出些言不由衷的意思。好像故意要把溫情藏起來，好使自己不軟弱。並且，一點鬆懈不得，稍不留意就會被打了伏擊。這就是獨立女性的處境，以攻為守的姿態。內心裡其實還是希望有男人保護的，她與張愛玲對談時，不是提出過標準丈夫的五條要則嗎？尤其是第五條，「年齡應比女方大五歲至十歲」，是希望丈夫如兄長的。只是知道現實不可能，也知道即便可能卻是要付代價的，便採取放棄。她既不要了，就有了權力批評。她比那些編織美夢迷惑自己的人要硬朗、尖銳，卻也少一些詩意。她是看得穿的，張愛玲也看得穿，張愛玲看穿了的底下是「死生契闊」，茫然之中卻冉冉而起一些詩意，是人的無措無奈因而便無可無為的悲和喜，是低伏的人仰視天地的偉岸而起的悲和喜，是有些悲極而喜的意思。蘇青的看穿卻有些看回來的意思。曉得做人是沒意思的，就挑那些有意思的去做，曉得人是有限的，就在有限的範圍里周轉，曉得左右他人沒有可能，就左右自己吧！都是認清現實，也都是妥協，張愛玲是絕望的，蘇青卻不肯，不肯也不是強命的不肯，而是直面的，在沒意義中找意義。但她不像冰心，在人世間能找到許多愛的。她的處境比冰心嚴酷得多，倒不是說處境不好，而是上海這地方做人的慾望都是裸露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愛」也不是沒有，而是顯得不實惠。所以，蘇青是不能靠「愛」來安慰，而是需要更實在的東西。因此，她也是不會如丁玲那樣，跑到延安找希望。連延安的希望於她都是渺茫的，她就是實到這樣的地步，只承認她生活的局部給予她的感受，稍遠一些，不是伸手可及的，便不被納入她的現實。像她這樣一個很少浪漫氣的人會做作家，也只有在上海，繁榮的報業成全了她，龐大的市民讀者成全了她。
說蘇青目光短淺不錯，她到底還是誠懇的，忠實於一個井底之蛙的見識。那些鋒芒只能氣人，還傷不到人。她對人世談不上有什麼大仇大恩、大悲大喜。只不過是一些負氣和興緻，這特別適合用於上海這個地方，用來對付眼前的人和事，最有效果，它占不了多少精神空間，是日常起居的形態。也別小看了它，它不過是從小處著眼，卻是能做出大事業的。上海這地方的高樓和馬路，哪一樁是精神變物質地變出來的？全是一磚一石壘起來的。你一進這城市，就好像入了軌，想升，升不上天，想沉，也沉不到底，你只能隨著它運行。理想和沉淪都是談不上的。有這兩樣的早晚都要走，張愛玲走了，蕭紅也走了。蕭紅的悲和喜都顯得太重了，在這裡有些用不上，